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论婚姻

值此人事剧变的时代,若将人类的行为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与无能的情绪。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群众却是大家都参与其内的,且大家都想阻止,指引这谬误,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动的影响。普遍的失业呀,灾荒呀,人权剥夺呀,公开的杀人呀,生长在前几代的人,倒似乎已经从这些古代灾祸中解放出来了。在五十年中,西方民族曾避免掉这种最可悲的灾祸。为何我们这时代又要看到混乱与强暴重新抬头呢?这悲剧的原因之一,我以为是由于近代国家把组成纤维的基本细胞破坏了之故。

在原始的共产时代以后,一切文明社会的母细胞究竟是什么呢?在经济体系中,这母细胞是耕田的人借以糊口度日的小农庄,如果没有了这亲自喂猪养牛饲鸡割麦的农人,一个国家便不能生存。美洲正是一个悲惨的例子。它有最完美的工厂,最新式的机器,结果呢?一千三百万的失业者。为什么?因为这些太复杂的机器变得几乎不可思议了。人的精神追随不上它们的动作了。

并非美国没有农人,但它的巨大无比的农庄不受主人支配。堆积如山的麦和棉,教人怎能猜得到这些山会一下子变得太高了呢?小农家的生活是由数千年的经验和眼前的需要安排好的,每一群自给自食的农人都确知他们的需要,遇着丰年,出产卖得掉,那么很好,可以买一件新衣,一件外套,一辆自由车。遇着歉收,那么,身外的购买减少些,但至少有得吃,可以活命。这一切由简单的本能统治着的初级社会,联合起来便形成稳重的机轴,调节着一个国家的行动。经济本体如此,社会本体亦是如此。

一般改革家,往往想建造一种社会,使别种情操来代替家庭情操,例如国家主义、革命情操、行伍或劳工的友谊等。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中,家庭必改组一次。从柏拉图到纪德 ,作家尽可诅咒家庭,可不能销毁它。短时期内,主义的攻击把它压倒了。精神上却接着起了恐慌,和经济恐慌一样不可避免,而人类重复向自然的结合乞取感情,有如向土地乞取粮食一般。

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无论是谁,必得把简单本能这大概念时时放在心上,它是社会的有力的调节器。最新的世界,必须建筑于饥饿、愿欲、母爱等等上面,方能期以稳固。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合最难确立。无思想的行动是非人的 。不担承现实的重量的思想,则常易不顾困难。它在超越一切疆域之外,建立起美妙的但是虚幻的王国。它可以使钱币解体;可以分散财富;可以改造风化;可以解放爱情。但现实没有死灭得那么快。不论是政治家或道德家,都不能把国家全部改造,正如外科医生不能重造人身组织一样。他们的责任,在于澄清现局,创造有利于回复健康的条件;他们都应得顾及自然律,让耐性的、确实的、强有力的生命,把已死的细胞神秘地重行构造。

在此,我们想把几千年来,好歹使人类不致堕入疯狂与混乱状态的几种制度加以研究。我们首先从夫妇说起。

拜伦有言:“可怕的是:既不能和女人一起过生活,也不能过没有女人的生活。”从这一句话里他已适当地提出了夫妇问题。男子既不能没有女人而生活,那么什么制度才使他和女人一起生活得很好呢?是一夫一妻制么?有史以来三千年中,人类对于结婚问题不断地提出或拥护或反对的论据。拉伯雷 曾把这些意见汇集起来,在巴奴越(Panurge)向邦太葛吕哀(Pantagruel)征询关于结婚的意见的一章中,邦太葛吕哀答道:

“既然你掷了骰子,你已经下了命令,下了坚固的决心,那么,再也不要多说,只去实行便是。”

“是啊,”巴奴越说,“但没有获得你的忠告和同意之前,我不愿实行。”

“我表示同意,”邦太葛吕哀答道,“而且我劝你这样做。”

“可是,”巴奴越说,“如果你知道最好还是保留我的现状,不要翻什么新花样,我更爱不要结婚。”

“那么,你便不要结婚。”邦太葛吕哀答道。

“是啊,但是,”巴奴越说,“这样你要我终生孤独没有伴侣么?你知道所罗门(Solomon)经典上说:孤独的人是不幸的。单身的男子永远没有像结婚的人所享到的那种幸福。”

“那么天啊!你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答道。

“但,”巴奴越说,“如果病了,不能履行婚姻的义务时,我的妻,不耐烦我的憔悴,看上了别人,不但不来救我的急难,反而嘲笑我遭遇灾祸(那不是更糟),窃盗我的东西,好似我常常看到的那样,岂不使我完了么?”

“那么你不要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回答。

“是啊,”巴奴越说,“但我将永没有嫡亲的儿女,为我希望要永远承继我的姓氏和爵位的,为我希望要传给他们遗产和利益的。”

“那么天啊,你结婚便是。”邦太葛吕哀回答。

在雪莱的时代,有如拉伯雷的时代一样,男子极难把愿欲 、自由不羁的情操,和那永久的结合——婚姻——融和一起。雪莱曾写过:“法律自命能统御情欲的不规则的动作:它以为能令我们的意志抑制我们天性中不由自主的感情。然而,爱情必然跟踪着魅惑与美貌的感觉;它受着阻抑时便死灭了;爱情真正的原素只是自由。它与服从、嫉妒、恐惧,都是不两立的。它是最精纯的最完满的。沉浸在爱情中的人,是在互相信赖的而且毫无保留的平等中生活着的。”

一百年后,萧伯纳重新提起这问题时说,如果结婚是女子所愿欲的,男子却是勉强忍受的。他的《唐璜》( Don Juan 说:“我对女人们倾诉的话,虽然受人一致指责,但却造成了我的妇孺皆知的声名。只是她们永远回答说,如果我进行恋爱的方式是体面的,她们可以接受。我推敲为何要有这种限制,结果我懂得:如果她有财产,我应当接受,如果她没有,应当把我的贡献给她,也应当欢喜她交往的人及其谈吐,直到我老死,而且对于一切别的女人都不得正眼觑视。我始终爽直地回答,说我一点也不希望如此,如果女人的智慧并不和我的相等或不比我的更高,那么她的谈吐会使我厌烦,她交往的人或竟令我不堪忍受,我亦不能预先担保我一星期后的情操,更不必说终生了,我的提议和这些问题毫无关系,只凭着我趋向女性的天然冲动而已。”

由此可见反对结婚的人的中心论据,是因为此种制度之目的,在于把本性易于消灭的情绪加以固定。固然,肉体的爱是和饥渴同样的天然本能,但爱之恒久性并非本能啊。如果,对于某一般人,肉欲必须要变化,那么,为何要有约束终生的誓言呢

也有些人说结婚足以减少男子的勇气与道德的力量。吉卜林(Kipling)在《凯芝巴族的历史》中叙述凯芝巴大尉,因为做了好丈夫而变成坏军官。拿破仑曾言:“多少男子的犯罪,只为他们对于女人示弱之故!”白里安坚谓政治家永远不应当结婚。“看事实罢,”他说,“为何我能在艰难的历程中,长久保持我清明的意志?因为晚上,在奋斗了一天之后,我能忘记;因为在我身旁没有一个野心勃勃的嫉妒的妻子,老是和我提起我的同僚们的成功,或告诉我人家说我的坏话……这是孤独者的力量。”婚姻把社会的痫狂加厚了一重障蔽,使男子变得更懦怯。

即是教会,虽然一方面赞成结婚比蓄妾好,不亦确言独身之伟大而限令它的传教士们遵守么?伦理家们不是屡言再没有比一个哲学家结婚更可笑的事么?即令他能摆脱情欲,可不能摆脱他的配偶。人家更谓,即令一对配偶间女子占有较高的灵智价值,上面那种推理亦还是对的,反对结婚的人说:“一对夫妇总依着两人中较为庸碌的一人的水准而生活的。”

这是对于婚姻的攻击,而且并非无力的;但事实上,数千年来,经过了多少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骚乱剧变,婚姻依旧存在,它演化了,可没有消灭。我们且试了解它所以能久存的缘故 [1]

生存本能,使一切人类利用他人来保障自己的舒适与安全,故要驯服这天然的自私性格,必得要一种和它相等而相反的力量。在部落或氏族相聚而成的简单社会中,集团生活的色彩还很强烈,游牧漂泊的本能,便是上述的那种力量。但疆土愈广,国家愈安全,个人的自私性即愈发展。在如此悠久的历史中,人类之能建造如此广大如此复杂的社会,只靠了和生存本能同等强烈的两种本能,即性的本能与母性的本能。必须一个社会是由小集团组成的,利他主义方易见诸实现,因为在此,利他主义是在欲愿或母性的机会上流露出来的。“爱的主要优点,在于能把个人宇宙化 [2] 。”

但在那么容易更换对象的性本能上面,如何能建立一种持久的社会细胞呢?爱,令我们在几天内容受和一个使我们欢喜的男人或女子共同生活,但这共同生活,不将随着它所由产生的愿欲同时消灭么?可是解决方案的新原素便在于此。“婚姻是系着于一种本能的制度。”人类的游牧生活,在固定的夫妇生活之前,已具有神妙的直觉,迫使人类在为了愿欲之故而容易发誓的时候发了誓,而且受此誓言的拘束。我们亦知道在文明之初,所谓婚姻并非我们今日的婚姻,那时有母权中心社会,多妻制及一妻多夫制社会等。但时间的推移,永远使这些原始的形式,倾向于担保其持久性的契约,倾向于保护女子之受别的男人欺凌;保幼、养老,终于形成这参差的社会组织,而这组织的第一个细胞即是夫妇。

