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摘要： 本文从西方话语下的“他者”视域与符号形象学视角入手，通过内容分析法和调查法，发现11—13岁新西兰儿童画中的中国人形象受西方影视动漫作品与自我投射的影响，呈现异域或个人特征明显的外在形象及以正向评价为主的内在形象。西方人解读儿童画时，典型的中国人形象以斗笠、长袍等符号为主，验证了西方塑造落后“他者”以强化发达“自我”的结论。虽然新西兰儿童比成年人对中国人的内在形象评价更为正向，但对于外在形象仍有刻板印象，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传统古老的“他者”形象仍在被西方塑造和加深。当前中国缺乏能从西方手中争夺正向话语权的文化符号与产品，东方话语下的“自我”形象尚待塑造。
关键词： 中国人形象；新西兰；儿童画；他者；刻板印象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the other”in western discourse and iconology，by means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survey method，it is found that the images of Chinese people in the paintings of New Zealand children aged 11-13 are a combination of external images with evidently exotic or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images with mainly positive evaluations，which are influenced by western films、TV productions and animations，and self-projections. Whilst the western adults view these paintings，they are prone to choosing the symbols such as hats and robes to represent typical Chinese images. Such an interpretation validate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west portrays the backward“the other”to reinforce the developed“the self”. Although New Zealand children have a more positive internal image of Chinese people than adults，they still have a stereotype of the external image of Chinese people，which to some extent reflects that the traditional and ancient image of“the other”is still being shaped and deepened by the west. Today’s China still lacks cultural symbols and products that can compete for positive discourse power from the west，and the image of“the self”under the Eastern discourse has yet to be shaped.
Key Words： Chinese image；New Zealand；children's painting；the other；stereotypes
近年来，中国和中国人的“走出去”受到了世界的更多关注。伴随着的，是悠久且从未间断的外国人对于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的构建。把握作为西方话语的“他者”形象有利于建构东方话语的“自我”并在形象传播中找到方向与路径。以往研究多从中国形象入手，大而宏观，但中国人形象是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甚至更为具体直观，以小见大。
目前有关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的研究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是形象“一负到底”
，探讨了西方媒体的文化霸权对于普通民众的话语控制和价值输出；第二是形象“先负后正”
，呈现了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对外形象逐步建立的历史进程；第三是形象“正负交融”
，反映当下在交流和霸权共建下更为复杂的表现。但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西方话语中的大国视角
，缺少同为西方话语下的小国视角。虽然近几年的研究在国别上有所丰富
，但对作为霸权的西方话语的研究仍不够全面。
为丰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区所共建的世界的、全球化的中国形象
的需要，本研究从与欧美“大国”同为西方话语的“小国”新西兰入手，考察中国人形象。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自媒体的兴盛，影视、动画等作品层出不穷，无论是受者还是传者，都需要对呈现的视觉符号有所了解。因此本研究中，笔者兼顾外在形象（外观和行为）与内在形象（具有社会属性的性格特征和道德情操）
，力图从包括视觉符号在内的多角度呈现中国人形象。
对中国人形象的研究以国内为主。国外研究不多，少量研究重点也在宏观的中国形象上，且多是华人作者。总之，对中国人形象的研究从学科上主要可分为两种：比较文学形象学和新闻传播学。二者均可分为纵向的时间线索
，以及横向的国别线索
，既有“自塑”也有“他塑”
[1]
。其中，作为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对象的文学作品是对“过去”的记录，在内容上也虚实结合，包含作者自身的“想象”，因此较难对当下的形象传播做出方向建议，同时外在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并不直观。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补充了这一不足，出现了以影视作品及新闻媒体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但是，文学作品背后是不同作者，影视、报道背后是不同媒体、媒介，多是从“意见领袖”角度对“官方”文本进行分析，缺少受众“反馈”。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他们逐渐从受众入手，对不同国家的民众进行调查。
