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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有李萧远《运命论》，其大指以国家之治乱兴亡皆原于命，而人事无所用其力。虽其人与其文皆非甚有价值，然实可以代表我国数千年之理想也。吾以为国家积弱之大原，实此说有以中之，乃反其意以作是篇。
吾国先哲，以尊命为教，故曰，乐天知命；曰，居易以俟命；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既以此洗心自律，而复推以论世道之污隆，国运之兴替，故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又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为也，吾之不遇，天也。又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又曰，国之存亡天也。此义之深入人心者，二千余年于兹矣。夫士君子怀瑾握瑜以生浊世，所至辄见厄，挟持拨乱反正之道术，而坐睹国家之颠覆，生民之涂炭，曾不得一藉手以振救之，万不得已，而归之于天于命以自广，毋使幽忧狂易以戕其生。此诚达人素位而行之义，而亦吾生平所常拳拳服膺者也。虽然，以云真理，则当有辨。
夫所谓运命者，谓有一造化主立乎吾上以宰制之耶？将谓任自然之数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耶？如谓有宰制者以立吾上，微论此为吾人言思拟议所不与及，其果有与否未易轻信也。藉曰有之，则此宰制者，必其遍万国而无私覆，亘百世而未尝改者也。则何为偏有所厚于英俄德法美日诸国，而有所薄于我国？何为偏有所爱于虞夏商周汉唐宋明之盛时，而有所憎于今时？此理之必不可通者也。夫以大公无我之造化主，而降福降殃，随地随时，种种差别，为事至不可晓。若必欲圆此说也，则惟当曰各随其人之所感召，而予以相当之报耳。夫既曰感召，则主之者仍人也，非天也。指感召为运命，则运命非一定者而无定者也。此如赏罚之权，虽操诸君上，而感召此赏罚者，仍由各人之所行，谓受赏受罚缘于运命焉，不得也。是故谓有造化主以宰制运命，无有是处。
如谓自然之数，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也，则自然界之科学，近百年间，已发明无复余蕴。盖自至洪以迄至纤，无不为因果律所支配，既无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此理盖遍通于自然界一切现象，丝毫无所容其疑难者也。脱有见因不见果，见果不见因者，则或吾侪浅学而不及察耳，或粗心而熟视无睹耳，或合数异因而结一果，或一因而分结数异果，或因与因相消，等于无因，果与果相偿，等于无果。其本相虽至赜而不可乱，特吾侪迷于参伍错综之数，莫得其朕耳。或今日所现之果，出于过去积久之远因，为吾侪所已忘；或前此所造之因，其果当现于将来，为吾侪今日所未及见耳。故他国之所以荣，我国之所以悴；前代之所以治，今世之所以乱，其间必一一皆有因果之关系，而非出于偶然。盖自然界之法则，断无所谓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也。是故谓以无意识之自然演成运命，无有是处。
问者曰：如吾子言，则国家之盛衰存亡，非由运命，当纯然以人力能左右之矣，吾今将设数难以诘吾子。
第一难 中外古今诸国，往往有先识之士，熟睹其濒于危亡，亦尝奔走号呼以思救之，而效不睹，卒以仆灭，其故何由？
第二难 若曰其时奔走思救之者，其人非豪杰，不足以任此艰巨也，然豪杰曷为不以其时生于其国，则谁实使之？
第三难 况稽诸历史，国有豪杰而无补于亡者，不可胜数。至如孔孟之圣，见尼于公伯寮臧仓，而不得不援天命以自解。夫使力能造命，宜莫如孔孟，且无奈何，若曰此由不得位使然，而孔孟曷为而不得位？是终不可解也。
第四难 若曰当时之君主贵族，与孔孟之道不相容也，而孔孟曷为必生于微贱，而不生于君主贵族之家？且君主贵族中，曷为终无一豪杰与孔孟志同道合者？欲不归诸命，其焉可得？
第五难 且古今之亡国者，往往虽有贤君而不得行其志，或遭不虞之祸，而大业隳于半途。非天实不吊，抑又何说？