萧伯纳的唐璜说:“社会组织与我何干?我所经意的只是我自身的幸福盖于我个人人生之价值,即在永远有‘传奇式的未来’之可能性;这是欲愿和快乐的不息的更新;故毫无束缚可言。”那么,自由的变换是否为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凡是享有此种生活的人,比他人更幸福更自由么?“造成卡萨诺瓦 与拜伦的,并非本能。而是一种恼怒了的想象,故意去刺激本能。如果唐璜之辈只依着愿欲行事,他们亦不会有多少结合的了 [3] 。”

唐璜并非一个不知廉耻的人,而是失望的感伤主义者。“唐璜自幼受着诗人画家音乐家的教养,故他心目中的女子亦是艺术家们所感应他的那一种,他在世界上访寻他们所描写的女人,轻盈美妙的身体,晶莹纯洁的皮肤,温柔绮丽,任何举止都是魅人的,任何言辞都是可爱的,任何思想都是细腻入微的。”换一种说法,则假若唐璜(或说是太爱女人的男子)对于女子不忠实 ,那也并非他不希望忠实,而是因为他在此间找不到一个和他心目中的女子相等的女子之故。拜伦亦在世界上寻访一个理想的典型:温柔的女人,有羚羊般的眼睛,又解人又羞怯,天真的,贤淑的,肉感的而又贞洁的;是他说“聪明到能够钦佩我,但不致聪明到希望自己受人钦佩”的女子。当一个女人使他欢喜时,他诚心想她将成为他的爱人,成为小说中的女主人、女神。等他认识较深时,他发现她和其他的人类一样,受着兽性的支配,她的性情亦随着健康而转移,她也饮食(他最憎厌看一个女人饮食),她的羚羊般的眼睛,有时会因了嫉妒而变得十分狂野,于是如唐璜一般,拜伦逃避了。

但逃避并不曾把问题解决。使婚姻变得难于忍受的许多难题(争执、嫉妒、趣味的歧异),在每个结合中老是存在。自由的婚姻并不自由。你们记得李斯特 和阿古夫人(Marie d'Agoult)的故事么?你们也可重读一次《安娜小史》 中,安娜偕龙斯基私逃的记述。龙斯基觉得比在蜜月中的丈夫更受束缚,因为他的情人怕要失去他 。多少的言语行动举止,在一对结了婚的夫妇中间是毫无关系的,在此却使他们骚乱不堪。因为这对配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因为两个人都想着这可怕的念头:“是不是完了?”龙斯基或拜伦,唯有极端忍心方得解脱。他应当逃走。但唐璜并非忍心的人。他为逃避他的情人而不使她伤心起见,不得不勉强去出征土耳其。拜伦因为感受婚姻的痛苦,甚至希望恢复他的结合,与社会讲和。当然,且尤其在一个不能离婚的国家中,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子很可能因了种种原因不得不和社会断绝关系,他们没有因此而不感痛苦的。

往往因了这个缘故,唐璜(他的情人亦如此)发现还是在婚姻中男子和女子有最好的机会,可以达到相当完满的结合。在一切爱的结合之初,愿欲使男女更能互相赏识,互相了解。但若没有任何制度去支撑这种结合,在第一次失和时便有解散的危险。“婚姻是历时愈久缔结愈久的唯一的结合” 。一个结了婚的男子(指幸福的婚姻而言),因为对于一个女子有了相当的认识,因为这个女子更帮助他了解一切别的女子,故他对于人生的观念,较之唐璜更深切更正确。唐璜所认识的女子只有两种:一是敌人,二是理想的典型。蒙泰朗 在《独身者》一书中,极力描写过孤独生活的人的无拘束,对于现实世界的愚昧,他的狭隘的宇宙,“有如一个系着宽紧带的球,永远弹回到自身”。凡是艺术家,如伟大的独身者巴尔扎克、司汤达 、洛弗贝、普鲁斯特 辈所能避免的缺点——如天真可笑的自私主义与怪僻等,一个凡庸之士便避免不了。艺术家原是一个特殊例外的人,他的一生,大半消磨于想象世界中而不受现实律令的拘束,且因为有自己创造的需要而使本能走向别的路上去 [4] ,姑且丢开他们不论,只是对于普通人,除了婚姻以外,试问究竟如何才是解决问题的正办?

漫无节制的放纵么?一小部分的男女试着在其中寻求幸福。现代若干文人也曾描绘过这群人物,可怪的是把他们那些模型加以研究之后,发觉这种生活亦是那么可怕,那么悲惨。恣意放纵的人不承认愿欲是强烈而稳固的情操。机械的重复的快乐一时能帮助他忘掉他的绝望,有如鸦片或威士忌,但情操决非从抽象中产生出来的,亦非自然繁殖的,恣意放纵的人自以为没有丝毫强烈的情操,即或有之,亦唯厌生求死之心,这是往往与放浪淫逸相附而来的。“在纵欲方面的精炼并不产生情操上的精炼……幻想尽可发明正常性接触以外的一切不可能的变化,但一切变化所能产生的感情上的效果总是一样:便是屈辱下贱的悲感 [5] 。”

更新换旧式的结合么?那我们已看到这种方式如何使问题益增纠纷;它使男人或女人在暮年将临的时光孤独无伴,使儿童丧失幸福。一夫多妻制么?则基于此种制度的文明常被一夫一妻制的文明所征服。现代的土耳其亦放弃了多妻制,它的人民在体格上在精神上都因之复兴了。自由的婚姻么 ?合法的乱交么?则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俄国近几年来的风化演变。革命之初,许多男女想取消婚姻,或把婚姻弄得那么脆弱,使它只留一个制度上的名词。至今日,尤其在女子的影响之下,持久的婚姻重复诞生了。在曼奈(Mehnert)《比论俄罗斯青年界》一书中,我们读到一般想避免婚姻的两性青年们所营的共同生活的故事。其中一个女子写信给她的丈夫说:“我要一种个人的幸福,小小的,简单的,正当的幸福。我希望在安静的一隅和你一起度日。我们的集团难道不懂得这是人类的一种需要么?”吾人所有关于叙述现代俄罗斯的感情生活的记载,都证明这“人类的需要”已被公认了。

还有什么别的解决法么?探求合法结合的一种新公式么?在美洲有一位叫作林赛(Lindsay)的推事,曾发明一种所谓“伴侣式”结合。他提议容许青年男女作暂时的结合,等到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才转变为永久的联系。但这亦犯了同样的错误,相信可以智慧地运用创造出种种制度。法律只能把风化予以登录,却不能创造风化。实际上,似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在有些国家中加以离婚的救济,在有些国家中由于不贞的调剂,在我们西方社会中,成为对于大多数人不幸事件发生最少的解决法。

可是人们怎样选择他终生偕老的对手呢?先要问人们选择不选择呢?在原始社会中,婚姻往往由俘虏或购买以定。强有力的或富有财的男人选择,女子被选择。在十九世纪时的法国,大多数的婚姻是安排就的,安排的人有时是教士们,有时是职业的媒人,有时是书吏,最多是双方的家庭。这些婚姻,其中许多是幸福的。桑塔亚纳 说:“爱情并不如它本身所想象的那么苛求,十分之九的爱情是由爱人自己造成的,十分之一才靠那被爱的对象。”如果因了种种偶然之故,一个求爱者所认为独一无二的对象从未出现,那么,差不多近似的爱情也会在别一个对象身上感到。热烈的爱情常会改变人物的真面目。过于狂热的爱人对于婚姻期望太奢,以致往往失望。美国是恋爱婚姻最多的国家,可亦是重复不已的离婚最盛的国家。

巴尔扎克在《两个少妇的回忆录》中描写两种婚姻的典型,这描写只要把它所用的字汇与风格改换一下,那么在今日还是正确的。两个女主人中的一个,勒妮(Renée de l'Estorade)代表理智,她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婚姻产生人生,爱情只产生快乐。快乐消灭了,婚姻依旧存在;且更诞生了比男女结合更可宝贵的价值。故欲获得美满的婚姻,只须具有那种对于人类的缺点加以宽恕的友谊便够。”勒妮,虽然嫁了一个年纪比她大而她并不爱的丈夫,终于变得极端幸福。反之,她的女友路易丝(Louise de Chaulieu)虽然是由恋爱而结婚的,却因过度的嫉妒,把她的婚姻生活弄得十分不幸,并以嫉妒而置丈夫于死地,随后自己亦不得善果。巴尔扎克的论见是:如果你联合健康、聪明、类似的家世、趣味、环境,那么只要一对夫妇是年轻康健的,爱情自会诞生。“这样,墨菲斯托菲里斯(Méphistophèlès) 说,你可在每个女人身上看到海伦(Hélène) 。”

事实上,大战以来,如巴尔扎克辈及其以后的二代所熟知的“安排就的”婚姻,在法国有渐趋消灭以让自由婚姻之势。这是和别国相同的。可是为何要有这种演化呢?因为挣得财富保守财富的思想,变成最虚妄最幼稚的念头了。我们看到多少迅速的变化,多少出人意料的破产,中产者之谨慎小心,在此是毫无用处了。预先周张的原素既已消失,预先的周张便无异痴想。加之青年人的生活比以前自由得多,男女相遇的机会也更容易。奁资与身家让位了,取而代之的是美貌,柔和的性情,运动家式的亲狎等。

