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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0月21日，傅雷在给他的儿媳、傅聪的妻子弥拉的英文信件中这样说：“看来，你对文学已有相当修养，不必再需任何指导，我只想推荐几本书，望你看后能从中汲取教益，尤其在人生艺术方面，有所提高。”（傅敏主编：《傅雷著译全书》第25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他所推荐的几种提高人生艺术的书中，便有莫罗阿的《恋爱与牺牲》和《人生五大问题》，这都是他所翻译过的。
这本《人生问题与幸福之路》，是由傅雷翻译的法国作家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和英国学者罗素的《幸福之路》两本书集合而成。
傅雷翻译的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 Sentiments et coutumes ）原著出版于1934年，傅译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罗素的《幸福之路》（ The Conquest Happiness ）原著出版于1930年，傅译于1947年由南国出版社出版。
对于罗素，我们相对熟悉些，也不难了解。因此，这里只须对他做一个极为简略的介绍。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一生在哲学、逻辑学、数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都有着杰出的建树。共出版上百部著作，发表两千多篇文章。罗素的主要作品有《数理哲学导论》《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
1872年5月18日，罗素出生在英国威尔士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祖父约翰·罗素在19世纪40年代曾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罗素于1890年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曾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38年访美并旅居到1944年。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面对冷战中的核战争的危险，1955年他和爱因斯坦共同发表反对战争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 ），呼吁用和平手段解决国家间的争端。1970年2月2日，罗素在威尔士的家中去世。
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10月8日到1921年7月11日，罗素应梁启超组织的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他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长沙、北京等地，做了一系列学术思想演讲。1922年回国后，罗素便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
相对罗素来说，我们对莫罗阿更陌生一些。在这里，我们对他略加介绍。
安德烈·莫罗阿是法国小说家、传记作家和散文家，他原名是埃米尔·所罗门·威廉·赫尔佐格（Émile Salomon Wilhelm Herzog），莫罗阿是他的笔名。他于1885年7月26日出生于埃尔伯夫（Elbeuf），1967年10月9日卒于塞纳河畔讷伊（Neuilly-sur-Seine）。
莫罗阿出生于一个犹太呢绒商家庭。他在鲁昂（Rouen）读中学时的老师是哲学家阿兰（Alain），他在美学上受惠于阿兰甚多，他亦将阿兰视为其精神上的“宗师”。事实上，莫罗阿更喜欢从事文学事业，而不是经营家族工厂。服完兵役后，他在父亲的公司干了十年左右时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莫罗阿充当了英国远征军在法国和佛兰德勒（Flandres）地区的军事翻译和联络官，1918年，他写了《布拉姆布尔上校的沉默》（ Les Silences du colonel Bramble ），在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与此同时，他将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如果》翻译成《你将成为一个男人，我的孩子》。战争带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他的笔名“Maurois”，正是取自法国北部一个村庄的名字。战后，他做了《火炬》等报纸编辑。
1909年，他在日内瓦遇到被称为“珍妮”的女孩，她是波兰伯爵的女儿，她本身也是一名作家。1924年在巴黎，他遇到了西蒙娜·德·凯拉维（Simone de Caillavet），也便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她亦出身名门。
