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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社会思潮，便是政治现象的背景，政治现象，又和私人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国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蔽。从前欧洲人民，呻吟于专制干涉之下，于是有一群学者，提倡自由放任主义，说道政府除保持治安外不要多管闲事，听各个人自由发展，社会自然向上。这种理论，能说他没有根据吗？就过去事实而言，百年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然而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现在贫富阶级的大鸿沟，一方面固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恶现象自然会演变出来呀。这还罢了，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 Stirner）、卞戛加（Sören Kierkegaard）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处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源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源也实由于此。
大凡一个人，若使有个安心立命的所在，虽然外界种种困苦，也容易抵抗过去，近来欧洲人，却把这件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原来欧洲近世的文明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腊哲学；第三是耶稣教。封建制度，规定各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一个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哲学是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宗教是从情的、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那现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得个标准。十八世纪前的欧洲，就是靠这个过活。自法国大革命后，封建制度完全崩坏，古来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大半不适于用，欧洲人的内部生活，渐渐动摇了。社会组织变更，原是历史上常态，生活就跟着他慢慢蜕变，本来没有什么难处。但这百年来的变更却与前不同，因科学发达结果，产业组织，从根柢翻新起来。变既太骤，其力又太猛，其范围又太广，他们要把他的内部生活凑上来和外部生活相应，却处处措手不及。最显著的就是现在都会的生活和从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两途，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市场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外，绝无情感之可言，此其一。大多数人无恒产，恃工为活，生活根据，飘摇无着，好像枯蓬断梗，此其二。社会情形太复杂，应接不暇，到处受刺激，神经疲劳，此其三。劳作完了想去耍乐，耍乐未完又要劳作，昼夜忙碌，无休养之余裕，此其四。欲望日日加高，百物日日加贵，生活日日加难，竞争日日加烈，此其五。以上所说，不过随手拈出几条，要而言之，近代人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这是很容易看得出的。内部生活，本来可以凭宗教、哲学等等力量，离去了外部生活依然存在，近代人却怎样呢？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变而来，哪里有什么上帝创造，还配说人为万物之灵吗？宇宙间一切现象，不过物质和他的运动，哪里有什么灵魂，更哪里有什么天国？讲到哲学，从前康德和黑格尔时代，在思想界俨然有一种权威像是统一天下，自科学渐昌，这派唯心论的哲学便四分五裂。后来冈狄的实证哲学和达尔文的种源论同年出版，旧哲学更是根本动摇。老实说一句，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依着科学家的新心理学，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不过物质运动现象之一种，精神和物质的对待，就根本不成立；所谓宇宙大原则，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得来，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冥想得来的。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其实可以叫做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不过旧派的前定说，说运命是由八字里带来或是由上帝注定；这新派的前定说，说运命是由科学的法则完全支配。所凭借的论据虽然不同，结论却是一样。