是传奇式的婚姻么?不完全是。传奇式的结晶特别对着不在目前的女子而发泄的。流浪的骑士是传奇式的人物,因为他远离他的美人;但今日裸露的少女,则很难指为非现实的造物。我们的生活方式倾向于鼓励欲愿的婚姻,欲愿的婚姻并不必然是恋爱的婚姻。这是可惋惜的么?不一定。血性有时比思想更会选择。固然,要婚姻美满,必须具备欲愿以外的许多原素,但一对青年如果互相感到一种肉体的吸引,确更多构造共同生活的机会。

“吸引”这含义浮泛的名词,能使大家怀有多少希望。“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存在于每个赏识‘美’的人的心目中。”某个男人,某个女子,认为某个对手是美的,别人却认为丑陋不堪。灵智的与道德的魅力可以加增一个线条并不如何匀正的女子的妩媚。性的协和并不附带于美,而往往是预感到的。末了,还有真实的爱情,常突然把主动者与被动者同时变得极美。一个热恋的人,本能地会在他天然的优点之外,增加许多后天的魅力。鸟儿歌唱,有如恋人写情诗。孔雀开屏,有如男子在身上装饰奇妙的形与色。一个网球名手,一个游泳家,自有他的魅力。只是,体力之于我们,远不及往昔那么重要,因为它已不复是对于女子的一种安全保障。住院医生或外交官的会试,代替了以前的竞武角力。女子亦采用新的吸引方法了。如果我看到一个素来不喜科学的少女,突然对于生物学感到特别兴趣时,我一定想她受着生物学者的鼓动。我们亦看到一个少女的读物往往随着她的倾向而转变,这是很好的。再没有比精神与感觉的同时觉醒更自然更健全的了。

但一种吸引力,即使兼有肉体与灵智两方面,还是不足造成美满的婚姻。是理智的婚姻呢抑爱情的婚姻?这倒无关紧要。一件婚姻的成功,其主要条件是:在订婚期内,必须有真诚的意志,以缔结永恒的夫妇。我们的前辈以金钱结合的婚姻所以难得是真正的婚姻的缘故,因为男子订婚时想着他所娶的是奁资,不是永久的妻子,“如果他使我厌烦,我可以爱别的”。以欲愿缔结的婚姻,若在未婚夫妇心中当作是一种尝试的经验,那么亦会发生同样的危险。

“每个人应当自己默誓,应当把起伏不定的吸引力永远固定”,“我和她或他终生缔结了;我已选定了;今后我的目的不复是寻访使我欢喜的人,而是要使我选定的人欢喜”。想到这种木已成舟的念头,固然觉得可怕,但唯有这木已成舟的定案才能造成婚姻啊。如果誓约不是绝对的,夫妇即极少幸福的机会,因为他们在第一次遇到的阻碍上和共同生活的无可避免的困难上,即有决裂的危险。

共同生活的困难常使配偶感到极度的惊异。主要原因是两性之间在思想上在生活方式上天然是冲突的。在我们这时代,大家太容易漠视这些根本的异点。女子差不多和男子作同样的研究;她们执行男人的职业,往往成绩很好;在许多国家中,她们也有选举权,这是很公道的。这种男女间的平等,虽然发生极好的效果,可是男人们不应当因之忘记女人终究是女人。孔德 对于女性所下的定义,说她是感情的动物,男子则是行动的动物。在此我们当明白,对于女子,“思想与肉体的关联比较密切得多。”女人的思想远不及男人的抽象。

男人爱构造种种制度,想象实际所没有的世界,在思想上改造世界,有机会时还想于行动上实行。女子在行动方面的天赋便远逊了,因为她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潜心于她的主要任务,先是爱情,继而是母性。女人是更保守,更受种族天性的感应。男子有如寄生虫,有如黄蜂,因为他没有多大的任务,却有相当的余力,故发明了文明、艺术,与战争。男人心绪的转变,是随着他对外事业之成败而定的。女人心绪的转变,却是和生理的动作关联着的。浑浑噩噩的青年男子,则其心绪的变化,常有荒诞、怪异、支离、拗执的神气;巴尔扎克尝言,年轻的丈夫令人想到沐猴而冠的样子。

女人亦不懂得行动对于男子的需要。男子真正的机能是动,是狩猎,是建造,做工程师、泥水匠、战士。在婚后最初几星期中,因为他动了爱情,故很愿相信爱情将充塞他整个的生命。他不愿承认他自己固有的烦闷。烦闷来时,他寻求原因。他怨自己娶了一个病人般的妻子,整天躺着,不知自己究竟愿望什么。可是女人也在为了这个新伴侣的骚动而感到痛苦。年轻的男子,烦躁地走进一家旅馆:这便是蜜月旅行的定型了。我很知道,在大半情形中,这些冲突是并不严重的,加以少许情感的调剂,很快便会平复。但这还得心目中时常存着挽救这结合的意志,不断地互相更新盟誓才行。

因为什么也消灭不了性格上的深切的歧异,即是最长久最美满的婚姻也不可能。这些异点可被接受,甚至可被爱,但始终存在。男子只要没有什么外界的阻难可以征服时便烦闷。女人只要不爱了或不被爱了时便烦闷。男人是发明家;他倘能用一架机器把宇宙改变了便幸福。女人是保守者;她倘能在家里安安静静做些古老的简单的工作便幸福。即是现在,在数千万的农家,在把机器一会儿拆一会儿装的男人旁边,还有女人织着绒线,摇着婴孩睡觉。阿兰 很正确地注意到,男子所造的一切都带着外界需要的标识,他造的屋顶,其形式是与雨雪有关的;阳台是与太阳有关的;舟车的弧线是由风与浪促成的。女子的一切作业则带着与人体有关的唯一的标识。靠枕预备人身凭倚,镜子反映人形。这些都是两种思想性质的简单明了的标记。

男人发明主义与理论,他是数学家、哲学家、玄学家。女子则完全沉浸于现实中,她若对于抽象的主义感到兴趣,亦只是为了爱情(如果那主义即是她所喜欢的男人的主义),或是为了绝望之故(如果她被所爱的男子冷淡)。即以斯塔尔夫人 而论,一个女哲学家,简直是绝了女人的爱情之路。最纯粹的女性的会话,全由种种故事、性格的分析,对于旁人的议论,以及一切实际的枝节组成的。最纯粹的男性的会话却逃避事实,追求思想。

一个纯粹的男子,最需要一个纯粹的女子去补充他,不论这女子是他的妻,是他的情妇,或是他的女友。因了她,他才能和种族这深切的观念保持恒久的接触。男人的思想是飞腾的。它会发现无垠的天际,但是空无实质的。它把“词句的草秆当作事实的谷子”。女人的思想老是脚踏实地的:它每天早上都是走的同样的路,即是女人有时答应和丈夫一起到空中去绕个圈子,她也要带一本小说,以便在高处也可找到人类、情操,和多少温情。

女子的不爱抽象观念,即是使她不涉政治的理由么?我以为若果女人参与政治而把其中的抽象思想加以驱除时,倒是为男子尽了大力呢。实用的政治,与治家之道相去不远:至于有主义的政治却是那么空洞、模糊、危险。为何要把这两种政治混为一谈呢?女人之于政治,完全看作乐观的问题与卫生问题。男人们即是对于卫生问题也要把它弄成系统问题,自尊自傲问题。这是胜过女人之处么?最优秀的男子忠于思想;最优秀的女子忠于家庭。如果为了政党的过失以致生活程度高涨,发生战争的危险时,男人将护卫他的党派;女人将保障和平与家庭,即是因此而改易党派亦在所不惜。

但在这个时代,在女子毫不费力地和男子作同样的研究,且在会考中很易战败男子的时代,为何还要讲什么男性精神女性精神呢?我们已不是写下面这些句子的世纪了:“人家把一个博学的女子看作一件美丽的古董,是书房里的陈设,可毫无用处。”当一个住院女医生和她的丈夫——亦是医生——谈话时,还有什么精神上的不同?只在于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啊!一个少女,充其量,能够分任一个青年男子的灵智生活。处女们是爱研究斗争的。恋爱之前的瓦尔姬丽(Valkyrie) 是百屈不挠的,然而和齐格弗里德(Siegfried) 相爱以后的瓦尔姬丽呢?她是无抵抗的了,变过了。一个现代的瓦尔姬丽,医科大学的一个女生,和我说:“我的男同学们,即在心中怀着爱情方面的悲苦时,仍能去诊治病人,和平常一样。但是我,如果我太不幸了的时候,我只能躺在床上哭。”女人只有生活于感情世界中才会幸福。故科学教她们懂得纪律亦是有益的。阿兰有言:“人类的问题,在于使神秘与科学得以调和,婚姻亦是如此。”

女子能够主持大企业,其中颇有些主持得很好。但这并不是使女子感到幸福的任务。有一个在这种事业上获得极大的成功的女子对人说:“你知道我老是寻访的是什么?是一个能承担我全部事业的男人,而我,我将帮助他。啊!对于一个我所爱的领袖,我将是一个何等样的助手!……”的确,我们应当承认她们是助手而不是开辟天地的创造者。人家可以举出乔治·桑、勃朗特姊妹(Brontë) 、艾略特 、诺阿叶夫人 、曼殊斐儿……以及生存在世的若干天才女作家。固然不错,但你得想想女子的总数。不要以为我是想减低她们的价值。我只是把她们安放在应该安放的位置上。她们和现实的接触,比男人更直接,但要和顽强的素材对抗、奋斗——除了少数例外——却并非她们的胜长。艺术与技巧,是男性过剩的精力的自然发泄。女人的真正的创造却是孩子。

那些没有孩子的女子呢?但在一切伟大的恋爱中间都有母性存在。轻佻的女人固然不知道母性这一回事,可是她们亦从未恋爱过。真正的女性爱慕男性的“力”,因为她们稔知强有力的男子的弱点。她们爱护男人的程度,和她受到爱护的程度相等。我们都知道,有些女人,对于她所选择的所改造的男子,用一种带着妒意的温柔制服他们。那些不得不充作男人角色的女子,其实还是保持着女性的立场。英后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并非一个伟大的君王,而是一个化装了的伟大的王后。迪斯累里和罗斯伯里 固然是她的大臣,但一部分是她的崇拜者,一部分是她的孩子。她想着国事有如想着家事,想着欧洲的冲突有如想着家庭的口角。“你知道么?”她和罗斯伯里说,“因为是一个军人的女儿,我对于军队永远怀有某种情操。”又向德皇说:“一个孙儿写给祖母的信,应当用这种口气么?”