但由于采样困难，多数被调查者是已经身处中国的外国人，而“是否到过中国”会影响其判断和评价
，他们与未到过中国的外国人的视角有所差别。尽管有学者为弥补这一不足，选取外国本土的外国人样本
，但这类研究仍属于少数。因此当前研究缺少受众视角的中国人形象，尤其缺少生活在外国本土的受众视角研究。
此外，在少量受众视角的研究中，几乎均为成年人数据，因客观原因被动忽略了儿童的“声音”。但儿童的观点是动态变化的，其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既有助于从更“纯粹”的视角审视中国人形象，又可以及时为建构形象提供参考。目前少数与儿童视角有关的研究主要以儿童读物
里中国儿童眼中的中国人形象
为主，缺少对外国儿童眼中中国人形象的研究。因此，本研究拟从作为受众的西方儿童视角着手，分析其眼中的中国人形象。
基于当前此研究的空白及笔者曾赴新西兰担任汉语教师志愿者的经历，提出第一个研究问题：
11—13岁新西兰儿童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是什么？
前文提到本研究兼顾外在形象与内在形象。因此，为使外在形象更为直观且尽量消除儿童的“被调查感”，笔者让儿童以绘画代替问卷，反映内在想法。
选用11—13岁儿童的画作，是因为该年龄段儿童在绘画上开始处于写实阶段
，在生理上有能力用笔触描绘心中所想，而非杂乱无章。心理上又处于想象与现实交叉的过渡期，他们画出的中国人形象或许更为完整。但儿童画中展现的儿童的想法不是凭空出现的，或许也有成年人想法的影子。由此，儿童与成年人均属于受众，本研究希望通过画作检验更广泛受众视角下的中国人形象，以便获得更受西方人普遍认可、产生共识的中国人形象，为对外传播提供借鉴。因此，为检验画作获得的中国人形象是否不只是该地区该年龄段儿童特有的想法，即该形象是否能在同处西方语境下的西方人眼中产生共识，提出第二个研究问题：
西方人解读儿童画所形成的对典型中国人形象的共识是什么样的？
因此第一个问题是针对儿童画探究中国人的外在形象，同时试图找到形成这种外在形象的原因。第二个问题则是通过调查西方人对儿童画的解读，首先回答被解读的儿童画中人物的内在形象是什么样的，再回答在西方语境下有共识的中国人形象是什么样的。
需要强调的是，之所以要让西方人去解读这些儿童画，是因为他们和新西兰儿童一样，同处于西方文化背景。符号互动理论说明，“中国人”作为西方的“他者”想象，通过同为西方文化背景的人解读更容易了解其文化背景下同一意义的流动，减少文化误读，尽量还原儿童画中想表达的情感，关注到笔者或会忽略的典型的中国人形象或符号。
因此，中国人的形象先由儿童画出，再由被调查者解读，即可获得经过“双重认证”后产生共识的典型的中国人形象。
笔者在第一堂课收集材料，让学生在自由状态下创作，以“想看看他们知道关于中国的哪些东西”为由制定任务，即：（1）Draw a Chinese person（画一位中国人）；（2）Write or draw whatever you can think about China（写下或画下任何你觉得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并强调没有对错之分。最终收集A4纸300张，其中118张以人物画像为主（有的画中有多位人物，共有138幅人物画像），辅以小图画（非人物）或文字，另外182张以文字为主，辅以小图画（非人物）。
本研究主要基于“他者”视域，结合萨义德“东方学”的概念
，即关于东方的一切负面表述均是西方为“自我”的正面形象做衬托。西方“自我”想要言说“他者”，但在言说“他者”的同时，趋向于否定东方“他者”
。长此以往，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中，会逐渐形成对于东方形象的刻板印象。因此，李普曼的刻板印象理论也是本研究的切入点，借鉴刻板印象的测量角度，添加新西兰的样本，丰富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的认识。
此外，“所有对形象的接受都是一个符号化、片面化的刻板成见”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胡易容认为，如今作为文本形式的文字，在形象学研究上已被“图像”消解。换句话说，传统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已不足以囊括如今丰富多彩的视觉符号。有学者将这种新媒介样态下的文化传播研究称为符号形象学。本研究从符号形象学角度讨论，验证巴柔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认为的，形象源于“自我”和“他者”“本土”和“异域”的自觉意识中，是把“他者”形象解读为“自我”的投射或文化利用，成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又如赵毅衡所说，“符号是意义活动（表达与解释意义）的独一无二的方式”
。画作中的外在形象就是本研究入手的非言语符号，以此探究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借助对这一形象的认知，为完善塑造“自我”形象提供参考。
首先，运用刻板印象内隐测量常用的自由联想法。即对被试者（即中国人）以词作为刺激，不提供线索让其联想，获取其浮现的认知
。通过画像尽量收集新西兰儿童眼中的中国人外在形象和与中国有关的联想。
其次，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收集回来的画像和文字内容做编码整理，得出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形象符号特征，并试图寻找形象原型，对影响新西兰儿童对中国人形象的想象的媒介接触路径进行分析。
最后，运用调查法。从全部画像中挑选出较为完整的作品，附以研究刻板印象的27个形容词，整理成问卷，在线有偿发放给西方人填答。被调查者做出对每幅画中人物内在形象的评价（即按第一印象从27个形容词中勾选任意适合画中人物的词），随即对每幅画中人物的国籍进行填答。经此步骤获得对画像的内在形象解读。
本研究的目的：一是探索理论的适用性。检验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人形象的刻板印象，考察新西兰儿童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是否有所不同。二是提炼形象的普世性。从受众视角以及比文字更多元的具像化形象，整理出西方人眼中有共识的更为具象的中国人形象。三是丰富绘画的研究性。以往对于儿童绘画的分析常立足于儿童绘画心理学，探讨内在性格特质，但绘画本身作为图语，也是儿童认识世界并进行交流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本研究中对于儿童绘画的解读不在其内在心理，而是借由“单纯”的表达，理解儿童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四是提供数据的多样性。新西兰是较早与中国建交并且是第一个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而在对大洋洲的取样中常被邻国澳大利亚“占尽风头”