不惟如此，他们把心理和精神看成一物，根据实验心理学，硬说人类精神，也不过一种物质，一样受“必然法则”所支配，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我为善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我为恶也不过那“必然法则”的轮子推着我动，和我什么相干？如此说来，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这位“科学先生”便自当仁不让起来，要凭他的试验发明个宇宙新大原理。却是那大原理且不消说，敢是各科各科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异，今日认为真理，明日已成谬见。新权威到底树立不来，旧权威却是不可恢复了。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既然如此，所以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甚么军阀、甚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诸君又须知，我们若是终久立在这种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上头，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同是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总之，在这种人生观底下，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呢？独一无二的目的就是抢面包吃，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间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无奈当科学全盛时代，那主要的思潮却是偏在这方面。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哪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
[（自注）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要晓得时代思潮，最好是看他的文学。欧洲文学，讲到波澜壮阔，在前则有文艺复兴时期，在后则推十九世纪。两者同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但气象却有点根本不同之处。前者偏于乐观，后者偏于悲观；前者多春气，后者多秋气；前者当文明萌茁之时，觉得前途希望汪洋无际，后者当文明烂熟之后，觉得样样都试过了，都看透了，却是无一而可。我如今且简单讲几句。百年来的思潮和文学印证出来，十九世纪的文学，大约前半期可称为浪漫忒派（即感想派）全盛时代，后半期可称为自然派（即写实派）全盛时代。浪漫忒派承古典派极敝之后，崛然而起，斥摹仿，贵创造；破形式，纵感情，恰与当时唯心派的哲学和政治上、生计上的自由主义同一趋向。万事皆尚新奇，总要凭主观的想像力描出些新境界、新人物，要令读者跳出现实界的圈子外，生一种精神交替的作用。当时思想初解放，人人觉得个性发展可以绝无限制，梦想一种别开生面完全美满的生活。他们的诗家，有点和我国的李太白一样，游心物表，块然自乐；他们的小说，每部多有一个主人翁，这主人翁就是作者自己写照，性格和生活总是与寻常人不同。好写理想的武士表英雄万能，好写理想的美人表恋爱神圣，结果全落空想，和现在的实生活渺不相涉了。到十九世纪中叶，文学霸权就渐渐移到自然派手里来。自然派所以勃兴，有许多原因。第一件，承浪漫忒派之后，将破除旧套发展个性两种精神做个基础，自然应该更进一步趋到通俗求真的方面来。第二件，其时物质文明剧变骤进，社会情状日趋繁复，多数人无复耽玩幻想的余裕，而且觉得幻境虽佳，总不过过门大嚼，倒不如把眼前事实写来，较为亲切有味。第三件，唯物的人生观正披靡一时，玄虚的理想，当然排斥；一切思想，既都趋实际，文学何独不然？第四件，科学的研究法既已无论何种学问都广泛应用，文学家自然也卷入这潮流，专用客观分析的方法来做基础，要而言之，自然派当科学万能时代，纯然成为一种科学的文学。他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条，说道“即真即美”。他们把社会当作一个理科试验室，把人类的动作行为当作一瓶一瓶的药料，他们就拿他分析化合起来，那些名著，就是极翔实、极明了的试验成绩报告。又像在解剖室中，将人类心理层层解剖，纯用极严格、极冷静的客观分析，不含分毫主观的感情作用。所以他们书中的背景，不是天堂，不是来生，不是古代，不是外国，却是眼面前我们所栖托的社会。书中的人物不是圣贤，不是仙佛，不是英雄，不是美人，却是眼面前一般群众。书中的事迹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业，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奇情，却是眼面前日常生活的些子断片。我们从前有句格言，说是“画犬马难于画鬼神”，这自然派文学，将社会实相描写逼真，总算极尽画犬马之能事了。诸君试想，人类既不是上帝，如何没有缺点？虽以毛嫱、西施的美貌，拿显微镜照起来，还不是毛孔上一高一低的窟窿纵横满面，何况现在社会，变化急剧，构造不完全，自然更是丑态百出了。自然派文学就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总之，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之后，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分别；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我们从前自己夸嘴，说道靠科学来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学越发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却越发横暴，我们快要倒被他征服了。所以受自然派文学影响的人，总是满腔子的怀疑，满腔子的失望。十九世纪末全欧洲社会，都是阴沉沉地一片秋气，就是为此。