我是说两性之中一性较优么?绝对不是。我相信若是一个社会缺少了女人的影响,定会堕入抽象,堕入组织的疯狂,随后是需要专制的现象,因为既没有一种组织是真的,势必致以武力行专制了,至少在一时期内要如此。这种例子,多至不胜枚举。纯粹男性的文明,如希腊文明,终于在政治、玄学、虚荣方面崩溃了。唯有女子才能把爱谈主义的黄蜂——男子,引回到蜂房里,那是简单而实在的世界。没有两性的合作,决没有真正的文明。但两性之间没有对于异点的互相接受,对于不同的天性的互相尊重,也便没有真正的两性合作。

现代小说家和心理分析家最常犯的错误之一,是过分重视性生活及此种生活所产生的情操。在法国如在英国一样,近三十年来的文学,除少数的例外,是大都市文学,是轻易获得的繁荣的文学,是更适合于女人的文学。在这种文学中,男人忘记了他的两大任务之一,即和别的男子共同奋斗,创造世界,“不是为你们的世界,亲爱的女人”,而是一个本身便美妙非凡的世界,男人会感到可以为这世界而牺牲一切,牺牲他的爱情,甚至他的生命。

女子的天性,倾向着性爱与母爱;男子的天性,专注于外界。两者之间固存着无可避免的冲突,但解决之道亦殊不少。第一,是创造者的男子的自私的统治。洛朗斯曾言:“唤醒男子的最高感应的,决不是女子。而是男子的孤寂如宗教家般的灵魂,使他超脱了女人,把他引向崇高的活动……耶稣说:‘女人,你我之间有何共同之处?’凡男子觉得他的灵魂启示他何种使命何种事业的时候,便应和他的妻子或母亲说着同样的话。”

凡一切反抗家庭专制的男子,行动者或艺术家,便可以上述的情操加以解释或原恕。托尔斯泰甚至逃出家庭;他的逃避只是可怜的举动,因为在这番勇敢的行为之后,不久便老病以死;但在精神上,托尔斯泰早已逃出了他的家庭;在他的主义和生活方式所强制他的日常习惯之间,冲突是无法解救的。画家高更 抛弃了妻儿财产,独个儿到泰伊蒂岛(Tahiti)上过活,终于回复了他的本来。但托尔斯泰或高更的逃避是一种弱点的表现。真正坚强的创造者会强制他的爱人或家庭尊重他的创造。在歌德家中,没有一个女人曾统治过。每逢一个女子似乎有转变他真正任务的倾向时,歌德便把她变成固定的造像。他把她或是写成小说或是咏为诗歌,此后,便离开她了。

当环境使一个男子必须在爱情与事业(或义务)之间选择其一的时候,女人即感到痛苦,有时她亦不免抗拒。我们都稔悉那些当水手或士兵的夫妇,他们往往为了情操而把前程牺牲了。贝内特(Arnold Benett)以前曾写过一出可异的剧本,描写一个飞行家经过了不少艰难,终于取得了他所爱的女子。这女子确是一个杰出的人才,赋有美貌、智慧、魅力、思想,她在初婚时决心要享受美满的幸福。他们在山中的一家旅店中住下,度着蜜月,的确幸福了。但丈夫忽然得悉他的一个劲敌已快要打破他所造成的最得意的航空纪录。立刻,他被竞争心鼓动了,妻子和他谈着爱情,他一面听一面想着校准他的引擎。末了,当她猜到他希望动身时,她悲哀地喁喁地说:“你不看到在我女人的生涯中,这几天的光阴,至少和你在男子生活中的飞行家的冒险同样重要么?”但他不懂得,无疑的,他也应该不懂得。

因为如果情欲胜过了他的任务,男子也就不成其为男子了。这便是参孙(Samson)的神话 ,便是埃居尔(Hercule)跪在翁华尔(Omphale)脚下的故事 。一切古代的诗人都曾歌咏为爱情奴隶的男子。美丽的帕里斯(Paris)是一个恶劣的兵士 ;嘉尔曼(Carmen)诱使她的爱人堕落;玛农(Manon)使她的情人屡次犯罪。即是合法的妻子,当她们想在种种方面支配丈夫的生活时,亦会变成同样可怕的女人。“当男子丧失了对于创造活动的深切意识时,他感到一切都完了,的确,他一切都完了。当他把女人或女人与孩子作为自己的生命中心时,他便堕入绝望的深渊”。一个行动者的男子只有在女人群中才感到幸福,决不是一种好现象。这往往证明他惧怕真正的斗争。威尔逊,那个十分骄傲的男子,不能容受人家的抵触与反抗,故他不得不遁入崇拜他的女性群中。和男子冲突时,他便容易发怒,这永远是弱的标识啊,真正强壮的男子爱受精神上的打击,有如古代英雄爱有刀剑的击触一样。

然而在一对幸福的配偶中,女子也自有她的地位和时间,“因为英雄并非二十四小时都是英雄的啊……拿破仑或其他任何英雄可以在茶点时间回家,穿起软底鞋,体味他夫人的爱娇,决不因此而丧失他的英雄本色。因为女人自有她自己的天地;这是爱情的天地,是情绪与同情的天地。每个男子也应得在一定的时间脱下皮靴,在女性宇宙中宽弛一下,纵情一下”。而且一个男子在白天离家处于男子群中,晚上再回到全然不同的另一思想境界中去,亦是有益的事。真正的女子决不妒忌行动、事务、政治生活或灵智生活;她有时会难受,但她会掩饰痛苦而鼓励男子。安德洛玛克(Andromaque)在埃克托(Hector)动身时忍着泪。她有她为妻的任务。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当注意的是:不论一件婚姻是为双方如何愿望,爱情如何浓厚,夫妇都如何聪明,他俩至少在最初数天将遇到一个使他们十分惊异的人物。

可是初婚的时期,久已被称为“蜜月”。那时候,如果两人之间获得性生活方面的和谐,一切困难最初是在沉迷陶醉中遗忘的。这是男子牺牲他的朋友,女子牺牲她的嗜好的时期,在《约翰·克利斯朵夫》( Jean-Christophe 中,有一段关于婚期的女子的很真实的描写,说这女子“毫不费力地对付抽象的读物,为她在一生任何别的时期中所难于做到的。仿佛一个梦游病者,在屋顶上散步而丝毫不觉得这是可怕的梦。随后她看见屋顶,可也并未使她不安,她只自问在屋顶上做些什么,于是她回到屋子里去了。”

不少女人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后回到自己屋子里去了。她们努力使自己不要成为自己,可是这努力使她支持不住。她们想着:

——我想跟随他,但我错误了。我原是不能这样做的。

男子方面,觉得充满着幸福,幻想着危险的行动。

拜伦所说的蜜月之后的“不幸之月”,便是如此造成的;这是狂热过度后的颓丧。怨偶形成了。有时夫妇间并不完全失和,虽然相互间已并不了解,但大家在相当距离内还有感情。有一次,一个美国女子和我解释这等情境,说:

——我很爱我的丈夫,但他住在一个岛上,我又住在另一个岛上,我们都不会游泳,于是两个人永远不相会了。

纪德曾言:“两个人尽可过着同样的生活,而且相爱,但大家竟可互相觉得谜样的不可测!”

有时候这情形更严重,从相互间的不了解中产生了敌意。你们当能看到,有时在饭店里,一个男人,一个女子,坐在一张桌子前面,静悄悄的,含着敌意,互相用批评的目光瞩视着。试想这种幽密的仇恨,因为没有一种共同的言语而不能倾诉,晚上亦是同床异梦,一声不响地,男子只听着女子呻吟。

这是不必要的悲剧么?此外不是有许多幸福的配偶么?当然。但若除了若干先天构成的奇迹般的和谐之外,幸福的夫妇,只因为他们不愿任凭性情支配自己而立意要求幸福之故。我们时常遇到青年或老年,在将要缔婚的时候,因怀疑踌躇而来咨询我们。这些会话,老是可异地和巴奴越与邦太葛吕哀的相似。

——我应当结婚么?访问者问。

——你对于你所选择的他(或她)爱不爱呢?

——爱的,我极欢喜见到他(或她);我少不了他(或她)。

——那么,你结婚便是。

——无疑的,但我对于缔结终生这事有些踌躇……因此而要放弃多少可能的幸福真是可怕。

——那么你不要结婚。

——是啊,可是这老年的孤寂……

——天啊,那么你结婚就是!