，因而数据较少。因此，本研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充新西兰人对中国人形象评价的研究，丰富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与了解。
值得说明的是，本研究采用儿童画进行分析，或许有人会质疑儿童画作过于幼稚粗糙，不足以加以分析，没有说服力。事实上，除非“接受训练与指导，否则儿童的绘画水平会停滞不前保持至成年”
，也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儿童画在画面质量上与成人画无太大异处，因此画面本身的粗糙或精致并不影响内容的表达。而在内容表达上，因为儿童绘画中的符号创作没有成人的那种受社会强加给自己的符号制作与惯性的影响
，所以它适用于完全社会化的人以及同文化的人，也往往为“纯粹”的符号生产提供了最佳的样式。在视觉分析中，画面是表达内容的符号，不少研究的采样也来自儿童画。因此，儿童画恰恰反映了成人的“原初”认知，是更根本的部分，这也是本研究的独特之处。
笔者参考广告图片中人物形象分析清单
与游戏、动画中虚拟人物设计的基本流程逻辑，整理内容分析编码框架，同时借鉴克瑞斯（Kress）的视觉语法框架部分内容辅助分析。
在138幅人物画像中，全身像最多（63.8%），其次为头像（15.2%），之后是半身像（10.1%）与胸像（9.4%）。全身像虽能描绘更多部位，展示不同动作，但其中有34.1%的火柴人。可见部分儿童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视觉上的形象认知与想象的，甚至是没有相关概念的、陌生的，也就相应地缺少对细节的表达。同时由视觉语法中的社交距离分析，全身像较多，代表距离较远，展现更为客观，更符合社交距离，同时也说明与画中人物不够亲密，较为陌生。
面部是儿童表达情感意义的重要载体。
据统计，画面表情以笑为主（占68.1%：大笑有20.3%、微笑有47.8%），画中女性笑容略多于男性。整体可见儿童眼中的中国人普遍是快乐的、亲和的。这大概与儿童天真无邪的特性和其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尚未经过大量西方媒体的过滤有一定关系。
但面部表情不只有积极的，也有消极（如愤怒）的表情（占5.8%），主要呈现在男性或中性人物上。实际上，结合有愤怒表情的人物的肢体动作可以发现，其动作均是在做与武术、功夫有关的事情，因此也可以解释为用力的、严肃的表情。
在人物动作中，以武打动作、双臂垂立、双手合十和挥手依次为出现频次较高的动作类型。其中，双臂垂立较为日常，武打动作是因为中国功夫的流行而深入人心，双手合十则更显平和，而挥手也可显示友好。综合而言，武打动作是体现中国人与众不同之处，笔者结合日常观察，发现儿童接触到的影视作品对其影响较大，如图1、图2所示。
图1 儿童画与电影《功夫梦》（左）、《龙威小子》（右）
图2 儿童画与动画片《降世神通》
很多儿童分不清功夫、空手道、武术等。只要是武打动作，有类似图中的装扮则会被认为是中国人，功夫也成为体现中国人特点的元素。虽然电影名 The Karate Kid （直译《空手道小孩》）中的空手道起源于日本，但译名却是“中国风”的《功夫梦》《龙威小子》。同样因功夫而被儿童熟知并体现在画中的是美国动画片《降世神通》，它东方色彩浓厚，以神秘的功夫探险为线索。这些影视作品会不断加深儿童将功夫与中国人画等号的印象。
人物面部描绘中对于眼睛的特点表现较为突出。以扁梭形眼与吊眼梢为主，如图3。这与19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描述相同
，这种刻板印象也一直保留在影视作品中。借用视觉语法框架分析画面视角，发现除表现动作的侧身外，眼睛绝大多数为平视，与观者视线相平，这表达了儿童客观与正视的态度。
图3 儿童画与动画电影《花木兰》
此外，人物着装虽数量不多但也有鲜明特点。传统服装略多于现代服装，其中配饰以斗笠最为明显。斗笠的佩戴数量以中性人物居多，而斗笠的使用也不分性别，因此它成为代表中国人特征的主要表达方式。
其实，中国人戴斗笠的形象很早就出现在1986年的美国电影《妖魔大闹唐人街》中，如图4。电影中既有斗笠也有功夫，加之身着传统服装，可谓是把中国人形象“标准化”地按照元素逐一拼凑。近些年火热的《功夫熊猫》也是如此，叠加多重中国元素。虽然斗笠实际上并非只有中国人戴，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很常用，甚至更为常用，但是在影视作品中，当斗笠常作为“功夫高人”隐藏长相的道具出现时，或许令儿童印象深刻，并借由“功夫”与中国人连接，成为识别中国人的一个明显特征。
图4《妖魔大闹唐人街》（左）与《功夫熊猫3》（右）
电影《妖魔大闹唐人街》出现在20世纪，也是西方建构的东方“他者”以傅满洲似的邪恶妖魔形象盛行之时。傅满洲的外在形象即当时的满大人形象，在此之前的清朝前期金钱鼠尾发型，是19世纪末的美国反华作品中中国人的典型特征。儿童画中也呈现了傅满洲“八字胡”（如图5）以及金钱鼠尾发型（如图6）的特点。
图5 含有八字胡的儿童画与傅满洲的影视形象
图6 儿童画、西方画报与“离开地球”智力玩具中的清朝前期金钱鼠尾发型
事实上，儿童画中的人物虽具有傅满洲或反华作品特征，但表情却更为和善。或许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其背后的政治色彩，而没有从主观上带有早期被西方建构的负面内涵。或许可以说，吊眼梢、斗笠、八字胡等特征明显的符号并非对中国人的贬低，而是新西兰儿童用以区分自身、用典型特征体现“异域人”的客观事实。此外，整理画像以外的文字部分发现，频次靠前的内容同样是传统或异域元素明显的（如：长城80次、龙77次、熊猫58次、饺子47次、面条44次、筷子44次、中国新年43次），或许正是这类“不日常”的内容才令他们印象深刻。
上文提到，人物画像中既有传统服装也有现代服装。着现代服装的有两类：一是人物包含前文提到的“典型”特征（如吊眼梢），这反映出儿童将现代中国人与印象中的“典型中国人符号”相结合；另一类则没有“典型”特征，均以现代特征为主，甚至基于自我投射。
画像中，直发、齐刘海与单丸子头出现居多。就直发而言，属于中国或亚洲人以及新西兰土著毛利人共有的特征。而画像中饱满靠前的丸子头与现在中国常见的丸子头发型或古代发髻不同，更与新西兰儿童自己的发型十分相似（如图7），因此推测是儿童在画像时的自我投射。
图7 儿童画与新西兰儿童的丸子头
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巴柔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观点，即“他者”形象某种时候确为“自我”的一种投射。由于对中国人形象的陌生，新西兰儿童在画中国人形象时很难脱离对自身的想象，而无意识地画了自己。
此外，儿童对中国人形象的“了解”有时较为模糊甚至混淆。如图8，由于日常接触日漫，对于忍者印象深刻，而忍者会“功夫”，或许让部分儿童误以为忍者形象是中国特色。同时，画像中不乏日本相扑人物形象，可见某种程度上，儿童较难分清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特征差别。因为对于儿童来说，都是异于自己的文化特征，至于各自有哪些差别，他们或许并不在意，只要有让其感兴趣、有新鲜感的“动作”或不常见元素即可。