凡一个人，若是有两种矛盾的思想在胸中交战，最是苦痛不过的事。社会思潮何独不然？近代的欧洲，新思想和旧思想矛盾，不消说了，就专以新思想而论，因为解放的结果，种种思想同时从各方面迸发出来，都带几分矛盾性。如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矛盾，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也矛盾，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又矛盾。从本原上说来，自由、平等两大主义，总算得近代思潮总纲领了，却是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平等，便是大大一个矛盾。分析起来，哲学上唯物和唯心的矛盾，社会上竞存和博爱的矛盾，政治上放任和干涉的矛盾，生计上自由和保护的矛盾，种种学说，都是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从两极端分头发展，愈发展得速，愈冲突得剧，消灭是消灭不了，调和是调和不来，种种怀疑，种种失望，都是为此。他们有句话叫做“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从狭义的解释，就像一年将近除夕，大小帐务，逼着要清算，却是头绪纷繁，不知从何算起；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候快到了。
我们自到欧洲以来，这种悲观的论调，着实听得洋洋盈耳。记得一位美国有名的新闻记者赛蒙氏和我闲谈 （他做的战史，公认是第一部好的） ，他问我：“你回到中国干什么事？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我说：“这个自然。”他叹一口气说：“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我问他：“你回到美国却干什么？”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我初初听见这种话，还当他是有心奚落我，后来到处听惯了，才知道他们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危，总觉得他们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这就是欧洲多数人心理的一斑了。
诸君，我想诸君听了我这番话，当下就要起一个疑问，说道：“依你说来，欧洲不是整个完了吗？物质界的枯窘既已如彼，精神界的混乱又复如此，还有什么呢？从前埃及、中亚细亚乃至希腊、罗马，都曾经过极灿烂的文明，后来都是灭绝了或中断了，不要这回欧洲又闹这出戏吧？”我对于这个疑问，敢毅然决然答应道：“不然，不然，大大不然。”欧洲百年来物质上精神上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他和古代中世乃至十八世纪前的文明，根本上有不同的一点。从前是贵族的文明、受动的文明，如今却是群众的文明、自发的文明；从前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自然逃不了“人亡政息”的公例；今世的文明，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质”虽有时比前不如，他的“量”却比从前来得丰富，他的“力”却比从前来得连续。现在的欧洲，一言以蔽之，万事万物都是“群众化”这种现象，连我们有时也看得讨厌。有人说，这不是叫社会向上，倒是叫社会向下了。其实不然，一面固是叫旧日在上的人向下，一面仍是叫旧日在下的人向上。然而旧日在下的人总是大多数，所以扯算起来，社会毕竟是向上了。这种步骤，英国人所经过的最为明白。英国从前种种权利，都是很少数的贵族专有，渐渐拿出来给中级的人共享，渐渐拿出来给次中级又次中级乃至最低级的人一齐共享。不独物质上的权利如此，就是学问上、艺术上乃至思想上，他那由上而下、由集而散的情形，也复如此。英国固然是最好的模范，其他各国也都是同一趋势。所以他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好像盖房子从地脚修起，打了个很结实的桩儿，任凭暴风疾雨，是不会摇动的。讲到他的思潮，当法国大革命后唯心派哲学、浪漫派文学全盛之时，好像二十来岁一个活泼青年，思想新解放，生气横溢，视天下事像是几着可了，而且不免驰骛于空华幻想，离人生的实际却远了，然而他这种自由研究的精神和尊重个性的信仰，自然会引出第二个时代来，就是所谓科学万能、自然派文学全盛时代。这个时代，由理想入到实际，一到实际，觉得从前什么善咧美咧，都是我们梦里虚构的境界，社会现象却和他正相反，丑秽惨恶，万方同慨。一面从前的理想和信条已经破坏得七零八落，于是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现出一种惊惶沉闷凄惨的景象，就像三十前后的人，出了学校，入了社会，初为人夫，初为人父，觉得前途满目荆棘，从前的理想和希望，丢掉了一大半。十九世纪末叶欧洲的人心，就是这样。虽然，他们并没有入到衰老时期。怎见得呢？凡老年人的心理，总是固定的、沉滞的，但会留恋过去，不想开拓将来，他那精神的生活，也和他的肉体一样，新陈代谢的机能全然没了，破坏性、反抗性是绝不会发动了。现代欧洲人却不是那样。