由于他妻子的关系，在贝当元帅的支持下，他于1938年6月23日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l'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接任先年去世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勒内·杜米奇（René Doumic）所留下的第26号座席，直至去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流亡美国，他钦佩温斯顿·丘吉尔，并对贝当持怀疑态度。1947年，他正式更名为安德烈·莫罗阿。1967年10月9日，他在塞纳河畔纳伊去世。
莫罗阿是个讲故事的好手，他的一生，著作极为丰富，他的写作面向大众，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一生写作了大量的人物传记和历史书。他先后出版了雪莱、拜伦、维克多·雨果、乔治·桑、巴尔扎克、伏尔泰、夏多布里昂、屠格涅夫、爱德华七世、本杰明·迪斯雷利（Disraeli）、利奥泰将军（Général Lyautey）和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的传记。他的英国和美国、法国的历史写作备受人们推崇。他的小说《气候》（ Climats，1928 ）、《九月玫瑰》（ Les Roses de septembre, 1956 ）为他赢得了女性读者的青睐。他还写过几部科幻小说，如《下一章》（ Le Chapitre suivant，1927 ）等。
可以看出，他所选择的题材和故事，都是人们所乐于了解的。
《人生问题与幸福之路》这本书所讨论的看上去都是些“大而无当”、但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却是须臾不可离开的五种问题：婚姻、父母与子女、友谊、政治机构与经济机构、幸福。
因为这些问题实在是太常见了，而且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遇到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能够特别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正如我们平常并不会感觉到空气的存在、胃的消化一样。正因为此，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些问题似乎本来并不是“问题”。
因为这不是问题，所以我们不会思考这样的问题，然而，问题并不因为我们没有关注它而不存在。
老问题依然存在，新问题排挞而来。
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丧偶式”的婚姻？如何看待“不婚族”，以及一些前所未见的婚姻形态？如何看待那些不生孩子“要潇洒”的“丁克族”？怎样看待生育危机？怎样搞好亲子关系？为什么我们手机里有那么多“联系人”却没有几个可以说得上三句话以上的朋友？为什么我们身边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为什么世上会有人走上“不归路”？到底需不需要民营经济？民主制度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吗？等等。
我们就像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的一个小船，随风飘荡，在这风高浪急的时分，现在，我们所急切需要的是一个铁锚。
莫罗阿和罗素的著作虽给不出时代问题的全部答案，但毫无疑问，他们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面对这些人生问题，莫罗阿与罗素探讨的方式、风格各异。莫罗阿凭其丰富的知识，严谨的分析，深邃的思想，对这些问题抽丝剥茧，寻根究底。罗素则自称“既无高深的哲理，也无渊博的征引”，只是将平情之道理加以归纳，并经由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加以验证，确认行之有效。
他们的著作是疗治这个时代“精神疾病”的“一剂药石”，也是对误入歧路、甚至走上穷途的人们的“当头棒喝”。这便是今天我们还有必要重读他们的著作的重要原因。
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及时的提示，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见解有多高明和深刻，因为他们所说的我们并非不懂。
比如，关于朋友。朋友本当首先是一种不掺杂任何利害关系的心灵的相契。莫罗阿告诉我们友谊的“无利害观念”。他说：“友谊永远不能成为一种交易。”可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与他之所云完全相反。对我们来说，友谊是建立在“交易”、互相利用的基础上的，简直已经达到了没有交易就没有友谊的程度。我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问题就出在这个“靠”字上，朋友是为了有所“靠”，能“靠”的朋友有价值，值得交。我们又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有人，无事没人”。莫罗阿说：“凡是用得到我们时来寻找我们，而在我们替他尽过了力后便不理我们的人，我们从来不当作朋友看待的。”