这种讨论是没有结果的。为什么?因为婚姻本身(除了少数幸或不幸的例外)是无所谓好坏的。成败全在于你。只有你自己才能答复你的问句,因为你在何种精神状态中预备结婚,只有你自己知道。“婚姻不是一件定局的事,而是待你去做的事。”

如果你对于结婚抱着像买什么奖券的念头:“谁知道?我也许会赢得头彩,独得幸运……”那是白费的。实在倒应该取着艺术家创作一件作品时那样的思想才对。丈夫与妻子都当对自己说:“这是一部并非要写作而是要生活其中的小说。我知道我将接受两种性格的异点,但我要成功,我也定会成功。”

假如在结婚之初没有这种意志,便不成为真正的婚姻。基督旧教的教训说,结婚的誓约在于当事人双方的约束,而并非在于教士的祝福;这是很好的思想。如果一个男人或女人和你说:“我要结婚了……什么?才得试一试……如果失败,也就算了,总可有安慰的办法或者是离婚。”那你切勿迟疑,应得劝他不必结婚。因为这不是一件婚姻啊。即是具有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情绪,小心翼翼的谨慎,还是谁也不敢确有成功的把握,尤其因为这件事业的成功不只关系一人之故。但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信心,则必失败无疑。

婚姻不但是待你去做,且应继续不断把它重造的一件事。无论何时,一对夫妇不能懒散地说:“这一局是赢得了,且休息罢。”人生的偶然,常有掀动波澜的可能。且看大战曾破坏掉多少太平无事的夫妇。且看两性在成年期间所能遭遇的危险。所以要每天重造才能成就最美满的婚姻。

当然,这里所谓每天的重造,并不是指无穷的解释,互相的分析与忏悔。关于这种危险,梅瑞狄斯(Meredith)与夏尔多纳(Chardonne)说得很对:“过分深刻的互相分析,会引致无穷尽的争论。”故“重造”当是更简单更幽密的事。一个真正的女子不一定能懂得但能猜透这些区别,这些危险,这种烦闷。她本能地加以补救。男子也知道,在某些情形中,一瞥、一笑,比冗长的说明更为有益。但不论用什么方法,总得永远重造。人间没有一样东西能在遗忘弃置中久存的,房屋被弃置时会坍毁,布帛被弃置时会腐朽,友谊被弃置时会淡薄,快乐被弃置时会消散,爱情被弃置时亦会溶解。应当随时葺理屋顶,解释误会才好。否则仇恨会慢慢积聚起来,蕴藏在心魂深处的情操,会变成毒害夫妇生活的恶薮。一旦因了细微的口角,脓肠便会溃发,使夫妇中每个分子发现他自己在别一个人心中的形象而感到害怕。

因此,应当真诚,但也得有礼。在幸福的婚姻中,每个人应尊重对方的趣味与爱好。以为两个人可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判断,同样的欲愿,是最荒唐的念头。这是不可能的,也是要不得的。我们说过,在蜜月时期,爱人们往往因了幻想的热情的幸福,要相信两个人一切都相似,终于各人的天性无可避免地显露出来。故阿兰曾言:“如果要婚姻成为夫妇的安乐窝,必得要使友谊慢慢代替爱情。”代替么?不,比这更复杂。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谊必得与爱情融和一起。友谊的坦白在此会发生一种宽恕和温柔的区别。两个人得承认他们在精神上、灵智上是不相似的,但他们愉快地接受这一点,而且两人都觉得这倒是使心灵上互相得益的良机。对于努力解决人间纠纷的男子,有一个细腻、聪明、幽密、温柔的女性在他身旁,帮助他了解他所不大明白的女性思想,实在是一支最大的助力。

所谓愿欲,虽然是爱情的根源,在此却不能成为问题。在这等结合中,低级的需要升华了。肉体的快乐,因了精神而变成超过肉体快乐远甚的某种境界的维持者。对于真正结合一致的夫妇,青春的消逝不复是不幸。白首偕老的甜蜜的情绪令人忘记了年华老去的痛苦。

拉罗什富科 曾有一句名言,说:“尽有完满的婚姻,决无美妙的婚姻。”我却希望本文能指出人们尽可想象有美妙的。但最美妙的决不是最容易的。两个人既然都受意气、错误、疾病等等的支配,足以改变甚至弄坏他们的性情,共同生活又怎么会永远没有困难呢?没有冲突的婚姻,几与没有政潮的政府同样不可想象。只是当爱情排解了最初几次的争执之后,当感情把初期的愤怒化为温柔的、嬉戏似的宽容之后,也许夫妇间的风波将易于平复。

归结起来是:婚姻绝非如浪漫底克的人们 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建筑于一种本能之上的制度,且其成功的条件不独要有肉体的吸引力,且也得要有意志、耐心、相互的接受及容忍。由此才能形成美妙的坚固的情感,爱情、友谊、性感、尊敬等等的融和,唯有这方为真正的婚姻。


[1] 以下所述,可参看孔德(Auguste Comte)著: Politique Positive (卷二卷三); Théorie Positive de la Famille 。——原注

[2] 见D.H.Lawrence: Fantaisie de l'Inconscient 。——原注

[3] 见D. H. Lawrence: Femmes Amoureuses 。——原注

[4] “英国三个最大的诗人,雪莱、布莱克、弥尔顿,都曾愿望一夫多妻制。这虽是奇怪却并不见得令人惊异的事。一种才具自有他的绝对的主见;一个艺术家不由自主地以为他的第一件责任是对于艺术的责任,如果他关心艺术以外的事,便是错误,除非这以外的事实在特别重要。”(见Aldous Huxley: Textes et Prétextes )。——原注

[5] 见Aldous Huxley: Proper Studies 。——原注 RWSARc2f/FDaCCWwUYaQvh7MkaLkmnQzsi49N+ex5rt8hJFZubBuN5bHce2Z8fik



论父母与子女

如果我要对于家庭问题有所说法,我定会引用瓦莱里 的名句:“每个家庭蕴藏着一种内在的特殊的烦恼,使稍有热情的每个家庭分子都想逃避。但晚餐时的团聚,家中的随便、自由,还我本来的情操,确另有一种古代的有力的德性。”

我所爱于这段文字者,是因为它同时指出家庭生活的伟大与苦恼。一种古代的有力的德性……一种内在的特殊的烦恼……是啊,差不多一切家庭都蕴蓄着这两种力量。

试问一问小说家们,因为凡是人性的综合的集合的形象,必得向大小说家探访。巴尔扎克怎么?写高老头对于女儿们的关切之热烈,简直近于疯狂,而女儿们对他只是残酷冷淡;葛朗台(Grandet)一家,母女都受父亲的热情压迫,以至感到厌恶;勒格尼克(Le Guénic)家庭却是那么美满。莫里亚克 又怎么写?在 Le Noeud de Vipères 中,垂死的老人病倒在床上,听到他的孩子们在隔室争论着分析财产问题,争论着他的死亡问题:老人所感到的是悲痛;孩子们所感到的,是那些利害冲突而又不得不过着共同生活的人们的互相厌恶;但在 Le Mystère Frontenac 中,却是家庭结合的无可言喻的甘美,这种温情,有如一群小犬在狗窝里互偎取暖,在暖和之中又有互相信赖,准备抵御外侮的情操。

丢开小说再看实生活。你将发现同样的悲喜的交织:晚餐时的团聚,内在的特殊的烦恼……我们的记忆之中,都有若干家庭的印象,恰如瓦莱里所说的既有可歌可颂又有可恼可咒的两重性格。我们之中,有谁不曾在被人生创伤了的时候,到外省静寂的宽容的家庭中去寻求托庇?一个朋友能因你的聪慧而爱你,一个情妇能因你的魅力而爱你,但一个家庭能不为什么而爱你,因为你生长其中,你是它的血肉之一部。可是它比任何人群更能激你恼怒。有谁不在青年的某一时期说过:“我感到窒息,我不能在家庭里生活下去了;他们不懂得我,我亦不懂得他们。”曼殊斐儿十八岁时,在日记上写道:“你应当走,不要留在这里!”但以后她逃出了家庭,在陌生人中间病倒了时,她又在日记上写道:“想象中所唯一值得热烈景慕的事是,我的祖母把我安放在床上,端给我一大杯热牛奶和面包,两手交叉着站在这里,用她曼妙的声音和我说:‘哦,亲爱的……这难道不愉快么?’啊!何等神奇的幸福。”

实际是,家庭如婚姻一样,是由本身的伟大造成了错综、繁复的一种制度。唯有抽象的思想才单纯,因为它是死的。但家庭并非一个立法者独断的创造物;而是自然的结果,促成此结果的是两性的区别,是儿童的长时间的幼弱,和由此幼弱促成的母爱,以及由爱妻爱子的情绪交织成的父爱。我们为研究上较有系统起见,先从这大制度的可贵的和可怕的两方面说起。

先说它的德性。我们可用和解释夫妇同样的说法,说家庭的力量,在于把自然的本能当作一种社会结合的凭借。联系母婴的情操是一种完全、纯洁、美满的情操。没有丝毫冲突。对于婴孩,母亲无异神明。她是全能的,若是她自己哺育他的话,她是婴儿整个欢乐整个生命的泉源。即使她只照顾他的话,她亦是减轻他的痛苦加增他的快乐的人,她是最高的托庇,是温暖,是柔和,是忍耐,是美。对于母亲那方面,孩子竟是上帝。