第六难 又况水旱疾疠，敌国外患，猝然而至，酿成祸乱，以迄于亡者，所在多有，谁为为之？
释之曰：今欲总答诸难，则不能不稍征引甚深微妙之义以为论据。盖自来言哲理者，以佛说为最圆满。我佛常言，宇宙一切现象，皆由业力相续而成。众生以法因缘故，常起造种种善恶诸业。所造之业，则为种子，依于法性，由种发芽，展转成果，谓之业报。报与业应，无少差忒，不能逃避。众生今日所受之苦乐，皆前此造业之报也。今日所造业，其报又受之于将来。但业亦有二种：一曰不共业，二曰共业。不共业者，个人所造之业，其种子还为个体所摄持者也，其将来所受之报，谓之正报。共业者，各人所造之业，其种子散布于社会者也，其将来所受之报，谓之依报。 （依者，谓各人所依止之世界也，即指社会一切境界。） 此其义虽极奥渺，非吾侪凡夫所能测知。虽然，运命之奥渺而难测知，则亦相等耳。凡治学问者而究极至于第一义，势必言语道断，非凭藉信仰之力，则无以为论据。而佛说则世界诸哲中之最可信仰者也，然又非徒盲信而已，盖自近世科学日昌，而在在皆足以证佛说之不诬。他勿具论，即如所述业种之义，自达尔文一派言生物进化，归本于细胞遗传之理，已与佛说之粗迹吻合。而物理学家所称物质不灭，尤足与斯义相发明。若夫共业依报之义，则吾侪苟能稍留心以观察社会现象，将随处可得其朕。盖吾侪自出胎托生于此社会，则无往而不受此社会之熏陶感化，束缚驰骤。近而家庭乡党，远而全国全世界，莫不与吾有关系，而吾生之苦乐荣悴，受其支配者不少。此即依报之义也。而吾一生数十年间，所言所行所发意，又无在不播为种子，还以熏习此社会。就其最切近者论之，但使其人有子女数人，则遵天演遗传之理法，其子女必禀受其种性之一部分。子复有孙，孙复有子，故其人虽死，而其种性固日已蔓延矣。况乎犹不止此，虽以极僿鄙之夫，要必有其家族与夫常所交往者若干人，则其人之嗜好性质，必有几分为此若干人所感而化之者，而此若干人复以其所感者还感他人，即此展转相引，而熏习力所及，已非巧历能算。若其人能力愈大，活动之范围愈广者，则受其感化之人愈众，乃至一乡化之，一州郡化之，一国化之。其力尤伟者，则数百年数千年，犹且继续化之。所谓尧舜兴则民好善，桀纣兴则民好暴。至如东汉以光武明章及区区数儒生之感化，能成独行名节之风；魏晋间以何晏邓巘王衍王戎辈数轻薄少年之感化，能率天下以为禽兽。历史上之陈迹，罔不类是。其效力最久远者，尤莫如将一己之思想，腾诸口说，发为文章以传于后，有若孔墨孟荀老庄申韩屈宋贾董马班郑王李杜韩欧周程朱张诸人，虽在百世之下，读其书则精神为其所摄而与之俱。又凡历代之当国执政者，其人虽死，而其事业之一部分，恒缘附于其所创因之制度以传于后，而足以范围后世之人。凡此皆佛说所谓共业也，皆一人造业，而种子播于社会，举社会之人同食其报者也。吾之絮絮论此，非侈谈玄远之学理，凡以证明佛说之极可信，而吾将据之以解决国家运命之一问题云尔。
由此言之，则国家之盛衰存亡，非运命使然，实乃由全国人过去之共同业力所造成，而至今乃食其依报者也。其或有坐睹危亡竟莫振救者，非运命限之使其无可救也，其国人为罪业所蔽，漠视公众之利害，莫思救之，或救之而不力也。又或以业重故，智识蒙昧，思虑短浅，虽欲救而不识所以救之之途也。豪杰之不以其时生于其国者，非天之降才有所恡也，以业力故，其国所传来现行之制度风俗学说，乃至社会上种种事实，皆限制豪杰使不得发生也。或虽有一二豪杰卒无救于亡，而其自身且摧折抑郁以死者，非果豪杰之不能与运命抗也，以全国人为罪业所蔽故，不肯与豪杰共同活动，或反嫉豪杰如仇雠，故豪杰虽力竭声嘶，而所补仅乃万一也。夫现在全国人所受之依报，实由过去全国人共同恶业之所造成。今欲易之，则惟有全国人共同造善业；即不尔者，亦当多数人造之，以期善业之逐渐普遍，然后乃有济也。今虽以一二豪杰造善业，而举国人方日日增造恶业以与之相消，则豪杰纵有大力，其与几何？夫豪杰终非能以一手一足之力援天下溺也明矣。而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则以其能以善业为天下倡而已。倡而莫之应，则非运命之厄豪杰，而众人之厄豪杰也；非豪杰无益于人国，而罪业深重之国民，不许豪杰以自效也。若夫豪杰之往往生于微贱之家，而继体帝王及名门右族绝少概见者，又非天之生才有所择也。深宫之中，阀阅之胄，久已习于骄奢淫佚，柔脆蒙昧，其遗传性及其周围之感化力，皆不适于为豪杰长养之地，亦业力使然也。