他们还是日日求自我的发展，对于外界的压迫，百折不回的在那里反抗，日日努力精进，正像三四十来岁在社会上奋斗的人，总想从荆天棘地中建立一番事业。如今却不比从前在学校里发空议论了，他们人情世态、甜酸苦辣都经过来，事事倒觉得亲切有味，于是就要从这里头找出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如今却渐渐被他找着了。在社会学方面，就有俄国科尔柏特勤一派的互助说，与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相代兴。他是主张自我要发展的，但是人类总不能遗世独立，大事小事，没有一件不靠别人扶助，所以互相扶助，就是发展自己的唯一手段。他的论据也是从科学上归纳出来，所以在思想界一天一天的占势力。在哲学方面，就有人格的唯心论、直觉的创化论种种新学派出来，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人格的唯心论由美国占晤士首倡，近来英美学者愈加发挥。从前唯心派哲学家，将“心灵”认作绝对的一个实体，和他对象的“世界”相对待，分为两橛。占晤士一派用科学研究法证明人类心的性能实适应于外界而渐次发达，意力和环境互相提携，便成进化。人类生活的根本义，自然是保全自己、发展自己，但人人各有个自己，用“自己”这个字称呼通换不过来，所以给他一个通名，就叫做“人格”。这“人格”离了各个的自己是无所附丽，但专靠各个的“自己”也不能完成。假如世界上没有别人，我的“人格”从何表现？假如全社会都是罪恶，我的“人格”受了他的渐染和压迫，如何能健全？由此可知，人格是个共通的，不是个孤零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从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这就是意力和环境提携便成进化的道理。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所谓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世界主义种种矛盾，都可以调和过来了。直觉的创化论，由法国柏格森首倡。德国倭铿所说，也大同小异。柏格森拿科学上进化原则做个立脚点，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做“精神生活”，是要从反省直觉得来的。我们既知道变化流转就是世界实相，又知道变化流转的权操之在我，自然可以得个“大无畏”，一味努力前进便了。这些见地能够把种种怀疑、失望一扫而空，给人类一服“丈夫再造散”。就学问上而论，不独唯心、唯物两派哲学有调和余地，连科学和宗教也渐渐有调和余地了。以上所述几家学派，都是当本世纪初期早已句出萌达，但未能完成，未能普及，便碰着这回大战。当战争中，人人都忙着应战，思想界的著述，实在寂寥，所以至今没见什么进步，将来能否大成，和康德、黑格尔、达尔文诸先辈的学说有同等的权威，转移一代人心，也不敢必。但是欧人经过这回创巨痛深之后，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将来一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这是我敢断言的哩。
人类只要精神生活不枯竭，那物质生活当然不成问题。譬之大病之后元神未亏，虽然疲倦消瘦，培补亦易为力。前文所讲各国财政生计上情形，诚然困难已极，但按到实际，他们国债虽多，外债是可以暂时不还的，内债利息散到民间，依然是供殖产兴业之用。货币价值低减对外汇兑吃亏，固然是大问题，但有时亦可以借作奖励输出的一种手段，这些听他循生计上原则自然变迁，也属无妨。现时最苦的是资本缺乏，然而美国正苦资本过剩，势不能不以欧洲为尾闾。欧人只要善于利用，还不是取诸外府吗？剩下最难解决的，就是劳工问题。我想不出数年，这问题定要告一段落，或是社会党柄政实行了社会主义几个根本大原则，气象自然一新；或是有些国家，竟自继俄国之后，做一番社会革命，虽一时大伤元气，过后反赢得意外发达，也未可定。所以我对于欧洲，觉得他前途虽然是万难，却断不是堕落。至于分国观察，或者有一两国从此雄飞，有一两国渐行衰落，这又是别问题了。
我这种拉拉杂杂讲了欧洲这些情形，恐怕诸君有点听得不耐烦了，今且总叙几句，作个收束。第一，我想大战的结果，奥、俄瓦解，中欧、东欧各小民族纷纷建国，加以威尔逊将民族自决四个字大吹大擂，民族主义 （一民族一国家主义） 越发光焰万丈，十九世纪后半期欧洲民族运动史，总算告一段落，往后怕还要扩充到欧洲以外。虽然国际关系复杂，天下更从此多事，总算人类社会组织一进步。第二，这回战争，协约国方面全恃“互助”得胜，给他们一个绝大的教训，虽然理想的国际联盟，未见完成，国家互助的精神已是日见发达。质而言之，世界主义要从此发轫了。第三，协约各国拿“打破中欧军国”做个旗号，算是起了一回征讨军阀的十字军，如今大功告成，专制主义四个大本营 （俄、德、奥、土） 连根拔尽，民主主义自然变成政治上绝对的原则，加以社会党日益发展，“社会的民主主义”要渐渐成为最中庸的一种政治。第四，俄国过激派政府居然成立，居然过了两年，不管将来结局如何，假定万一推翻，他那精神毕竟不能磨灭。从前多数人嘲笑的空理想却已结结实实成为一种制度，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和前条所谓“中庸政治”相争，还不知谁胜谁负哩。第五，一面虽是国内资本劳工两阶级斗争，一面各国仍竞相奖励国产，借此补偿战后疲敝，将来国际间产业战争只有比前更剧，自由贸易主义怕要作废。就这一点看来，突飞的社会主义或者暂时受些限制。第六，科学万能说当然不能像从前一样的猖獗，但科学依然在他自己范围内继续进步。这回战争中各种发明日新月异，可惜大半专供杀人之用，经此番大创，国际上总有三几十年平和可望，好好的拿来应用，物质文明一定更加若干倍发达。第七，这回战争给人类精神上莫大的刺激，人生观自然要起一大变化，哲学再兴，乃至宗教复活，都是意中事。以上几件，是我此行观察所得的大概。如今假定世界大势是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做国际团体一份子的中国，应该怎么样？我国民该走哪条路才能把这国家在世界上站起来？待我略述愚见，写在下半篇。