母性,有如爱情一样,是一种扩张到自己身外的自私主义,由此产生了忠诚的爱护。因了母爱,家庭才和夫妇一样,建筑于本能之上。要一个社会能够成立,“必须人类先懂得爱” [1] ,而人类之于爱,往往从母性学来。一个女子对于男子的爱,常含有若干母性的成分。乔治·桑爱缪塞 么?爱肖邦(Chopin)么?是的,但是母爱的成分甚于性爱的成分。例外么?我不相信。如瓦朗夫人 ,如贝尔尼夫人(Mme de Berny)……母性中久留不灭的成分,常是一种保护他人的需要。女人之爱强的男子只是表面的,且她们所爱的往往是强的男子的弱点(关于这点,可参阅萧伯纳的 Candide Soldat de Chocolat )。

孩子呢?如果他有福分有一个真正女性的母亲,他亦会受了她的教诲,在生命初步即懂得何谓毫无保留而不求酬报的爱。从母爱之中,他幼年便知道人间并不完全是敌害的,也有温良的接待,也有随时准备着的温柔,也有可以完全信赖而永不有何要求的人。这样开始的人生是精神上的极大的优益;凡是乐观主义者,虽然经过失败与忧患,而自始至终抱着信赖人生的态度的人们,往往都是由一个温良的母亲教养起来的。反之,一个恶母,一个偏私的母亲,对于儿童是最可悲的领导者。她造成悲观主义者,造成烦恼不安的人。我曾在《家庭圈》 中试着表明孩子和母亲的冲突,如何能毒害儿童的心魂。但太温柔太感伤的母亲也能发生很大的恶果,尤其对于儿子,使他太早懂得强烈的热狂的情操。司汤达(Stendhal)曾涉及这问题,洛朗斯的全部作品更和此有关。“这是一种乱伦,”他说,“这是比性的乱伦更危险的精神的乱伦,因为它不易被觉察,故本能亦不易感到其可厌。”关于这,我们在下文涉及世代关系及发生较缓的父亲问题时再行讨论。

既然我们试着列举家庭的德性和困难,且记住家庭是幼年时代的“爱的学习”。故我们虽然受到损害,在家庭中仍能感到特异的幸福。但这种回忆,并非是使我们信赖家庭的唯一的原因。家庭还是一个为我们能够显露“本来面目”(如瓦莱里所云)的处所。

这是一种重大的难得的德性么?我们难道不能到处显露“本来面目”么?当然不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扮演一个角色,采取一种态度。人家把我们当作某个人物。我们得尽官样文章般的职务,我们要过团体生活。一个主教,一个教授,一个商人,在大半的生涯中,都不能保有自己的本来面目。

在一个密切结合的家庭中,这个社会的角色可以减到最低限度。试想象家庭里晚间的情景:父亲,躺在安乐椅中读着报纸,或打瞌睡;母亲织着绒线,和大女儿谈着一个主妇生活中所能遇到的若干难题;儿子中间的一个,口里哼着什么调子,读着一本侦探小说;第二个在拆卸电插;第三个旋转着无线电周波轴,搜寻欧洲某处的演说或音乐。这是一切都不十分调和。无线电的声音,扰乱父亲的阅览或瞌睡;父亲的沉默,使母亲感到冷峻;母女的谈话,令儿子们不快。且他们也不想掩藏这些情操,礼貌在家庭中是难得讲究的。人们可以表示不满,发脾气,不答复别人的问话,反之,亦能表示莫名其妙的狂欢。家庭中所有的分子,都接受亲族的这些举动,且应当尽量地容忍。只要注意“熟习的”一词的双重意义,便可得到有益的教训 。一种熟习的局面,是常见的不足为奇的局面。人们讲起一个朋友时说,“他是一家人”时,意思是在他面前可以亲密地应付,亦即是可用在社会上被认为失礼的态度去应付。

刚才描写的那些人物,并非在家庭中感着陶醉般的幸福,但他们在其中觉得有还我自由的权利,确有被接受的把握,获得休息,且用莫里亚克的说法,“有一种令人温暖令人安心的感觉”。他们知道是处于互相了解的人群中,且在必要时会互相担负责任。如果这幕剧中的演员有一个忽然头痛了,整个蜂房会骚动起来。姊姊去铺床,母亲照顾着病人,兄弟中的一个到药房里去。受着病的威胁的个人在此是不会孤独的。没有了家庭,在广大的宇宙间,人会冷得发抖。在因为种种原因而使家庭生活减少了强度的国中(如美国、德国、战后的俄国),人们感有迫近大众的需要,和群众一起思维的需要。他们需要把自己的情操自己的生活,和千万人的密接起来,以补偿他们所丧失的这小小的、友爱的、温暖的团体。他们试着要重获原始集团生活的凝聚力,可是在一个巨大的民族中,这常是一件勉强而危险的事。

“连锁关系”且超出父母子女所形成的家庭集团以外,在古罗马族中,它不独联合着真正的亲族,且把联盟的友族、买卖上的主顾,及奴隶等等一起组成小部落。在现代社会中,宗族虽然没有那样稳定——因为组成宗族的家庭散布太广了——但还是相当坚固。在任何家庭中,你可以发现来历不明的堂兄弟,或是老处女的姑母,在家庭中过着幽静的生活。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有堂兄弟邦,有姑母加丽德;在莫里亚克的小说中,也有叔叔伯伯。贝玑 曾着力描写那些政界中的大族,学界中的大族,用着极大的耐性去搜寻氏族中的职位、名号、勋位,甚至追溯到第四代的远祖。

我用氏族这名词。但在原始氏族,和在夏天排列在海滩上的我们的家庭之间,有没有区别呢?母亲在粗布制的篷帐下面,监护着最幼的孩子;父亲则被稍长的儿童们围绕着钓虾。这个野蛮的部落自有它的言语。在许多家庭中,字的意义往往和在家庭以外所用的不同。当地的土语令懂得的人狂笑不已,而外地的人只是莫名其妙。好多氏族对于这种含有神秘色彩的亲密感着强烈的快意,以至忘记了他们以外的世界。也有那些深闭固拒,外人无从闯入的家庭,兄弟姊妹们的童年生活关联得那么密切,以至他们永远分离不开。和外界的一切交际,于他们都是不可能的。即使他们结了婚,那些舅子、姊丈、妹倩、嫂子等始终和陌生人一样。除了极少数能够同化的例外,他们永不会成为家庭中之一员。他们不能享受纯种的人的权利,人家对于他们的态度也更严厉。

我们认识有些老太太们,认为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人物,只是属于自己家庭的人物,而家庭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有意义的,即是他们从未见过的人亦如此。这样家庭便堕入一种团体生活的自私主义中去了,这自私主义不但是爱,而是自卫,而是对外的防御联盟。纪德写道:“家庭的自私主义,其可憎的程度仅次于个人的自私主义。”我不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家庭的自私主义固然含有危险,但至少是超出个人的社会生活的许多原素之一。

只是,家庭必得要经受长风的吹拂与涤荡。“每个家庭蕴藏着内在的特殊的烦恼……”我们已描写过家庭里的夜晚,肉体与精神都宽弛了,而每个人都回复了他的自然的动作。休息么?是的,但这种自由把人导向何处去呢?有如一切无限制的自由一样,它会导向一种使生活变得困难的无政府状态。阿兰描写过那些家庭,大家无形中承认,凡是一个人所不欢喜的,对于一切其他的人都得禁止,而咕噜也代替了真正的谈话:

“一个人闻着花香要不舒服,另一个听到高声要不快;一个要求晚上得安静,另一个要求早上得安静;这一个不愿人家提起宗教,那一个听见谈政治便要咬牙切齿;大家都得忍受相互的限制,大家都庄严地执行他的权利。一个说:

——花可以使我整天头痛。

另一个说:

——昨晚我一夜没有阖眼,因为你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关门的声音太闹了之故。

“在吃饭的时候,好似国会开会时一般,每个人都要诉苦。不久,大家都认识了这复杂的法规,于是,所谓教育便只是把这些律令教给孩子们。” [2]

在这等家庭中,统治着生活的是最庸俗的一般人,正如一个家庭散步时,是走得最慢的脚步统治着大家的步伐。自己牺牲么?是的,但亦是精神生活水准的降低和堕落。证据是只要有一个聪明的客人共餐时,这水准会立刻重新升高。为什么?往常静悄悄的或只说一些可怜的话的人们,会变得神采奕奕呢!因为他们为了一个外来的人,使用了在家庭中所不愿使用的力量。

因此,家庭的闭关自守是件不健康的事。它应当如一条海湾一样,广被外浪的冲击。外来的人不一定要看得见,但大家都得当他常在面前。这外来人有时是一个大音乐家,有时是一个大诗人。我们看到在新教徒家庭里,人们的思想如何受着每天诵读的《圣经》的熏陶。英国大作家中,许多人的作风是得力于和这部大书常常亲接的结果。在英国,女子自然而然写作得很好,这或许亦因为这宗教作品的诵读代替了家庭琐细的谈话,使她们自幼便接触着伟大的作风之故。十七世纪法国女子如赛维尼夫人、拉斐德夫人辈亦是受着拉丁教育的益处。阿兰又言,若干家庭生活的危险之一,是说话时从不说完他的句子。对于这一点,我们当使家庭和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常常亲接,真诚的宗教信仰,艺术的爱好(尤其是音乐),共同的政治信念,共同合作的事业,这一切都能使家庭超临它自己。