今天我们多的就是功利驱动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是没有计较的，他应当是这样的，你帮了你的朋友，不是为了得到他的感谢，你也不会存有任何虚荣的快感，他接受你的帮助，也是自然而然的，也并不必要有什么特别的不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鲁迅和许寿裳那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这个道理我们何尝不知道，但我们今天似乎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友谊”了，这便是我们“‘朋友’遍天下，相知无一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又如，关于婚姻。婚姻是基于人类的本能的一种制度。虽然婚姻本身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了它却是万万不能的。莫罗阿认为时代混乱和强暴的重新抬头，正是“近代国家把组成纤维的基本细胞破坏了之故”。他说：“凡是想统治人类的人，无论是谁，必得把简单本能这大概念时时放在心上，它是社会的有力的调节器。最新的世界，必须建筑于饥饿、愿欲、母爱等等上面，方能期以稳固。”他之所言可谓黄钟大吕，金玉良言。
那么，理想的婚姻是什么呢？莫罗阿称：“在真正幸福的婚姻中，友谊必得与爱情融和一起。”“婚姻绝非如浪漫底克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建筑于一种本能之上的制度，且其成功的条件不独要有肉体的吸引力，且也得要有意志、耐心、相互的接受及容忍。由此才能形成美妙的坚固的情感，爱情、友谊、性感、尊敬等等的融和，唯有这方为真正的婚姻。”两性之间在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我们每个人的差异又是如此的不同，正因为此，夫妻双方须得正视彼此的差异，承认和尊重对方的趣味和爱好。以爱情加友情的方式经营婚姻，这样婚姻才能稳固和幸福。
再如，关于家庭。近年来，中国、世界面临着愈发严重的生育危机。2021年韩国以总和生育率0.81的数据，刷新了世界最低生育率的记录。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关于世界人口状况的报告预估，2023年，印度人口会超过中国，并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向来就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历史已经过去了。中国有些省份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曾经一园难求的幼儿园出现了招生荒、关闭潮。2021年始，同年出生人口和高考报名人数出现逆差，2022年二者逆差翻了13.8倍。为了应对低生育率，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政策层面已经放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补助三胎生育。专家们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呼吁生育。有人建议“早婚早育”，有人呼吁“有实力有担当的人多生孩子”，有人称子女是“长周期的耐用消费品”，有人称“年轻人不生小孩是不对的”。但是这些招数，并没有阻挡人口出生急剧下降的现实。
罗素也说到西方随着女子教育的普及，职业女性经济的独立，由于担心养育孩子造成生活质量的下降，城市生活空间的局促和生活压力，民主思想下的父母和子女关系的变更所带来的烦恼等因素所导致的不愿意生育的现象。“白人的文明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就是越是吸收这种文明的男女，越是不生育。最文明的人最不生育，最不文明的人最多生育。”面对生育意愿低下，人口萎缩的现象，教士和政府也是苦口婆心，谆谆劝导。但这并不是促进生育的有效办法。
罗素从为人父母的“快乐”来谈生育问题。他说做父母，“在心理上是能够使人获得最大而最持久的幸福的。当然，这在女人方面比在男人方面更其真切，但对男人的真切，也远过于现代化多数人士所想象的程度。天伦之乐是现代以前的全部文学所公认的”。“以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做父母的快乐大于我所曾经历的任何快乐。我相信，当环境诱使男人或女人割弃这种快乐时，必然留下一种非常深刻的需要不曾满足，而这又产生一种愤懑与骚乱，其原因往往无法知道。”他说生育赋予了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目的。“凡是让生育冲动萎缩的人，已把自己和生命的长流分离，而且冒着生命枯涸之险。对他们，除非特别超脱之辈，死亡就是结束一切。在他们以后的世界与他们不复关涉，因此他们觉得所作所为都是一片空虚而无足重轻。”罗素所提到的问题正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像莫罗阿和罗素所说的这些“大道理”，我们何曾不知？只是现在却把它丢掉了，所以就忘记了，现一经重新提起，就觉得格外地切中肯綮。
他们所能贡献给大家的当然不只是“老生常谈”，他们怎么可能只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呢？他们的敏锐的观察、深刻的体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真知灼见”。如果说他们的“老生常谈”是“一杯醇酒”的话，那他们的“真知灼见”有如“一根辣条”。
罗素和莫罗阿都不约而同地讨论了什么样的因素使得人生不幸福，并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谋得人生的幸福。致使不幸的因素有实在的灾祸、疾病、贫困和失败等因素，也有精神上的烦闷与兴奋、嫉妒、犯罪意识，畏惧舆论等因素。