第一，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而且各国战后所耗元气都要取偿于外。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那里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当保镖，可是做梦哩。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将国际联盟这件事看得毫无价值，还要尽自己的力量促他的进步。这回国际联盟总算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调和的发轫，把国家相互的观念深入人心，知道国家意志并不是绝对无限，还须受外部多大节制。质而言之，国家与国家相互之间从此加一层密度了。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将来各国的趋势都是如此。我们提倡这主义的作用也是为此。
第二，我们万不可有丝毫悲观，说中国要亡了。讲到什么财政困难、生计困难，人家不知比我加几十百倍。我们过这小小不顺遂的日子就垂头丧气，欧洲人只好相率跳大西洋了。若因军阀专横、政治腐败，就说没有办法，请读读十九世纪上半期欧洲历史，看是怎样情形。英、法两国现在不是公认做民主政治的模范吗？从前阀族的专横腐败还不是和我一样，为什么就能有今日呢？远的不必说，现在资本阶级的专横又何如？他们可是深根固蒂足智多能，绝非我们那外强中干的军阀和那依草附木的官僚所能比并。我们说没有办法，他们大多数人也只好坐以待毙了。若因为现在人心堕落，丑类横行，便发生根本悲观，这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当过渡混杂时代，罪恶总浮到面上来，各国都是如此，何独我国？一定说现在人心比从前堕落，这句话我却不能承认。从前罪恶何尝没有？或者因观念不同，不认他是罪恶，或者因社会舆论，不管闲事，不发觉他的罪恶。即以政治论，民国政界固然混浊，难道前清政界又算得清明吗？不过前此没有人理会他，醉生梦死的受他压制。如今虽依然没有脱了压制，却是把他的罪恶尽情暴露，所以看得来越发惊心动魄，像比从前还不如了。其他家庭上、社会上罪恶都是这样。其实昨今同一罪恶，所争的只在揭破不揭破，感觉不感觉。既是罪恶质量相同，所以不能算是堕落。然而揭破和感觉却是一种进步。为什么呢？因为是国民自觉心的表现。古人有言：知病即药。从前我周身是病，却全不知道；如今知道了，就从这“知”字上自然会生出法子来。现在欧洲人日日大声疾呼，说世界末日，说文明破产，不管他说的是否过当，就这一点忧危之心，便是他苏生的左券。一个人最怕是对于现状心满意足，如此，这个人只有退步没有进步，只好当他死了。感觉现状不满足，自然生出努力，这努力便是活路。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满身罪恶，知道自己住的是万恶社会，中国从此就开出一条活路来了，这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只要知道病就赶紧去医，不要因为病就垂头丧气，把自己营卫的本能减掉。这病有什么要紧呢？我说天下从无没办法的事，不办却真没法。我们先把辞典上没办法三个字涂去，办法却多着哩。
第三，从前有两派爱国之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道：“你不行，等我来。”谁想这主意也完全错了。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人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一个强盗不惟没有去掉，倒反替他添许多羽翼，同时又在别方面添出许多强盗来。你看这几年军阀官僚的魔力，不是多谢这两派人直接、间接或推或挽来造成吗？两派本心都是爱国，爱国何故发生祸国的结果呢？原来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好比开一瓶啤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今日若是大家承认这个错处，便着实忏悔一番，甲派抛弃那利用军人、利用官僚的卑劣手段，乙派也抛弃那运动军人、运动土匪的卑劣手段，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不从一部分可以供我利用的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把从前做的一部分人的政治醒转过来，那全民政治才有机会发生哩。
第四，我们须知天下事是急不来的，总要把求速效的心事去掉，然后效乃有可言。有人说，时局危险到这地步，不设法弥缝补苴暂时支持，一旦亡了，怎么办呢？我说，姑无论中国决不会亡，别人想亡偌大一个国，决非容易，就是亡国也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波兰不是亡了几百年吗？今日如何？要知暂时支持这种字样，才真是亡国心理。若要不亡，只有扎硬寨、打死仗之一法。这个法儿却是断断急就不来的。我国民主主义在历史上根柢本就浅薄，在地理上更很少养成的机会，所以比欧美诸国，发达较迟，如今突然挂起这个招牌，好像驴蒙虎皮，种种丑态，如何能免？但这些全不要紧，因为人类性能是活的不是死的，只要需以时日，下番工夫，自然会把自己蜕变，和环境适应起来。这却要靠新出来的青年，不能责望老辈。我们并不是菲薄老辈，因为他们在他的时代只能做他适应的事业，如今老了，生理上、心理上新陈代谢的功能一齐停息了，如何能责备他和我们一样？他的地位却也不久就要和现在的青年办交代，他责任自然是轻松了。这些青年，却是万钧责任压到肩上，只要自己认明这责任、实践这责任，天下总没有办不来的事。我信得过我们多数可爱的青年，这点见地、这点志气是有的。但现在未曾磨练完成，而且办交代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目前万不可着急，便急也急不来。若要急时，做得好，不过苟且小成，做得不好，便要堕落断送了。看透这一着，所以我们现在着手的国民运动总要打二三十年后的主意，像区区这种年纪，是不指望看见成功的。其实二三十年光阴，在国史教科书上不过占一叶半叶，算什么呢？我们只管兴会淋漓的做去便了。
