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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每天，我们穿上风格千篇一律的衣服，早餐也没有过多的花样。我们坐着同一辆车，沿着日日经过的路途去上学或工作。到达目的地后，我们按部就班地开始新的一天。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思维模式一成不变——善于分析、喜欢趋同、长于判断的左脑思维。这就是我们思维的正常运作模式，我们把自己禁锢其中，难以想象它给我们带来了多么严重的阻碍。实际上，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思想的途径。
我们用语言表达思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表述、写作，写备忘录、发电邮和作报告，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很少停下来去想是否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数学家会用方程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艺术家用图画、作曲家用音乐、建筑师用图纸、工程师用模型、电影导演用移动的图像来表达各自的想法，演说家善于雄辩与讲故事。这么多种表达方式，为什么我们却鲜少应用呢？
我们会在本书中探讨不同类型的思维模式，以及一些应对智力挑战的方法。我们从趋同思维和发散思维开始探索。趋同思维是我们正常的思维状态。当我们听到一个提议时，就会本能地去审视它、评判它，分析其结果，并特别注意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在学校里接受的训练都是对作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的作品或成果进行总结、分析和评价，很容易也很自然地从不同的角度对一个概念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我们按照自己的假设和思维定式，在已知的世界框架中融入新的观点。
而发散思维是针对核心议题，从不同的方向向外发散思考。当我们处于发散思维的状态中，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与我们起初的提议或设想并没有明显的联系。我们拓展思维的边界，任想象力驰骋，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可能性，甚至是天马行空的或荒谬可笑的想法。趋同思维则与之相对立，它促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目标上，缩小范围，以获得既定的解决办法。
此外，我们还有一种令人苦恼的倾向：我们只愿意看到和收集支持我们现有观念的证据，却拒绝或忽视与之相冲突的证据。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的彼得·沃森（Peter Wason）做了一项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实验结果足以证明这一点。他给本科生展示了一个由2、4、6这3个数字构成的序列，并且告诉学生这些数字的排列方式符合他设定好的规律。学生的任务就是通过列举3个数字的各种组合来推断这个规律是什么。学生每尝试一次，沃森都会告诉学生他们的选择是否符合规律。他们可以进行多次尝试，然后去猜测这个规律。学生在一开始几乎都会尝试一组类似的数字，比如6、8、10。如果沃森告诉他们这符合规律，那么学生总结的规律就是后一个数字必须在前一个数字的基础上加上2。如果沃森说这是错的，那么学生会尝试另一组数字，比如3、6、9。沃森会再次告诉他们，这符合规律。学生就会说规律是1x、2x、3x。然而，这仍然不对，猜测就这样继续进行下去。学生们总是热衷于寻找等差或等比这种有固定模式的规律，他们尝试的那些数字序列总是符合他们头脑中固有的规律。事实上，沃森设定的规律是3个数字只要符合数值递增就可以——因此，3、29、311符合规律，而978、979、67834也符合规律。如果再找些人一起做这个练习，你会发现，他们几乎都能很快找到自己设想的规律，然后按照这个规律来检验他们列举的3个数字。他们的答案没有错，却不能找到真正的规律。对于参与者来说，他们在验证规律时总是避免那些不符合固有观念的数字序列，比如10、10、10。
这种心态反映的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有一套自己的观念和假设，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寻找证据来巩固这种程式化的观念。比如，我们相信松鼠都是灰色的，那么每当看到一只灰色的松鼠，我们就会更加坚定这种观念。可是，再发现一只灰松鼠来验证这种规律又能怎样？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自己能否发现一只其他颜色的松鼠，因为这也许会推翻我们固有的观念，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人们首次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的事件一经报道，欧洲人根本不相信——这个发现违背了传统的世界观，所以一度被认为是谣传。
优秀的思考者意识到人们拥有不同的世界观，而且每一种世界观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现有的思维模式束缚着我们的世界观，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只是众多世界观中的一种；或许它是个不错的体系，但也是片面的，它的信息是需要更新的。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和三大运动定律刷新了人们的世界观。这些定律曾经堪称完美，几个世纪过去了，它们一直指引着科学的发展，直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对万有引力定律进行了补充和全新的诠释。新的理论在发展，爱因斯坦的宇宙观也在不断地得到检验和修正。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发散思维可以调动我们的想象力，指引我们去探索各种创新的可能性。趋同思维则驱使我们运用知识储备去验证各种观念，并确保这些观念适用于特定的范围。很不幸，如果某些观点与我们现有的知识和观念体系相背离，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我们摒弃。
发散思维允许我们从各种角度进行思考，包括那些新奇的、守旧的、荒谬的以及古怪的角度。这是一项基本技能，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需要刻意进行训练。我们有时需要趋同思维的精确性，有时又嫌弃它过于束缚我们。发散思维和趋同思维其实是头脑风暴的两个阶段，两者互为补充，凸显了即使是两种对立的方式也是可以相互协调、相互增益的。比如一个团队要解决一个难题，他们首先采用发散思维模式，由此产生五花八门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当中有些是可笑的、不可行的，但它们功不可没，因为它们进一步激发人们去思考。当所有的想法都被罗列、整理出来，主持头脑风暴的负责人将鼓励组员使用趋同思维，对这些想法加以评估，评选出最佳方案。这里面的关键是两种思维模式必须独立运用于不同的阶段，不能混淆。如果一开始就将趋同思维与发散思维混合在一起运用，每提出一种想法，就立刻进行评估和批判，那么创意的源泉或许就此干涸。
循规蹈矩的思考者通常将自己拘泥于趋同思维模式中，而优秀的思考者却可以将两种思维模式自由转换。有时我们确实需要进行分析、计算、评估和判断，但如果过多地依赖这种方法，我们的思维就会被限制、束缚甚至损害。要想成为出色的思考者，就要考虑多种可能性，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从多个方向去击中问题的要害（也就是从侧面看问题）。我们需要发散思维，也需要趋同思维。195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在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共同研究发现了DNA的结构。他们先运用发散思维来思考DNA结构模型和排列的各种可能，再运用趋同思维将范围缩小，直到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双螺旋结构。作曲家在创作一首原创音乐时，会运用发散思维来构思新颖的旋律和音乐表达方式。然而，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谱写乐曲的阶段，他们都会运用趋同思维，这样才能写出和谐、悦耳的曲子。
趋同思维是实用的思考武器，不过它不应该成为我们思考工具箱中的唯一武器。充分利用想象力和发散思维，我们才会变得更具创造性，才能加倍提高思考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