莫罗阿就提到精神上的、想象中的痛苦，这是一种心造的不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杞人忧天”。“一件灾祸未曾临到的形象，比着灾祸本身更加骇人，故恐怖的痛苦格外强烈，且亦更其无聊。疾病是残酷的；但看见别人患病而引起我们的害怕更残酷。”这种情形的确很多，比如：孩子担心父母将来可能死亡；看到别人的不幸而感同身受，由此担忧这种不幸会有朝一日降临在自己的身上；想到未来会面临种种想象中的挫折和失败。而这种想象中的痛苦比实际所承受的痛苦更为痛苦。“人生本身已够艰苦了，为何还要加之虚妄的惨痛的预感呢？”因此，莫罗阿在幸福的秘诀中就让我们“不要想象那些遥远的无可预料的灾祸以自苦”。
又如，关于父母和子女的冲突，莫罗阿认为，父母和子女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主要是做父母的一味将他们曾经从亲身经历中所得来经验强加于未经世事的孩子的头上。他认为经验只能从失败中、痛苦中得出，是要切身体会的，因此，经验几乎是不能传授的。“经验的唯一的价值，因为它是痛苦的结果，为了痛苦，经验在肉体上留下了痕迹，由此，把思想也转变了。这是实际政治家的失眠的长夜，和现实的苦斗；那末试问他怎么能把此种经验传授给一个以为毫不费力便可改造世界的青年理想家呢？一个成年人又怎么能使青年容受‘爱情是虚幻的’这种说法呢？”
正因为经验的“不可传授性”，就会看到青年的反抗，成人的失望，于是矛盾和冲突就发生了。基于此，他要求父母能够设身处地的想想当初自己还是青年的时候的状况，避免因此而伤害孩子的思想、情操和性情。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莫罗阿是站在孩子的立场，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来分析父母与子女的冲突，认为经验只能从挫折中得出，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传授。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经验的价值，我们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前人的经验就是为了后人“避坑”，任何一个父母都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往坑里跳。
再如，罗素在分析人类最普遍、最深刻的恶德嫉妒时，他说到“嫉妒也是民主制度的基础”。因为嫉妒不能允许“凌架众人”的人的出现，用嫉妒的心理来解释民主制度颇为新鲜。喊出“不自由，毋宁死”，为了民众谋取幸福的罗兰夫人在我们看来不可谓不高尚。他竟然从嫉妒的角度这样分析罗兰夫人的崇高：“但你去读她的回忆录时，就可发见使她成为这样一个热烈的民主主义者的，是她曾经在一个可能贵族的宫堡中被带到下房里接见。”这都是让人眼睛一亮的论述。当然，罗兰夫人的政治观念和行为是否确实根源于嫉妒，他的说法恐怕也只是一家之言。
罗素还说到嫉妒往往是产生于“关系中”。“它（嫉妒）主要是从来不在事情本身上看事情，而在它们的关系上着眼。”“这山望着那山高”，嫉妒的人往往不会对自己所能得到的东西十分满足，他通常是要将之与他人的更好的东西做一翻比较。他举例说：“假定说，我赚着一笔可以满足我的需要的工资，我应该满意了，但我听见另一个我认为绝对不比我高明的人赚着两倍于我的薪金。倘我是一个有嫉妒气分的人，立刻，我本来的满足变得暗淡无光，不公平的感觉缠绕着我的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比人，气死人”，周瑜不就是因为老是和诸葛亮比较而气死的吗？而“救治这一切的病症，适当之法是培养精神纪律，即不作无益之想。”
思想不妨偏激，但指导人生却须切实。罗素称中庸之道是一种“乏味的学说”，“但在许多方面是真理”。这本书的一些观点平实公允，不偏不倚，可以说是“中庸之论”，亦可以说是“真理”。
莫罗阿在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时便能持一种客观的立场，方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他认为理想的经济制度应当是“既非共产主义的，亦非资本主义的”。因为，“由国家单独统治的经济永远是勉强的”，与此同时，私有产业的利益也离不开一定的监督。
而理想的政治制度应当是“既不会是纯粹民主的，亦不会是纯粹集权的”。因为“没有一种民主政治可以不需威权，也没有一种独裁不得大多数被统治者的同意而能久存。”“一个国家的形式，若能把行动的威力，尊重私人生活的态度，改换失时的制度以适应新环境的机能等，熔冶得愈完满，其生命也愈持久。”惟有权衡较量，扬长避短，才能克服由偏执一端所带来的弊端。我们今天政治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的很多讨论，其实都还是以偏见打倒偏见，始终在偏见中打转。
和婚姻一样，基于一种自然的本能而形成的家庭亦有其两面性。它既“可歌可颂”，又“可恼可咒”；既“伟大”，又“烦恼”。家庭固然有其不愿意接纳外人的“封闭性”，有一种“使是什么都平等化的平凡性”，但是，“逃避家庭，即逃避那最初是自然的继而是志愿的结合，那无异是趋向另一种并不自然的生活，因为人是不能孤独地生活的”。
这些都是持平之论，公允之论。
时代在变，但是婚姻、家庭、友谊、幸福，这样的人生问题永远不变。
莫罗阿和罗素关于这些问题的精彩而切实的议论，对我们来说，有如“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笔者以为，与其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不如平心静气、驻足赏玩。
陈占彪
2023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