第五，国民树立的根本义，在发展个性。《中庸》里头有句话说得最好：“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我们就借来起一个名叫做“尽性主义”。这尽性主义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就私人而论，必须如此，才不至成为天地间一赘疣。人人可以自立，不必累人，也不必仰人鼻息。就社会国家而论，必须如此，然后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的创造进化，合起来便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这回德国致败之原，就是因为国家主义发达得过于偏畸，人民个性差不多被国家吞灭了，所以碰着英、法、美等个性最发展的国民，到底抵敌不过，因为“人自为战”的功用丧失了，所以能胜而不能败。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拿国家自身目的做个标准，把全国人放在个一定的模子里鼓铸出来，要供国家之用，结果犹且不胜其敝。我国则并无所谓国家目的，徒以社会上畸形的组织，学说上惰性的权威，把各人的本能，从小就桎梏斫丧起来。如今人开口便说是中国民智不开，或说是人才消乏，诚然不错。但又须知，在这种旧社会束缚驰骤之下，才智是断不能发生，因为旧社会也有一个模子将中国人一式铸造，脱了模就要在社会上站不住。无论何人，总要带几分矫揉的态度来迁就他。天赋良能绝不能自由扩充到极际。近来中国人，才智不逮欧西都是为此。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将自己的天才 （不论大小，人人总有些） 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第六，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怎样叫做思想解放呢？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经此一想，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昌黎极无聊的一句话。圣人做学问，便已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择，何由知得他是善？只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过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浚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须知那人若非经过一番思想，如何能创造这金科玉律来。我们既敬重那人，要学那人，第一件便须学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将自己的思想脱掉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由研究，才能立出一家学说。不然，这学说可不算他的了。既已如此，为什么我们不学他这一点，倒学他一个反面。我中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为此。有人说，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变了离经叛道。我说，这个全属杞忧。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出他真价。倘若对于某家学说不许人批评，倒像是这家学说经不起批评了，所以我奉劝国中老师宿儒，千万不必因此着急，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他的话若没有价值，自然无伤日月，管他则甚。若认为够得上算人心世道之忧，就请痛驳起来呀。只要彼此适用思辨的公共法则，驳得针锋相对，丝丝入扣，孰是孰非自然见个分晓。若单靠禁止批评，就算卫道，这是秦始皇偶语弃市的故技，能够成功吗？还有几句打破后壁的话，待我说来。思想解放，道德条件一定跟着动摇，同时社会上发现许多罪恶，这是万无可逃的公例。但说这便是人心世道之忧，却不见得。道德条件本是适应于社会情形建设起来 （孔子所谓时中时宜，最能发明此理） ，社会变迁，旧条件自然不能适用；不能适用的条件自然对于社会上失了拘束力，成了一种僵石的装饰品。一面旧条件既有许多不适用；一面在新社会组织之下，需要许多新条件，却并未规定出来，道德观念的动摇如何能免？我们主张思想解放，就是受了这动摇的刺激，想披荆斩棘求些新条件，给大家安心立命。他们说解放思想便是破坏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释，且不必辩，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锁起来，试问他们所谓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旧道德早已成了具文，新道德又不许商榷，这才真是破坏道德哩。