一个人的特殊价值,往往最难为他家庭中的人重视,并非因为仇视或嫉妒;而是家庭惯在另一种观点上去观察他之故。试读勃朗特姊妹的传记。只有父亲一人最不承认她们是小说家。托尔斯泰夫人固然认识托尔斯泰的天才;他的孩子们崇拜他,也努力想了解他。但妻子儿女,都不由自主地对于他具有的一切可笑的、无理的、习惯的普通人性格,和他的大作家天才,加以同样的看法。托尔斯泰夫人所看到的他,是说着“雇用仆役是不应当的”一类的话,而明天却出人不意地嘱咐预备十五位客人的午餐的人。

在家庭中,我们说过,可以还我本来,是的,但也只能还我本来而已。我们无法超临自己。在家庭中,圣者会得出惊,英雄亦无所施其技,阿兰说过:“即令家庭不至于不认识我的天才,它亦会用不相干的恭维以掩抑天才的真相。”这种恭维并不是因为了解他的思想,而是感到家庭里出了一个天才是一件荣誉。如果姓张姓李之中出了一个伟大的说教者或政治家,一切姓张姓李的人都乐开了,并非因为说教者的演辞感动他们,政治家的改革于他们显得有益,而是认为姓张姓李的姓氏出现于报纸上是件光荣而又好玩的事。一个地理学家演讲时,若是老姑母去听讲,亦并非因为她欢喜地理学而是为爱侄子之故。

由此观之,家庭有一种使什么都平等化的平凡性,因了肉体的热情,否定了精神上的崇高,这一点足为若干人反抗家庭的解释。我以前虽引用过纪德在《尘世的食粮》一书中的诅咒:“家庭,闭塞的区处,我恨你!”我并请你回忆一下他的《神童》一书中长兄劝弱弟摆脱家庭,回复自由的描写。可见即是在最伟大最优秀的人的生涯中,也有不少时间令人想到为完成他的使命起见,应得离开这过于温和的家,摆脱这太轻易获得的爱,和相互宽容的生活。这种时间,便是托尔斯泰逃到寺院里以致病死的时间,也即是青年人听到“你得离开你的爸爸妈妈”的呼声的时间,也就是高更抛妻别子独自到泰伊蒂岛上去度着僧侣式画家生活的时间。我们之中,每个人一生至少有一次,都曾听到长兄的呼声而自以为神童。

我认为这是一种幻象。逃避家庭,即逃避那最初是自然的继而是志愿的结合,那无异是趋向另一种并不自然的生活,因为人是不能孤独地生活的。离开家,则将走向寺院,走向文学团体,但它们也有它们的宽容,它们的束缚,它们的淡漠呢。不然便如尼采一样走向疯狂。“在抽象的幻想中是不会觉得孤独的。”但如玛克-奥莱尔(Marcus Aurelius) 所说,明哲之道,并非是处于日常事务之外保守明哲,而是在固有的环境之下保守明哲。逃避家庭生活是容易的,可是徒然的;改造并提高家庭生活将更难而更美。只是有些时候,青年们自然而然看到家庭的束缚超过家庭的伟大,这是所谓“无情义年龄”。兹为作进一步的讨论起见,当以更明确的方法,研究家庭内部的世代关系。

我们已叙述过这世代关系在幼婴年龄的情状。在母亲方面,那是本能的,毫无保留的温柔;在儿童方面,则是崇拜与信赖:这是正常状态。在此我们当插叙父母在儿童的似乎无关重要的时期最容易犯的若干错误。最普通的是养成娇养的儿童,使儿童惯于自以为具有无上的权威,而实际上,他表面的势力只是父母的弱点所造成的。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一个人的性格在生命之初便形成了。有无纪律这一回事,在一岁以上的儿童,你已替他铸定了。我常听见人家说(我自己也常常说):

——大人对于儿童的影响是极微妙的;生就的性格是无法可想的。

但在多数情形中,大人颇可用初期的教育以改造儿童性格,这是人们难得想到的事。对于儿童,开始便当使他有规律的习惯,因为凡是不懂得规律的人是注定要受苦的。人生和社会自有它们的无可动摇的铁律。疾病与工作决不会造成娇养的儿童。每个人用他的犁锄,用他的耐性和毅力,开辟出他自己的路。可是娇养的儿童,生活在一个神怪的虚伪的世界之中;他至死相信,一颦一笑,一怒一哀,可以激起别人的同情或温柔。他要无条件地被爱,如他的过于懦弱的父母一样爱他。我们大家都识得这种娇养的老小孩。如那些因为有天才爬到了威权的最高峰的人,末了终于由一种极幼稚的举动把一切都失掉了。又如那些在六十岁时还以为眉目之间足以表现胸中块垒的女子。要补救这些,做母亲的必得在儿童开始对于世界有潜默的主要的概念时,教他懂得规律。

阿特莱医生(Dr.Adler)曾述及若干母亲因为手段拙劣之故,在好几个孩子中间不能抱着大公无私的态度,以致对于儿童发生极大的恶影响及神经刺激。在多数家庭中,兄弟姊妹的关系是友爱的模型。但假若以为这是天然的,就未免冒失了。仇敌般的兄弟,是自有文明以来早就被描写且是最悲惨的局面之一,这悲剧且亦永无穷尽。儿童诞生时的次序,在他性格的形成上颇有重大作用。第一个孩子几乎常是娇养的。他的微笑,他的姿态,对于一对新婚的、爱情还极浓厚的夫妇,显得是新奇的魅人的现象。家庭的注意都集中于他。不要以为儿童自己是不觉得的;正是相反,他竟会把这种注意,这种中心地位,认作是人家对他应尽的义务。

第二个诞生了。第一个所受的父母的温情,必得要和这敌手分享,他甚至觉得自己为了新生的一个而被忽视,他感到痛苦。做母亲的呢,她感到最幼弱的一个最需要她,这亦是很自然的情操。她看着第一个孩子渐渐长大,未免惆怅;把大部分的爱抚灌注到新生的身上去了。而对于那刚在成形的幼稚的长子,这确是剧烈的变动,深刻的悲哀,留下久难磨灭的痛苦的痕迹。儿童的情操甚至到悲剧化的程度。他们会诅咒不识趣的闯入者,祝祷他早死,因为他把他们所有的权威都剥夺了。有的想以怨艾的办法去重博父母的怜惜。疾病往往是弱者取胜的一种方法。女人用使人垂怜的法子,使自己成为她生活圈内的人群的中心,已是人尽皆知的事,但儿童也会扮演这种无意识的喜剧。许多孩子,一向很乖的,到了兄弟诞生的时候,会变得恶劣不堪,做出各式各种的丑事,使父母又是出惊又是愤怒;实在他们是努力要大人去重视他们。阿特莱医生确言(我亦相信如此),长子(或长女)的心理型,其终生都是可以辨识的。第一个生的常留恋以往;他是保守的,有时是悲哀的;他爱谈起他的幼年,因为那是他最幸福的时期,次子(或次女)却倾向于未来的追求,因为在未来他可以超越长兄(或长姊)。他常是破坏主义者,常是善于嘲弄的人。

最幼的季子,亦是一个娇养的孩子,尤其当他和长兄们年纪差得很远的时候,他更幸福,因为他所享的优遇永没有别的幼弟妹去夺掉他的了。他亦被长兄们优遇,他们此时抱着和父母差不多的长辈的态度。他是被“溺爱”的。这种孩子长大时,往往在人生中开始便顺利。能够有所成就,因为他有自信力;以后,和长兄长姊们一起生活时,他受着他们的陶冶而努力要迅速地追出他们;他本是落后的,必得要往前力追

父母在好几个孩子中间,应得把母爱和父爱极力维持平等。即使事实上不是如此(因为各个孩子的性格,其可爱的程度,总不免有所差别),也得要维持表面上的平等。且当避免使儿童猜着父母间的不和。你们得想一想,在儿童脑海中,父母的世界不啻神仙的世界,一旦在这世界中发现神仙会得战争时,不将令儿童大大难堪么?先是他们感到痛苦,继而是失去尊敬之心。凡是那些在生活中对任何事物都要表示反抗的男人或女子,往往在幼年时看到极端的矛盾,即父母们一面告诫他不要做某种事,一面他们自己便做这种事。一个轻视她的母亲的女孩子,以后将轻视一切女人。一个专横的父亲,使他的儿女们,尤其是女儿,把婚姻看作一件可怕的苦役。“真能享受家庭之乐的父亲,能令儿女尊敬他,他亦尊敬儿女,尽量限令他们遵守纪律,可不过分。这种父母,永不会遇到儿女们要求自由独立的可怕的时间。” [3] 童年到青年的过渡时期,得因了这种父母,为了这种父母,而以最小限度的痛苦度过。他们比着专暴的父母快乐多了。“没有丝毫专制而经温柔澄清了的爱;比任何情绪更能产生甘美的乐趣。”

以上所述,是应当避免的障碍。以下我们再来讨论世代的正常关系。

母子这一个社会,在人生中永为最美满的集团之一。我们曾描写女人如何钟爱幼龄的小上帝。在中年时,尤其当父亲亡故以后,他们的关系变得十分美满了,因为一方面是儿子对于母亲的尊敬;另一方面是母亲对于这新家长的尊重和对儿子天然的爱护。在古代社会或农业社会中,在母亲继续管理着农庄的情形中,上述那种美妙的混合情操更为明显。新家庭与旧家庭之冲突有时固亦不免。一个爱用高压手段的母亲,不懂得爱她的儿子,不能了解儿子以后的幸福在于和另一个女子保持着美满的协调:这是小说家们常爱采用的题材。洛朗斯,我们说过,传达此种情境最为真切。例如热内特里克斯(Génitrix)那种典型的母亲(在现实生活中,罗斯金夫人便是一个好例),能够相信她加于儿子的爱是毫无性欲成分的,实际上可不然。“当罗斯金夫人说她的丈夫早应娶她的母亲时,她的确说得很对。”而洛朗斯之所以能描写此种冲突如是有力,因为他亦是其中的一员之故。