脱忽有一二拔乎其萃者，则其与彼社会之枘凿愈甚，律以适者生存之理，固宜被淘汰，又其特别业力使然也。夫历观古今中外各国之所以兴，岂闻有专恃一君主或少数贵族之力者？而国民乃或以失望于君主贵族之故，遂谓国事无可为，而坐以待其亡。此正乃为极深之罪业所蔽，养成自暴自弃之劣根性，其受亡国之惨报，固其所耳。此外如水旱疾疠诸灾变，前此以为天实为之者，今稍有识者，莫不知其皆有所自来，而人力举可以消弭之，徒以政事不修，故生此变。而政事不修之故，则由自暴自弃之人民自取之，无一非业力使然也。准此以谈，则吾排运命而尊业报之说，果无以为难矣。质而言之，则国家之所以盛衰兴亡，由人事也，非由天命也。
然则吾先圣昔贤之指此为运命者何也？曰：凡造业者既必受报，无所逃避，无所差忒。自其因果相续之际言之，确有自然必至之符，无以名之，强名曰命。其以不共业而得正报者，则谓之为个人之运命；其以共业而得依报者，则谓之为国家之运命。此运命之说所由来也。虽然，运命云者，由他力所赋以与我，既已赋与，则一成而不可变者也。业报云者，则以自力自造之而自得之，而改造之权常在我者也。如曰万事惟运命而已，则吾侪之自为私人计者，诚可以终岁偃卧不复事事，以俟泰运之来，自有彼苍为我雨金雨粟。而倘遇否运，则亦惟听其蹙我至死，而不一思抵抗。顾虽以至愚之人，犹不肯出此也，独至国家之盛衰兴亡，则壹诿诸运命气数而束手以持之，何其惑哉？我先民之言命也，曰造命，曰立命。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诗曰：自求多福。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荀子曰：怨天者无志。夫天而可违，祸福而可自求，则运命之非前定也明矣，而造之立之，亦视人之有志与否而已矣。
今也我国政治现象，内之则凡历朝将亡之际，其所以致亡之迹，无不一一蹈袭之；外之则凡世界已亡之国，其所以致亡之具，无不一一藏纳之。国中人士，无论朝野上下智愚贤不肖，咸曰国必亡，国必亡。问国亡且将奈何，则曰听之而已。问国亡后之惨状，亦知之乎，则皆曰知之。知之则曷为听之？曰运实使然，命实使然，虽欲不听之，又安可得也？于是其黠者且务自封殖争营逐于春冰朝露之富贵利禄以自娱，如待决之囚且饮酒高歌也。其愿者，则惟长吁短叹，忧伤憔悴，如待僵之蚕，奄奄无复生气也。夫国果必亡矣乎？曰：夫如是则安得而不亡，而所以亡者，非有他故，则举国人咸曰国必亡国必亡之一种心理为之耳。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举国人咸曰国必亡国必亡，则国宜缘此而可以不亡，曷为反以速其亡，则徒以委心任运之故，生出彼黠者愿者之两种心理以中分天下使然耳。夫彼黠者所操之术，是无异病者自谓病不可治，而饮鸩以为甘也。彼愿者所操之术，是无异病者自谓病不可治，而屏医药弗亲也。病未必死，而弗亲医药则可以驯致于死，饮鸩则更无不死，然则非死于病也。死于自杀耳。夫今日我国人皆谋自杀者也。呜呼，我国民亦知我国今日所以濒于亡者，皆由全国人民过去业力之所造成乎？自造恶业者，必自受恶报，无人能为我解之，惟更自造善业，则可以解之。而苟能更自造善业，则善报之至必如响，亦无人能为我尼之也。
夫国民之不以国事为事也，且以国家政务为一己富贵利禄之具也，此正招亡之恶业而我国民前此所造之已久者也。畴昔不自知其将亡，斯无责焉，今亦既知之矣，不务其道，乃从而傅益之，是以前此所造之恶业为未成熟，而更助之长也。故前此所已造者，不过致病之业，而今兹所现造者，乃正趋死之业也。夫人亦何乐于死？传曰：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者乎？今病虽深矣，然犹未死也，而必合四万万人穷日夜之力共造死业，以蹙之于必死之途，吾实惑之。夫彼昏不知者，则无责也，明知之而效待决之囚饮酒高歌者，此其人恶根深重，地狱正为彼辈而设。无论国亡与否，而彼辈于精神上肉体上，终必直接间接受无量之惨报，吾更无术以超度之也。顾最可惜者，则国中中流社会之贤士大夫，其躬洁白之操，怀忠蹇之节，治经世之术，抱匡时之才者，实不乏人，而或以志不能帅其气，勇不能辅其仁，遂至徒事退缩，不图进取，自比于待僵之春蚕，而助彼辈以共造亡国之恶业。吾实痛之。