图8 儿童画与动漫《火影忍者》
同样在日本动漫中，双丸子头居多是日本人对于中国女性发型的固有印象。
图9中儿童画里的双丸子头和齐刘海也体现了这点。因此，结合了解到的新西兰儿童对日本动漫的喜爱，可以看出，新西兰儿童对中国人的印象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
图9 儿童画与动画《魔卡少女樱》中国人角色李莓铃
儿童的文化水平有限，且在图书馆能获取到的与中国有关的书籍版本老旧，也多以古代文化为主，因此对中国和日本甚至对整个亚洲都了解甚少，以至于其笔下的形象模糊不清。而儿童日常接触影视动漫较多，从美国动画、电影或日本动漫中了解到的中国人，始终是西方话语下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其中吸引人的神秘东方色彩和武打元素或许就是西方有意为“他者”反复塑造与强化的，像是某种程度上的“马太效应”，即受众喜欢神秘的、非日常化的异域元素，该类内容就被反复呈现以刻画中国形象。目前来看，西方塑造的“他者”形象对西方而言仍是“成功”的。儿童或许只记住了神秘和迥异，或许也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以古老传统为主。
笔者从所有画像中选取有信息量和观察空间的画面共82幅，随机分为3份问卷，在Amazon Mechanical Turk调查平台上，有偿发放给同为西方背景下的外国人去解读，被调查者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小部分来自新西兰。
借用刻板印象中关于人物形象评价的量表基础
，选取表1中的27个形容词作为调查问卷选项。
表1 用于调查的27个形容词
问卷设27个形容词为多选题选项，由填答者勾选。于是，每幅画像下均有两个问题，依次是：1.According to your FIRST impression or intuition，please choose the adjective（s）that you think fit the character（s）in the picture.（Unlimited Multi-choice）［请根据第一印象选取您认为适合图中人物的形容词。（无限制多选）］；2.Which country do you think the character（s）might be from？（您认为该人物或许来自哪个国家？）最终共回收117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14份，即三份问卷各有38位被调查者。
图10 儿童画中全部人物形象评价雷达图
经统计，被调查者对画像人物的正向评价占比73.9%，负向评价占比26.1%，如图10。可见新西兰儿童画中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为正面形象，并且以可爱和善为主。对被调查者的年龄加以分析发现，3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给出的正向评价虽居多，但态度变化不明显，评价态度略为平淡，即多选时选取的词汇较少。30岁（含）以上的人整体态度更积极，且正向评价居多。或许是因为年纪越大越喜欢亲近儿童，对儿童的画作感兴趣，而年纪小的被调查者对于与自己年纪相差不大的儿童作品兴趣不大。又或者是由于年纪大的被调查者更为负责，在填答时勾选了更多选项。而被调查者的性别差异对结果的影响不大，可以佐证外国人对于儿童画中人物的解读较为客观稳定。
虽然被调查者对画像的总体评价趋于正向，但是其对有些画像的评价以负向为主（以“有敌意的”“自大的”和“冷酷的”居多），如表2所示。负向评价居多的画像大部分面部表情较为消极，可以理解为是负向评价居多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些画像的正负向评价占比持平，其外表与内在均较复杂和矛盾。从外表来看，表中人物既有积极表情又有消极表情，既有古代配饰（斗笠、发簪），又有现代装束（耐克、中分式长发）。从评价内容看，一类是正负向差距较大的词汇同时出现，可以看出儿童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并非片面，也有立体复杂的形象存在。另一类似乎是同一特质的两面，如“若过于有竞争力，则会是有敌意的”“过于温和则易受骗”等，再如或许“会功夫”的“优点”也容易在“强壮严肃或武器装备”的烘托下变成“有敌意的”的“缺点”。因此，画像似乎呈现了儿童在“虚构作品中的美好异域想象”与“现实新闻中的强大现代威胁”的矛盾中形成的复杂形象。
表2 负向评价为主与正负评价持平的画像
前文中，同文化背景的西方人对儿童画的第一次解读，是在第一道多选题中单纯地评价画中人物，即借“彼之西方视角”解读儿童笔下对中国人内在形象的表达。但问卷中第二个判断人物“国籍”的问题则融入了对西方人（即被调查者）自身刻板印象的考察，换句话说，被调查者需要调用自身对画像人物外在或内在形象的认知，才能判断出人物国籍。因此，这种融入被调查者刻板印象进行判断的过程，在本研究中被称为对画像的二次解读（再解读）。筛选出被西方人判断为是中国人的画像后，便可结合这些画像的外在形象与内在形象，归纳出西方人产生共识的典型中国人形象。
在114份问卷中，国籍的填答共涉及85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有54个，其中前五位依次为中国（28.9%）、日本（19.3%）、美国（13.6%）、新西兰（13.4%）和英国（3.2%）。
为什么“中国”的占比没有形成“绝对优势”？这似乎有两方面解释。其一是画像的原因：缺少特征；特征错误或有相似性（导致日本的占比结果）；是儿童自我投射（导致新西兰的占比结果）。其二是被调查者的原因：西方人熟悉的国家中，中国不是首选，美国则容易被想到（导致美国的占比结果）；得知是新西兰儿童绘画后的心理暗示（导致新西兰的占比结果）；经验主义心理认为同一答案不会重复出现，因此答案较为分散。那么，哪些画像被认为是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其外在形象有何特征？内在形象评价又与全部画像的内在形象评价有何异同？
笔者整理每幅画中被认为是“中国人”的百分比，累积百分比出现的概率。从单幅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占比最高的63%开始（即对单幅画作填答的国籍中，有63%的填答是中国），在53%处出现断层。相当于按照“认为是‘中国人’的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一些画像首先集中在53%至63%之间，因此选取这11张画像作为最典型的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见图11。
图11 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占比最高的典型形象
从选取的典型中国人形象中可以看出，在外在形象上有以下特征，如表3所示。
表3 典型中国人形象的特征与频次