母女之间,情形便略有不同了。有时能结成永久的友谊:女儿们,即是结了婚,亦离不开她们的母亲,天天继续着去看她,和她一起过生活。有时是相反,母女之间发生了一种女人与女人的竞争,或是因为一个年轻而美貌的母亲嫉妒她的娇艳的女儿长大成人,或是那个尚未形成的女儿嫉妒她的母亲。在这等情形中,自然应由两人中较长的一个,母亲,去防范这种情操的发生。

父爱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情操。在此,天然关系固然存在,但不十分坚强。不错,父亲之中也有如高老头 型的人物,但正因为我们容受母亲的最极端的表象,故我们把高老头型的父亲,认为几乎是病态的了。我们知道,在多数原始社会中,儿童都由舅父教养长大,以致父亲简直无关重要。即在文明的族长制社会中,幼儿教育亦由女人们负责。对于幼龄的儿童,父亲只是战士、猎人,或在今日是企业家、政治家,只在晚餐时分回家,且还满怀着不可思议的烦虑、计划、幻想、故事。

在杜哈曼 的一部题作《哈佛书吏》的小说中,你可看到一个安分守己如蜜蜂似的母亲,和一个理想家如黄蜂似的父亲之间的对照。因为父亲代表外界,故使儿童想着工作。他是苛求的,因为他自己抱着大计划而几乎从未实现,故他希望儿子们能比他有更完满的成就 [4] 。如果他自己有很好的成功,他将极力压榨他的孩子,期望他们十全十美;然而他们既是人类,终不能如他预期的那样,于是他因了热情过甚而变得太严了。他要把自己的梦想传授他们,而终觉得他们在反抗。以后,有时如母女之间的那种情形,我们看到父与子的竞争;父亲不肯退步,不肯放手他经营的事业的管理权;一个儿子在同一行业中比他更能干,使他非常不快。因此,好似母子形成一美满的小集团般,父亲和女儿的协调倒变得很自然了。在近世托尔斯泰最幼的女儿,或是若干政治家外交家们的女儿成为她们父亲的秘书和心腹,便是最好的模型。

凡是在父母与子女之间造成悲惨的误解的,常因为成年人要在青年人身上获得只有成年人才有的反响与情操。做父母的看到青年人第一次接触了实际生活而发生困难时,回想到他们自己当时所犯的错误,想要保护他们的所爱者,天真地试把他们的经验传授给儿女。这往往是危险的举动,因为经验差不多是不能传授的。任何人都得去经历人生的一切阶段;思想与年龄必得同时演化。有些德性和智慧是与肉体的衰老关连着的,没有一种说辞能够把它教给青年。马德里(Madrid) 国家美术馆中有一幅美妙的早期弗拉芒画,题作《人生的年龄》,画面上是儿童、少妇、老妇三个人物。老妇伏在少妇肩上和她谈话,在劝告她。但这些人物都是裸体的,故我们懂得忠告是一个身体衰老的人向着一个身体如花似玉的人发的,因此是白费的。

经验的唯一的价值,因为它是痛苦的结果,为了痛苦,经验在肉体上留下了痕迹,由此,把思想也转变了。这是实际政治家的失眠的长夜,和现实的苦斗;那么试问他怎么能把此种经验传授给一个以为毫不费力便可改造世界的青年理想家呢?一个成年人又怎么能使青年容受“爱情是虚幻的”这种说法呢?波罗尼斯(Polonius) 的忠告是老生常谈,但我们劝告别人时,我们都是波罗尼斯啊。这些老生常谈,于我们是充满着意义、回想和形象的。对于我们的儿女,却是空洞的、可厌的。我们想把一个二十岁的女儿变成淑女,这在生理学上是不可能的。沃韦纳格 曾言:“老年人的忠告有如冬天的太阳,虽是光亮,可不足令人温暖。”

由此可见,在青年人是反抗,在老年人是失望。于是两代之间便发生了愤怒与埋怨的空气。最贤明的父母会把必不可少的稚气来转圜这种愤懑之情。你们知道克洛代尔 译的英国巴脱摩 的《玩具》一诗么?一个父亲把孩子痛责了一顿,晚上,他走进孩子的卧室,看见他睡熟了,但睫毛上的泪水还没有干。在近床的桌子上,孩子放着一块有红筋的石子,七八只蚌壳,一个瓶里插着几朵蓝铃花,还有两枚法国铜币,这一切是他最爱的,排列得很有艺术,是他在痛苦之中以之自慰的玩具。在这种稚气前面看到这动人的弱小的表现,父亲懂得了儿童的灵魂,忏悔了。

尤其在儿童的青年时代,我们应当回想起我们自己,不要去伤害那个年龄上的思想、情操、性情。做父母的要有此种清明的头脑是不容易的。在二十岁上,我们中每个人都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孩子,我将和他们亲近;我对于他们,将成为我的父亲对于我不曾做到的父亲。”五十岁时,我们差不多到了我们的父母的地位,做了父亲或母亲。于是轮到我们的孩子来希望我们当年所曾热切希望的了,变成了当年的我们以后,当他们到了我们今日的地位时,又轮到另一代来做同样虚幻的希望。

你们可以看到,在青年时期,伤害与冲突怎样的形成了所谓“无情义年龄”。在初期的童年,每人要经过一个可以称为“神话似的”年龄:那时节,饮食、温暖、快乐都是由善意的神仙们赐与的。外界的发现,必需劳作的条件,对于多数儿童是一种打击。一进学校,生活中又加添了朋友,因了朋友,儿童们开始批判家庭。他们懂得,他们心目中原看作和空气水分同样重要的人物,在别的儿童的目光中,只是些可怪的或平庸的人。“这是整个热情的交际的新天地。子女与父母的联系,即不中断,也将松懈下来。这是外界人战胜的时间,外人闯入了儿童的灵魂。” 这亦是儿童们反抗的时间,做父母的应当爱他们的反抗。

我们曾指出一切家庭生活所必有的实际色彩与平板,即是宗教与艺术亦无法使它升华。青年人往往是理想主义者,他觉得被父母的老生常谈的劝告所中伤了。他诅咒家庭和家庭的律令。他所希望的是更纯粹的东西。他幻想着至大至美的爱。他需要温情,需要友谊。这是满是誓言、秘密、心腹的告白的时间。

且这也往往是失望的时间,因为誓言没有实践,心腹的告白被人欺弄,爱人不忠实。青年人处处好胜,而他所试的事情件件都弄糟了。于是他嫉恨社会。但他的嫉恨,是由他的理想的失望,他的幻梦与现实之不平衡造成的。在一切人的生活中,尤其在最优秀的人的生活中,这是一个悲惨的时期。青年是最难度过的年龄,真正的幸福,倒是在成年时期机会较多。幸而,恋爱啊,继而婚姻啊,接着孩子的诞生啊,不久使这危险的空洞的青年时期得到了一个家庭的实际的支撑。“靠着家庭、都市、职业等等的缓冲,傲慢的思想和现实生活重新发生了关系”。 [5] 这样,循环不已的周圈在下一代身上重复开始。

为了这些理由,“无情义年龄”最好大半在家庭以外度过。在学校里所接触的是新发现的外界,而家庭,在对照之下,显得是一个借以托庇的隐遁所了。如果不能这样,那么得由父母回想他们青年时代的情况,而听任孩子们自己去学习人生。也有父母不能这样而由祖父母来代替的,因为年龄的衰老,心情较为镇静,也不怎么苛求,思想也更自由,他们想着自己当年的情况,更能了解新的一代。

在这篇研究中,我们得到何种实用的教训呢?第一是家庭教育对于儿童的重要,坏孩子的性格无疑地可加以改造,有时甚至在他们的偏枉过度之中,可以培养出他们的天才;但若我们能给予他一个幸福的童年,便是替他预备了较为容易的人生。怎样是幸福的童年呢?是父母之间毫无间隙,在温柔地爱他们的孩子时,同时维持着坚固的纪律,且在儿童之间保持着绝对一视同仁的平等态度。更须记得,在每个年龄上,性格都得转变,父母的劝告不宜多,且须谨慎从事;以身作则才是唯一有效的劝告。还当记得家庭必须经受大千世界的长风吹拂。

说完了这些,我们对于“家庭是否持久的制度”的问题应得予以结论了。我相信家庭是无可代替的,理由与婚姻一样:因为它能使个人的本能发生社会的情操。我们说过青年时离开家庭是有益的,但在无论何种人生中,必有一个时间,一个男人在经过了学习时期和必不可少的流浪生活之后,怀着欣喜与温柔的情绪,回到这最自然的集团中去,在晚餐席的周围,无论是大学生、哲学家、部长、兵士或艺术家,在淡漠的或冷酷的人群中过了一天之后,都回复成子女、父母、祖父母,或更简单地说,都回复了人。


[1] 见Alain: Les Sentiments Familiaux 。——原注

[2] 见Alain: Propos sur le Bonheur 。——原注

[3] 见Bertrand Russell: On Education 。——原注

[4] 见Alain: Les Sentiments Familiaux 。——原注

[5] 见Alain: Idées 。——原注 RWSARc2f/FDaCCWwUYaQvh7MkaLkmnQzsi49N+ex5rt8hJFZubBuN5bHce2Z8fik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