至于罪恶的发现，却有两个原则。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旧道德本已失了权威，不复能拘束社会，所以恶人横行无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几多罪恶，难道是新思想提倡出来吗？第二件，是受思想解放影响的，因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爱说抉破藩篱的话，有时也说得太过，那些坏人就断章取义，拿些话头做护身符，公然作起恶来。须知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为他本来是满腔罪恶，从前却隐藏、掩饰起来，如今索性尽情暴露，落得个与众共弃，还不是于社会有益吗？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我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吧。
第七，提倡思想解放，自然靠这些可爱的青年。但我也有几句忠告的话：“既解放便须彻底，不彻底依然不算解放。”就学问而论，总要拿“不许一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这句话做个原则。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一种学说到眼前，才要虚心研究，放胆批评。但这话说来甚易，做到实难。因为我们学问根柢本来甚浅，稍有价值的学说到了面前，都会发生魔力，不知不觉就被他束缚起来。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我们又须知，现在我们所谓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我们又须知，泰西思想界，现在依然是浑沌过渡时代，他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许多先觉之士正想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图个东西调和。这种大业，只怕要靠我们才得完成哩。我们青年将来要替全世界人类肩起这个大责任，目前预备工夫，自然是从研究西洋思想入手。一则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确属精密，我们应该采用他；二则因为他们思想解放已经很久，思潮内容丰富，种种方面可供参考。虽然，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径让给他，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一义。就德性论，那层解缚的工夫，却更费力了。德性不坚定，做人先自做不成，还讲什么思想。但我们这德性，也受了无数束缚，非悉数解放不能树立。祖宗的遗传，社会的环境，都是有莫大力量，压得人不能动弹；还有个最凶狠的大敌，就是五官四肢，他和我顷刻不离，他处处要干涉我、诱惑我，总要把我变成他的奴隶。我们要完成自己的个性，却四面遇着怨敌，所以坐在家里头也要奋斗，出来到一切人事交际社会也要奋斗，不是斗别人，却是斗自己，稍松点劲，一败涂地，做了捕虏，永世不能自由了。青年人对于种种关头，更是极难通过，因为他生理冲动的作用正在极强、极盛时候，把心性功能压住了，所以有时发扬得越猛，堕落得越快。在没有思想的人，固不足惜，有思想的人，结果得个堕落，那国家元气，真搁不住这种斫丧了。欲救此病，还是从解放着力，常常用内省工夫，体认出一个“真我”。凡一切束缚这“真我”的事物，一层一层的排除打扫，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二义。
第八，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拿一个一个的中国人和一个一个的欧美人分开比较，无论当学生、当兵、办商业、做工艺，我们的成绩丝毫不让他们。但是他们合起十个人，力量便加十倍，能做成十倍大规模的事业；合起千百万个人，力量便加千百万倍，能做成千百万倍大规模的事业。中国人不然，多合了一个人，不惟力量不能加增，因冲突掣肘的结果，彼此能力相消，比前倒反减了。合的人越发多，力量便减到零度。所以私家开个铺子，都会赚钱，股份公司什有九要倒帐。很勇敢的兵丁，合起来做个军队，都成败类。立宪共和便闹成个四不像。总之，凡属要经一番组织的事业，到中国人手里，总是一塌糊涂了结。但是没组织的社会和有组织的社会碰头，直是挤不过去，结果非被淘汰不可。然则人家的组织能力从何而来？我们为什么竟自没有呢？我想起来，争的只是一件，就是有无“法治精神”的区别。一群人为什么能结合起来，靠的是一种共同生活的规条，大众都在这规条的范围内分工协力。若是始终没有规条，或是规条定了不算帐，或是存了一个利用的心，各人仍旧是希图自己的便利，这群体如何能成立，便不能共同生活。欧美人的社会，大而国家政治，小而团体游戏，人人心坎中，都认定若干应行共守的规则，觉得他神圣不可侵犯。这种规则，无论叫做法律、叫做章程、叫做条例、叫做公约，无论成文或不成文，要之，初时是不肯轻容易公认，一经公认之后，便不许违反又不许利用。一群人靠了这个，便像一副机器有了发动机，个个轮子自然按部就班的运行。我国人这种观念始终没有养成。近来听见世界有个“法治”的名词，也想捡来充个门面，至于法治精神，却分毫未曾领会。国会省议会，天天看见第几条第几项的在那里议，其实政府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民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议员自身更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什么公司咧，什么协会咧，个个都有很体面的几十条章程，按到实际，不过白纸上印了几行黑墨。