典型的“他者”中国人形象是：身着宽袖长款传统服饰、头戴斗笠、双手合于身前，面露微笑，多给人以安静、和蔼、古老之感。部分形象也可在影视作品中找到类似原型，如图12、图13。
图12 儿童画与电影《杀死比尔》
图13 儿童画与电影《最后的武士》及《长城》
虽然儿童作画时极有可能不知道所画服装的朝代、款式等，但追溯画中服饰的特点可以看出，服饰的来源主要为唐朝、明朝、清朝或日本，如表4、表5所示，这三个朝代均以不同方式对外交往，有被外界了解的可能。而日本大化改新，学习中国隋唐服饰，因此某些服饰在一定程度上较难区分中日，确实会被西方人混淆。简言之，在被选中为典型的中国人形象的人物画像中，确实有较多的中国元素，因而具有典型性。
表4 儿童画与原型对比—1
表5 儿童画与原型对比—2
通过上述所示的外在形象，大致可以观察出安静、和蔼又古老的中国人形象，然而其内在形象是否能够印证这一点？笔者对典型的中国人内在形象加以统计，并与先前全部画像的内在形象评价进行对比，如图14。
图14 典型中国人内在形象评价与全部画像评价对比折线图
有关典型中国人的内在形象评价更加偏正向。如前文所说，全部画像中的正向评价占73.9%，负向评价占26.1%，而典型的中国人画像中正向评价占78.0%，负向评价占22.0%。其中典型的中国人画像中的“聪明的”这一正向评价是最高的，也验证了西方人对于中国人“聪明”的刻板印象。
在对全部画像的评价中，“可爱的”“自信的”“坚定的”和“有竞争力的”等正向评价是远高于“消极的”与“懦弱的”等负向评价的。可以看到，古老、与世无争的外在形象或许就会给人带来消极懦弱的内在感受。这与西方人的解读是分不开的，被调查者选取了古老、安静、和蔼的形象作为“公认的”典型中国人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就符合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西方对于中国的“他者”建构，即古老、落后而无害，以减轻中国崛起对其的“威胁”。例如西方在傅满洲之后建构的另一位中国人代表陈查理，对于他的描绘特征之一就是缺乏男性气概，较为阴柔。
因此，从典型的中国人形象评价的几个落差，可以解读一个整体和蔼可亲但实则与世无争、唯唯诺诺、缺乏实力的内在形象，而这种内在形象也是西方人认可并试图持续建构的。
在对儿童画中的“中国人”形象解读中，全部画像中73.9%为正向评价，26.1%为负向评价，这是儿童对于“中国人”刻板印象的体现。而典型的“中国人”形象评价中78.0%为正向评价、22.0%为负向评价，则是被调查者对于心中认可的“中国人”刻板印象的体现。其结果说明被调查者对于所认可的“中国人”是有好感的，心中的形象更偏正向。但究竟是因为对“中国人”有好感才将更多正向形容词的画像判断为是“中国人”，还是因为画面中典型的特征令被调查者做出是“中国人”的判断，而恰巧这些被选择出来的形象被无意给出更多的正向评价？
为回答这一疑问，笔者选取了外在形象中出现次数最高的特征分析（即传统服装和斗笠），因为事实上儿童画中有传统服装和斗笠的画像不止被选中的这些，因此笔者想要探究被调查者对于同一特征的选用是否与人物内在形象有关。笔者挑取所有身着传统服装的画像，对在上述11幅画像中的“被认为是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和未入选的画像进行比较，发现入选的画像内在形象更好（正向80.6%、负向19.4%），未入选的画像内在形象低于全部画像（正向69.1%、负向30.9%）。戴斗笠的画像也是同样的结果，入选的画像形象评价更佳（正向82.7%、负向17.3%），而未入选画像的形象评价低于全部画像的评价（正向58.1%、负向41.9%）。因此，都是同一种特征，典型的中国人的内在形象更好，更印证被调查者眼中对所认可的“中国人”的良好印象，即有更好内在形象同时具备典型外在特征（即传统特征）的才被认为是典型的中国人。
虽然在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占比中53%到63%的结果较为集中，但也不可忽视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占比在53%以下，但频次上又是该幅画中首位的画像。因此，由累积分布概率统计，在53%—63%的断层后面有另一个断层，即在37%—47%集中，如图15所示。
图15 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占比仅次于典型的形象
在该阶段共有18幅画像，直观的差别是面部表情笑容减少，以及出现频率较高的斗笠、单丸子头。从选取的这一阶段中国人形象中，可以看出其外在形象上的特征，如表6所示。
表6 仅次于典型中国人形象的特征与频次
可见，该阶段的中国人形象出现现代服装，并且增加功夫和中国食物为特征，整体既传统又现代。而在对该阶段的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时发现，第二阶段的评价远低于典型中国人的内在形象评价，甚至低于全部画像的评价。
图16 第二阶段中国人内在形象评价与全部画像评价对比折线图
对第二阶段中国人内在形象统计发现（如图16），其正向评价（65.9%）低于全部画像的正向评价（73.9%），且远低于典型的中国人的正向评价（78.0%），相差较大。负向评价中，高于全部画像评价且差别最大的前三位是“有敌意的”“冷酷的”“自大的”，这与典型中国人形象高于全部画像评价的词汇有很大不同（“消极的”与“懦弱的”），该结果或许可以与外在形象相结合进行解释。可以发现，两个阶段差别最大的是服装以及面部表情，即第一阶段典型的中国人表情友善，传统服饰较多，传统意味着古老、懦弱与和蔼（即使是更“有能力的”）、第二阶段的次典型的中国人笑容减少，现代服饰出现，现代意味着冷酷竞争有敌意（即使“有能力的”稍弱）。可见，被调查者虽然选取了更正向的典型中国人形象，但是也将评价负向的人物认定为中国人。事实上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的评价似乎就处于正负两极分化的状态，要么是对其古老而与世无争的形象有好感，要么是对其现代有敌意且强大的形象有反感。
为了验证这一猜测，笔者继续对下一个阶段的中国人形象进行检验，即“被认为是‘中国’的占比”在18%—32%之间，但填“中国”的频次仍在同一幅画中最高，至此所有单幅中“中国”频次为最高的画像已全部被选择，如图17。
图17 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占比少但仍为结果中频次最高的形象
该阶段的画像中仍不乏斗笠，但是出现更多现代服装。具有典型中国人特征（斗笠、吊眼梢）的1、2、4号画像在表情上呈现中性（即无明显表情）或偏负向情绪的样态。相较而言，从第一阶段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到第二阶段的次典型中国人形象，再到第三阶段，其“传统”中国的特征越来越少，现代元素越来越多。
因此，在第三阶段的中国人形象中，“典型”特征已经不够明显，所以虽然填答结果里“中国”的频次仍是最多的，但与填答其他国家的频次差距变小，或者说这类形象“不那么像中国人”。如图18所示，第三阶段的中国人内在形象的正向评价（67.5%）及负向评价（32.5%）介于第一阶段典型的中国人形象与第二阶段次典型的中国人形象之间。即使正向评价仍低于全部画像（73.9%），但相较于前两个阶段正向评价的78.0%和65.9%，其评价不再偏向极端，而是介于两级之间。