吾生平向不持厌世主义，凡与吾游者多能知之，而或疑其为无聊之极思，姑作此语以自壮，而或者又曰，其在前此国事之流失败坏，未至此甚，犹有一线两线之希望，或可以无厌世，今则惟有共趋于此途而已。虽然，吾之所以自持者决不尔尔。夫国家至今日，亡之数什九，而不亡之数仅乃什一，吾方昔昔在噩梦中，更安敢为无聊之语以自壮者？且无实而自壮，谓之客气。客气安可久乎？至常人所认为一两线之希望者，则吾自始不希望之。惟前有希望者，故后有失望。不为不可得之希望，则虽不得，亦无失望也。问者曰：然则子之所谓不持厌世思想者，毋亦效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明知其无益，姑为之以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应之曰：行吾心之所安则是也，明知其无益而为之则非也。无益之事，吾必不为，亦必不劝人为之。吾实笃信吾佛之教，墨守业报之说，以谓天下决无无结果之事。苟其事之性质为有害者，为之而害必随焉；苟其事之性质为有益者，为之而益必随焉。且如吾国今日之现象，实积多年多数人所造之恶业以致之，今之所以儳焉不可终日者，良由自业自得，固属无可怨怼，亦复何所容其疑怪？吾侪今日，惟有广造善业以禳除之，藉曰未能，亦何可更造恶业？而明知国之将亡而不思救之者，则吾之所认为恶业也。 （此非无善无恶之业，何也？见孺子将入于井而不援手，其不得不谓之恶业明矣。） 夫造善业毋造恶业，必当先自我始，所谓行吾心之所安者此也。至谓为之而必有益者何也？凡个人所造之业，必有一部分为共业，而能以力熏习社会，夫既言之矣。今之恶报，为恶共业所造成，而此恶共业，亦不过由少数人造之，而熏习遍于社会者耳。今欲得善报，亦惟熏习社会之共业，使趋于善。然此固非绝对的不能致者也，今且就具象的事理以直捷指明之。今之谓国必亡而无可救者，岂非以失望于政府耶？须知政府之人，亦不过社会之一分子，而政府之为物，则社会之所产出者也。腐败之社会，决不能有健全之政府；健全，之社会，亦决不容有腐败之政府。今欲责政府以健全，吾诚无术矣。社会欲自求健全，则其权岂不在社会耶？欲使全社会遽进于健全，则吾诚无术矣。欲使吾自己为社会中一健全分子，则其权岂不在我耶？夫我自己固眇乎其小也，曾亦思中国国家，亦不过各四万万个之自己而成。人人皆发愿自己造善业不造恶业，而健全之社会出焉矣。又不必其人人也，但使有百分之一焉，千分之一焉，乃至万分十万分之一焉，则其业力所熏习者，已伟大至不可思议，而谓似此之社会，尚容有腐败之政府得生存于其间乎？吾固谓中国致亡之原因，不全在政府也，藉曰全在政府，则所以易亡为存者，舍此道末由。而信能行此，则又必旋至而立有效者也。今之君子，不希望社会而希望政府；不希望社会分子中之自己，而希望社会分子中之他人，故失望相踵也。天下惟希望自己者，为能永无失望而已。今之君子，既失望于政府，失望于社会之他人，遂乃㗳然自丧，颓然自放，举自己而加入罪业社会中，以汩其泥而扬其波，餔其糟而醊其醨。即稍自爱者，亦不过遁逃于罪业社会以外。然已无术可遁，则甘为废人以自虱于社会而已。如是则社会安得不腐败，而国安得不亡？然则国之亡，非运命能亡之，而四万万人各以自己之力亡之也。夫以自己之力能亡之者，则亦必以自己之力能存之。如曰不能，是自暴自弃也。凡持厌世思想者，皆自暴自弃之人也，皆与于造恶业以亡吾国者也。
问者曰：如子言，则吾国其必可以不亡乎？曰：嘻！吾乌从知之？此其权实操于国民。国民欲存之，则斯存矣；国民欲亡之，则竟亡矣。吾固国民之一，吾固不忍亡吾国者，而岂敢谓人人皆有同心也？问者曰：子言不肯为无益之事，且不肯劝人为之，今子固不能以独力救国亡，且虽少数人之力亦不足以救国亡，然则所为者，安得谓必有益乎？应之曰：能救其亡，固大幸也，藉曰不能，则国虽亡矣，而为国民之分子者，尚当有事焉。历朝当丧乱泯棼之世，恒必有少数畸处岩穴之士，在当时若为举世所弃者，而先民之种性，国家之元气，实赖之以传于后，乾坤之所以不息恃此焉。此亦为因果律所支配，既造业而必有报者也。夫此则岂复吾之所忍言哉？所以有言者，凡以明吾侪无论值何时势，处何境遇，终不可有丝毫自暴自弃之心云尔。要之中国之存亡，惟中国人自存之自亡之。西哲有言：国民恒立于其所欲立之地位。今我国民皆曰国必亡国必亡也，则国乃将真亡也已矣。
（19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