许多人日日大声疾呼，说最要紧是合群结团体。你想在这种脾气之下，群怎么能合？团体怎么能成？其实提倡的人，先自做了这种脾气的奴隶，这还有什么好说呢。我初时在那里想，这个不要是我国民天赋的劣根性吧？果然如此，便免不了最后的生存淘汰，真可惊心动魄。后来细想，知道不然，乃是从前的历史把这种良能压住了，久未发达。因为从前过的是单调生活，不是共同生活，自然没有什么合理的公守规条。从前国家和家族，都是由命令、服从两种关系结构而成。命令的人权力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出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因此之故，法治两字在从前社会，可谓全无意义。人类的开化是向共同生活而趋，便叫我们觉得没有组织便不能存活。若不把组织的良能重新浚发出来，这身子从何托命？什么是良能？只法治精神便是了。
以上十二段，我都是信手拈来，没有什么排列组织。但我觉得我们因此反省自己从前的缺点，振奋自己往后的精神，循着这条大路，把国家挽救建设起来，决非难事。我们的责任这样就算尽了吗？我以为还不止此。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我要发展“自我”，就须向这条路努力前进。为什么要有国家？因为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继续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像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就此说来，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得富强便了，却是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不然，那国家便算白设了。明白这道理，自然知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 （柏格森之师） ，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又有一回，和几位社会党名士闲谈，我说起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不患寡而患不均”，跟着又讲到井田制度，又讲些墨子的“兼爱”“寝兵”，他们都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我想我们还够不上说对不起外人，先自对不起祖宗罢了。近来西洋学者，许多都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何以故呢？从前西洋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唯心唯物，各走极端。宗教家偏重来生，唯心派哲学高谈玄妙，离人生问题都是很远。科学一个反动，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所以我从前说道，“顶时髦的社会主义，结果也不过抢面包吃”，这算得人类最高目的么？所以最近提倡的实用哲学、创化哲学，都是要把理想纳到实际里头，图个心物调和。我想我们先秦学术，正是从这条路上发展出来。孔、老、墨三位大圣，虽然学派各殊，“求理想与实用一致”，却是他们共同的归着点。如孔子的“尽性赞化”“自强不息”，老子的“各归其根”，墨子的“上同于天”，都是看出有个“大的自我”“灵的自我”和这“小的自我”“肉的自我”同体，想要因小通大，推肉合灵。我们若是跟着三圣所走的路，求“现代的理想与实用一致”，我想不知有多少境界可以辟得出来哩。又佛教虽创自印度，而实盛于中国。现在大乘各派，五印全绝，正法一脉，全在支那。欧人研究佛学，日盛一日，梵文所有经典差不多都翻出来，但向梵文里头求大乘，能得多少？我们自创的宗派，更不必论了。像我们的禅宗，真可以算得应用的佛教。世间的佛教，的确是要印度以外才能发生，的确是表现中国人特质，叫出世法和现世法并行不悖。现在柏格森、倭铿等辈，就是想走这条路还没走通。我常想，他们若能读唯识宗的书，他的成就一定不止这样。他们若能理解禅宗，成就更不止这样。你想，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岂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我们不肖，不会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就是文学、美术各方面，我们又何尝让人？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须知凡一种思想，总是拿他的时代来做背景。我们要学的，是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因为一落到条件，就没有不受时代支配的，譬如孔子，说了许多贵族性的伦理，在今日诚然不适用，却不能因此菲薄孔子。柏拉图说奴隶制度要保存，难道因此就把柏拉图抹杀吗？明白这一点，那么研究中国旧学，就可以得公平的判断，去取不至谬误了。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然，从前的中国人，哪一个不读孔夫子，哪一个不读李太白，为什么没有人得着他好处呢？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19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