图18 第三阶段中国人内在形象评价与全部画像评价对比折线图
经此验证，前两个阶段中特征明显的中国人形象由于展示的特征不同，在被调查者做内在形象评价时确实会处于两极。被调查者之所以在评价有斗笠和传统服装元素时将笑脸的、正向评价更多地选为典型的中国人形象，是因为在被调查者眼中，他认可并希望中国人的形象是传统、古老而无害的。若是如第二、三阶段人物形象身着传统服装的同时表情严肃，或是加入现代元素，则会被认为是有威胁的，虽然由于特征依旧明显，同样被认为是中国人，但被调查者排斥该内在形象，则会在评价结果中呈现更为负面的结果。于是就产生了对于中国人形象的评价处于正负两极的状态。
前文中选取单幅画像中被认为是“中国”的频次为榜首的画像，作为中国人形象进行分析，但是实际上在82幅画像中，有些画像中最高频次的填答国家不是中国。若仍按照填答的国家频次最高为选取画像的标准，可以分别筛选出日本、美国、新西兰的数幅画像，即儿童画的中国人画像被解读成了其他国家的人。
笔者选取填答结果中最高频次国家为“日本”的13幅画像（如图19），同样做累积分布概率统计分析。发现最代表日本的两幅画像，分别为“日本”占比68%的1号图和“日本”占比61%的8号图。它们的确也分别具有日本动漫和日本相扑的特征。在5、6号两幅画的填答结果中，“日本”的频次最高（占比分别为39%和47%），但“中国”的频次也相差不大（占比分别为36%和39%）。可见在西方人眼中，涉及“传统服饰”，如长袍、折扇等，则较难分辨中日文化。13号则是“日本”和“中国”填答频次相等的画像（占比均为21%），或许与其身上的类似汉字或日文的符号有关。
图19 填答结果中频次最高为“日本”的画像
总之，在填答结果里最高频次为“日本”的画像集合中，动漫、传统服饰、相扑、寿司（12号图的语言框内写的是“sushi”）是较有代表性的特征，实际上日本文化也确实如此。这再次印证了在新西兰儿童画中国人画像时，将中日混淆了，本想画中国人却实际上画了日本人。这其实与新西兰当地的日本文化兴盛有一定关系，由于两国都是岛国，地理条件相仿，饮食较为相似，彼此联系更紧密，同时日本动漫文化产品深受新西兰儿童喜爱，因此日本文化特征较容易被想起。
在对填答最高频次为“日本”的人物画像进行内在形象分析时，笔者发现相比于前文中11幅典型的中国人的内在形象（正向评价78.0%、负向评价22.0%），2幅典型的日本人形象（1号、8号画）的正向评价占比更高（83.2%）。如果说2幅画与11幅画在内容数量上有差距，不足以进行比较，那么即使是全部13幅填答“日本”频次最多的画像，其正向评价占比（79.4%）也多于11幅典型的中国人形象的正向评价（78.0%），可见被调查者对日本比对中国有更多的好感。
再对最高频次为“美国”的20幅画像（如图20）进行整理，由累积分布概率统计分析。仅有一张为典型美国人形象，即1号画像，被认为是“美国”的占比50%，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高楼大厦与现代服饰。所有20幅画像中各类元素较多，既有穿着靓丽的“都市丽人”，也有打扮怪异的“荒蛮野人”；既有污染（8号类似生化的标志）、假鞋（7号Fake YEEZY字样），又有绿植、高楼；既有文雅“短发女”，也有干练“眼镜男”，似乎在一对对矛盾中透露出美国复杂的社会形态。全部画像均展示的是现代服装，也有现代社会问题（污染、假货）。6号画像中“中国”和“美国”的频次占比相等（均为21%），或许与细眼吊眼梢和现代服饰有关。10号画像中“新西兰”和“美国”的频次占比相等（均为32%），或许是两国均常见此类发型服饰的女性。
图20 填答结果中频次最高为“美国”的画像
虽然看起来这些画像被认为是美国人，但实际上在儿童绘画时，他们都是按脑中的中国人形象绘画的。由此可见，新西兰儿童眼中的中国人并不都是只穿传统服装戴斗笠，也拥有现代生活，面临现代社会的问题。
在内在形象评价中，典型的美国人形象（1号）的正向评价为88.8%，20幅画像的正向评价（74.2%）仅略高于全部画像（73.9%），或许是由于画像元素过于复杂，呈现多对矛盾，中和了各类元素带来的不同正负评价，因此趋于与全部画像的评价类似。但相较于前文对日本的正向评价（79.4%），被调查者对于整体的美国人形象评价或许并不十分正向。
以同样的方式选取最高频次国家为“新西兰”的10幅画像，如图21。经累积分布概率统计分析，1号画像被认为是典型的新西兰人形象，其被认为是“新西兰”的占比为45%。整体而言，10幅画像中女性人物占绝大多数，特点是“狂野”的散发、头顶上的丸子头以及干练的短发，与新西兰的粗犷民风和不羁欢乐的性格确有些相似。这或许仍和儿童在绘画中的自我投射有关，是将个人或熟悉的人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性格呈现出来的结果。
图21 填答结果中频次最高为“新西兰”的画像
在各国的典型形象中，典型的新西兰人内在形象的正向评价最高（93.3%），被认为是“新西兰”的频次最高的10幅画像中，正向评价也是最高的（82.0%），可见被调查者对于新西兰人有强烈的好感。
为了验证“儿童画中的人物内在形象与成人眼中的各国人内在形象是否有所区别”以及“分析儿童眼中的中国人内在形象是否有必要”。笔者第二次发放问卷，主题为“How does your society think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你所在的社会如何评价不同国家的人）？”，共有有关印度、美国、新西兰、中国、日本和英国的6道题，同样设置27个形容词为多选题选项，在相同平台有偿让成年被调查者在线填答，最终回收131份有效问卷，被调查者仍主要来自美国和英国。
由于前文中，在分析被误读为其他国家的人物画像内在形象时，是将填答频次最高为该国的全部画像一起统计，因此笔者也将填答频次最高为“中国”的画像汇总统计，即统计三个阶段的中国人画像的内在形象评价，用于与别国进行比较，得到占比69.7%的正向评价及占比30.3%的负向评价。
笔者在第二次调查中收集了成年人视角下对中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和新西兰人的内在形象评价，将其与儿童画中统计的各国人的内在形象评价整理在同一张图中。
如图22，结合费斯科（Fiske）等人提出的SCM模型中的两个纬度
，发现第二次调查的结果中表示“性格类”的词语（如热情类、可爱的）均占比较小，而表示“才能类”的词语（如有能力的、聪明的）则占比较大。由此可以直观地看到儿童眼中的人物形象与成年人眼中的人物形象的差别，即儿童画直白展示出了笑容，使得被调查者在看到画面时更为感性地依据画面进行解读，多会选择正向的感性词汇，而成人直接填答的过程包含了其自身的思考与经验，属于理性的判断，则多选择能力方面的理性词汇，因此第二次调查也和以往的相关研究一样得到了相对一致的答案。
图22 儿童画中与成年人眼中的四国人形象对比折线图
进一步看中国的部分可以发现，在四个国家的儿童和成年人的对比曲线中，中国的差别最大，其中成年人问卷中“有竞争力的”和“勤劳的”的高占比正印证了西方人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而儿童画中恰恰没有体现出“勤劳的”这一特征，尽管或许是因为画面较难体现“勤劳的”的特征，但结合其他国家的两条曲线差异仍可看出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有所不同。所以通过绘画再解读的方式可以尽量避免一些“老生常谈”的刻板印象，获得包括外在形象在内的新发现。需要说明的是，二次调查是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当时西方媒体下的中国以负面议题为主
，因此可以看到三幅外国人内在形象评价的图中，两条曲线的整体趋势变化不大，但中国的趋势差异较大。尽管如此，将儿童眼中和成年人眼中的中国人与其他三国人的内在形象进行比较，无论疫情前后，中国人形象都不如其他三国人形象正向。总之，二次调查后证实，未经大量西方媒体过滤的儿童视角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西方话语中作为“他者”的中国人的简单形象，可为东方话语下的“自我”塑造的阶段规划提供参考。
通过内容分析，笔者发现新西兰儿童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是美好的。其外在形象可分为特征明显与特征不明显两类，特征明显的形象包括传统与现代特征。有传统特征的形象是儿童有意区分于自身形象以反映出“异域”特征的表达，但易与别国（如日本）混淆。在有现代特征的形象中，儿童仍需搭配传统特征以区分自身，但也会无意识地基于自我投射画了自己，这是对中国人感到陌生与认识模糊的结果。在特征不明显的形象中，仍以笑容为主，看出新西兰儿童对中国人缺乏了解，但有一定好感。
与自身形象截然不同的传统形象特征大多来源于影视作品，如美国电影、美国动画、日本动漫等。借用电子殖民主义理论用以解释，由于儿童接触的这些文化产品都是在英美日等发达国出版的，正如神话一样，连同一套规范、价值观和文化输入其他国家，并影响跨国界的信仰和态度。
因此儿童接触到的是西方话语建构的中国人形象，传统而有异域特征。实际上，新西兰作为移民国家，新西兰儿童在日常生活中身边并不缺少中国人，所以脑中的想象和现实看到的人又是有联系的，因而画中会出现穿着耐克T恤，头戴斗笠的这种传统和现代交织的形象。
所以儿童画中展示出来的特征，如吊眼梢、扁长眼、戴斗笠、会功夫等想象未必是不好的。至少在儿童眼中，这些有特点的符号不是“落后”的象征，而是被赋予了“异域”的内涵，是与自身的一种区分，没有负面抹黑的意思。而没有传统特征的中国人形象或许是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也或许是现实与想象的结合体，即既不是完全真实的也不是完全虚拟的，而是融合的。同时，在某些没有传统特征的人物形象中，包含与儿童自身形象较为相似的元素，或许是儿童在现实和想象中均对中国人缺乏了解，而在画像中呈现了无意识的自我投射。
笔者观察发现，新西兰的官方报纸中，涉及中国的报道几乎都转载自美联社和路透社。虽然或许其儿童尚未大量直观接触西方新闻媒体，他们对中国人形象有着神秘和美好想象的同时，仍在画像中呈现了西方媒体提到的负面内容。
通过调查法，借用西方人的视角解读儿童画中的中国人形象，笔者发现有的解读以正向评价为主，其中以“可爱的”与“和善的”为占比的前两位，但同时有的解读负向评价居多，有的解读正负评价近乎相等。这似乎反映了儿童在呈现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时，受到的虚构作品想象与现实新闻内容之间的矛盾影响。
在融入被调查者自身刻板印象的画像再解读中，典型的作为“他者”的中国人形象是：身着宽袖长款传统服饰、头戴斗笠、双手合于身前，面露微笑，给人以安静、和蔼、古老之感。在被调查者对画面进行再解读时，典型的传统元素是判断是否为中国人的“关卡”，在通过了传统元素的判断“关卡”被认为是中国人时，古老且友好的形象是被西方人认可和希望存在的，因此正向评价更多，而现代且严肃的形象被认为是有威胁的并与所希望的相反，则正向评价骤减。正如周宁所说，中国形象在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两极游走，是西方人用以确立自己地位的手段。
因此，由西方人认可并喜欢的典型的中国人形象，不难解释为何李子柒会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为何古装剧（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以及古装广告（如花西子口红的广告）受西方人喜爱？为何漫威新电影《尚气》中，有神秘力量的中国人在世外桃源受神龙保护，隐居着担任人间护卫？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他者”中国人形象让西方人有“安全感”且愿意接受。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提升，国际地位提高，国民素质随着教育的进步日益提升。因此很多人认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也应如实际表现一样现代、先进，与20世纪妖魔化中国的那种“傅满洲”式的中国人形象相比，外貌上应该越来越和现实接近而远离落后的清式外形。然而，这种想法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理想化的。恰恰相反，即使中国的经济和科技都在飞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生活方式都有很大的提升和转变，西方人眼中的“他者”中国人形象却未随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有更多进步和优化。至少在新西兰儿童的眼中，中国人的外貌形象仍然是头戴斗笠、齐刘海、八字胡、穿铠甲或传统服饰的特征，即使有少量现代化的元素（如高铁、耐克），却也免不了与传统的配饰同时出现。西方话语下的影视、书籍有意强化传统古老无威胁的东方形象，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中国现代化的进步与发展，转而突出污染等现代化问题。
从符号互动理论来说，西方话语用“传统”符号代表中国，不在于中国是否真的“传统”，而在于“传统”对于西方的象征意义。因此，这也不可避免地涉及西方文化霸权以及中国的“文化自觉”的话语权争夺问题
。
当试图从上述分析中找寻形象建构的合适方向时，会发现一组绕不开的矛盾，即古老传统的典型特征是西方人识别中国人的重要元素，这类传统和蔼的形象也获得了更正向的内在评价，但较为现代化的形象则要么是由于缺少了“传统的”的独特中国元素而变得和其他国家人物类似、趋于平庸、识别度不高，要么是会被赋予具有现代性威胁的负向内在评价。这种矛盾源于西方文化霸权对“他者”中国的有意建构，因此从建构“他者”的西方话语中抢回东方话语下塑造“自我”的主动权是待解决的问题。但抢回主动权绝非易事，在周宁看来，话语权建立在将中西方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只要西方存在，那么作为“他者”的中国就随之存在，中国的现代性确认不可避免被西方建构，抢回主动权也未必意味着可以更好地客观表述自身。
虽然这的确是短期内较难解决的问题，但能否在有客观表述自身的方案之前，先拥有能够承载建构意义的符号产品，先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在与儿童的日常接触中发现，与中国在同一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的K-pop和动漫产品在儿童间广为流行。由于中国缺少有影响力的文化产品，儿童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常出自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因此也容易混淆不同的文化，例如，他们会问“中国人是不是要跪在地上吃饭，是不是在吃饭时要发出声音以示尊重？首都是不是东京？”等问题。除混淆外，大部分儿童对中国的了解也较为局限，例如，他们也会问：“中国有没有商场？中国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新西兰的教育是说新西兰是由英国的库克船长发现的）”同时，不可忽视的还有新闻媒体接触与代代相传带来的偏见，如假货，污染，吃狗肉、猫肉等。
如今不仅是影视作品，商业广告中的视觉符号也越来越丰富。正如在广告中，广告主利用肖像符号的这一特点，使消费者容易将代言人与其影视形象联系起来甚至混为一谈。
同样，消费者也很容易将广告视觉中的人物形象与各国文化、形象联系起来。目前不少广告中不乏中国或亚洲人形象，例如图23中，SKⅡ瓶身设计中的“春日娃娃”，双丸子头的娃娃在宣传时被认为是中国娃娃，再如杜嘉班纳、迪奥等广告中，故意为之的“眯眯眼”和用筷子吃比萨的形象，这种直观的“典型”中国人形象仍在被强化并反复塑造。
图23 SKⅡ虚拟人物形象
“在当代媒介语境下，形象的建构通常借助媒介化的途径实现”
。正如人们在武侠电影所提供的“拟态环境”中建构了“武侠”这一中国文化形象
，如今各种官方、商业与民间的文化产品越来越注重视觉呈现，同样在以各种形式的符号建构和塑造中国人形象。而如今主动权未在中国人手里，缺少对外传播的文化产品，且并未确立想要塑造的“自我”形象。同时，因为想要扭转负面形象，可能会盲目输出一种强国形象，无法深入人心。
目前新西兰儿童眼中的中国人形象仍有很大的空白，可以通过对东方话语下的“自我”的塑造加以补充。笔者认为，例如影视剧、文学作品里的善恶两极人物，他们会好到不真实或坏到无理由，这样的人物不真实，让人较难产生代入感。如今的中国人对外形象也是如此，神秘美好的异域特征和强大威胁的现代元素都像是善恶的极端，不真实也不易延续。但是，例如风靡世界的《哈利·波特》，除了神奇的魔法世界中跌宕起伏的情节外，作者还为读者展示了一位既胆小又勇敢、既正直又不守规矩的主人公，让读者觉得哈利·波特仿佛就是自己，给人以亲近感和真实感。
因此，是否可以如此推论：我们需要的外国人眼中理想的中国人形象或许是中性的，即既能认识到中国人的正面，也能明白负面的存在，和任何一个国家或人是一样的，因为这才是真实的形象。在中性的状态下较为稳定，不至于有极端的变化。因此，是否可以在巴柔总结的对待异国文化狂热、憎恶与亲善的三种基本态度上，加入中性态度，或者说是正视态度的补充，不让其态度在极端之间跳跃，而是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纵然有在中性态度中陷入对异国文化感到“无所谓”的可能——从而降低中国在外国受众心中的比重，但只有在外国受众对中国保持正视态度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使该基础上的引导起到积极作用。长久以来，西方对于“他者”中国的想象和建构既有“神化”也有“丑化”
，中国在这二者中反复经历着，是否未来也能有被正视的可能？
笔者在新西兰的观察发现，有过在中国旅游经历的新西兰人由于和中国人有过实际接触，所以对中国的评价更为客观，也更具好感。而儿童画中可以大致看出几幅是以身边的中国志愿者老师为样本的画像——具体而真实。因此，外国人到中国以及中国人到外国的这种双向交流是增进了解的有益途径，即社会心理学中提及的直接接触有助于消除偏见。东方话语下“自我”的塑造或许可以通过增进双方接触去逐步实现，而接触本身也有助于为正视彼此设立良好开端。
作为西方眼中的“他者”中国，虽然不能任由西方塑造有利于西方自身的中国形象，但或许也未必要全盘推翻西方对中国的一切有关“传统”元素的建构继而打造完全现代先进的形象。或许可以在已有的建构基础上加以修正与引导。由于符号是以“生成—传播—接受”为领域的意义传达的基本单元
，因此既可以在符号“生成”阶段加入形象塑造，即前文提到的有影响力的自身文化产品，又可以通过干预西方生产的符号的“传播”过程融入形象塑造，比如，如果“传统”符号就是不可回避的、最能代表中国的典型特征，那么是否可以使这类符号的代表意义不再是落后的或神秘的。这样在树立更现代化的形象时不至于过于突兀而被当作一种威胁，而是会以一种在经典中不断传承、发展的先进形象来呈现，或许也可避免对外形象大起大落的风险，转为更加稳定持久。
当然，塑造“自我”的内容选择实属不易，既要符合世界眼光，又要有中国特色，同时不能更加迎合西方眼中的落后形象，所以这仍是值得继续探究的话题。
1.在分析儿童画中形象的形成来源时主要是从画像分析，未对儿童做深入访谈。虽然图像实物比访谈更为直观而有说服力，但存在多种解释而且可能产生歧义。
访谈虽较为耗时，却可以更为深入、细致地探究儿童内在心理。
笔者虽在日常交流和观察中，对儿童眼中中国人形象的形成来源有了一定了解，但由于调研环境在客观上较难支持笔者与儿童做进一步访谈，因此未能深入探究是哪些要素和途径塑造了儿童对中国人的想象，这个问题仍有赖于进一步的研究。
2.解读画像的被调查者中缺少儿童。同龄人解读儿童画或许更准确，所以被调查者的“最佳人选”应是是新西兰儿童，但是由于对未成年人的调查涉及调查伦理规范，且在线调查平台上的用户均是成年人，因此线上线下都在获取儿童样本方面中存在一定困难，或许未来能有更好的方式弥补这一局限。
3.被调查者应该更多是新西兰人。在缺少儿童视角的解读时，相比于其他西方人，具有相同生活背景的新西兰成人或许也能更好地解读当地儿童的想法。但在做调查时笔者已经不在新西兰，无法接触到大量新西兰人，可使用的在线调查平台也是以北半球的欧美用户为主，因此仅有少量新西兰人样本，也许可以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加以调整和补充。
4.儿童画作品数量较为有限。由于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上课方式、时间、对象及目标不同，采集画像时受阻较多，画像数量不够庞大，希望有更多途径和技术可以完善这一不足。
（乔巾哲，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林升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1] XU K. Painting Chinese mythology：varying touches on the magazine covers of Time，The Economist，Der Spiegel ，and China Today ［J］.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201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