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记住共同走过的岁月,记住爱,记住时光。
——伍尔芙
“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
秉承世代书香门第的家训,杨荫杭始终践行着这样的教育理念。
“好的教育”,就是努力创造条件,让子女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接触更为广阔的世界、更多的信息,见识更开阔。杨荫杭即“好的教育”的受益者。
在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杨荫杭采取放手自由,但,绝不放任自流。
启明女校教学好,校风正,杨绛和三姐闰康各方面都得到锻炼和发展,获益匪浅。权衡再三,也因为举家迁居苏州,1923 年暑假结束后,老圃先生准备让姊妹俩转学。
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杨绛的大姐在这所教会学校和修女姆姆同吃同住,耳濡目染,背着父母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且一段时间闹着要做修女。杨绛的二姐亦曾深受影响,在重病中恳求并接受了神父的洗礼。
杨荫杭并不反对宗教信仰,不过,他担心俩女儿年龄小,在教会学校久了,自由思想受到禁锢,不利于孩子未来的发展。
在杨家“大教育家”三姑母杨荫榆的建议下,杨绛告别了她留恋的启明女校,转入外表看来破破烂烂,和之前的大王庙小学校容校貌颇有一比的振华女校。
杨绛和三姐报到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她俩被安排在一间旧教室里进行入学考试补考,考的是国文,写一篇题目为《论女子解放》的文章。这可把仅仅十二岁的小杨绛难为住了。这个来自启明女校的淘气小鬼,尚未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女子”,更不懂得如何“解放”。一筹莫展的她不得不悄声问身边的三姐:“解放是不是放脚?”三姐小声警告她正在考试,不能交谈,不过还是下意识地对她点了点头。
于是,杨绛从放脚谈到扎耳朵眼儿,把自己认为的“解放”搜肠刮肚地铺排一通。姐妹俩居然都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女校长王季玉先生安排她们分别插入初一和高二两个年级。杨绛的振华女校学习生涯正式开始。
乍一来到新的环境,且又不那么爽心悦目的新环境,苦恼和不适应很正常。况且三姐入校检查身体时查出沙眼,因病退学后,举目无亲的小杨绛在黑漆漆的夜里,一个人睡在陌生的破旧宿舍里,听对面床上同学可怕的磨牙声,简直称得上无比凄苦了。
振华校舍位于苏州十全街,是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先生(王季玉校长的母亲)的老宅,建校后在原先建筑的基础上,又加盖和改造了一些建筑,规格不高,以至于有风的时候,简陋的房顶时不时会掉下尘土来,就像在馄饨碗里撒下的胡椒面儿,让这一班八个学生,自嘲她们是“一碗八只馄饨”。
好在,“小馄饨”杨绛慢慢适应了,依然乐观、天真,一身孩子气。
女孩子们爱使小性子,有时玩着玩着不经意间就吵嘴闹翻,然后赌气不理不睬不应人。杨绛不记仇,懒于计较,她认为没有叫不应的人,偶和女伴玩掰,那人叫不应,她就跟在那人身后,一个劲儿地呼喊人家的名字,直到对方不得不应答才罢休。几个同学都深深服了杨绛这个倔强的小丫头。
上课的时候,她依旧还是那个贪玩的“小魔女”,即便是在校长王季玉先生的课堂上。王校长两耳重听,经常在耳朵里插根小管子,做简易的助听器用。杨绛觉得好玩,便学着王校长的样子,在耳朵里插支铅笔套,摇头晃脑。王校长看到后,笑笑,并不生气,一边把她塞在耳朵里的铅笔套抽出来,一边抚着杨绛的小脑瓜说:“戆大(指傻瓜),我的管子两头是通的。”惹得大家肚皮都快笑破了。
在教国文的马老师的课堂上,她会偶尔偷偷弹拨一下身旁的古琴,让老师和同学赫然一惊。教《说文解字》和《诗经》的孙伯南老师,脾气极好,遇到杨绛调皮,常常会说:“嗳个小妹妹又在白相哉(苏州话,这个小妹妹又在玩儿)。”吴侬软语,煞是好听。
由于经常会碰到和“女子解放”类似的问题,杨绛的国文在所有学科中最糟。又因为营养不良,个头矮小,教一年级国文的老师“大老王”则送了她一个“老部长”(老不长的谐音)的外号,调侃她坐错了教室,分明八九岁的女娃娃,哪里像十二岁的中学生,让杨绛噘着小嘴直瞪眼。
一次,“大老王”介绍学生读清朝戴名世的《意园记》:“意园者,无是园也,意之如此云尔。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树千章,竹万个。主人携书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张,酒一瓮。其园无径,主人不知出,人不知入。……”
随后,让学生以《游“意园”记》为题作文。《意园记》这篇小品文流畅自然,清新传神,但学生也仅能从字面上来欣赏它的神韵,它所寄托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执念,虚无缥缈的“田园梦”和“山水梦”相交相融的“心灵乌托邦”,十几岁的女孩子焉能参透,于是学生们七嘴八舌地说没游过意园,不知怎么写。杨绛没有被难倒,甚至游兴未艾,作文里不忘给自己捎带上“糖一包”,几多享受。
这“糖一包”惹得“大老王”吹胡子瞪眼,指着她的鼻子挖苦:“你倒不说带五香豆一包?”他一口吴江话,极夸张的表情,把“你”说成“诺”,“豆”说成“告”,连被批的杨绛都要含着泪豆豆被逗笑了。
调皮归调皮,认真起来的杨绛进步也是百尺竿头的劲头。“老部长”不仅个头渐长,学业也从不落后。
校长王季玉先生特别喜欢这个聪明可爱的小丫头,格外关照她。
之前在启明是按照学科分班的,振华则是依据年级定课程。杨绛各科程度参差不一,为了保证她上不同班级的课时间上不冲突,王季玉校长在排课表的时候,把有关科目调来调去,煞费苦心。
振华的伙食条件不好,王季玉校长担心小杨绛营养不良,督促她每天喝牛奶,并从家里带来菜肴给她补充营养。杨绛心里特别感激校长的关心呵护,更加勤奋自勉。
在振华上学的时候,只有周末回家,但在杨绛的印象中,感觉父母总在身边,她一回到家就如小狗追随主人似的,不离左右。
父亲说话有理有据,出口成章,《申报》上刊登的评论文章一篇接一篇,浩然正气,掷地有声。她既佩服又好奇,就缠着父亲请教秘诀。
父亲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
母亲唐须荌,每天除了操劳一家大小的衣食住行,稍有空闲也总要翻翻枕边的书,沉浸在书里忘乎所以。
父母的言传身教,给她巨大的阅读动力,贪玩的她醍醐灌顶,学着父母的样子,找父亲的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她开始贪书,读书成了她最大的爱好。
一日,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她说:“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她说:“一星期都白活了。”
父亲笑说:“我也这样。”
当父亲发现小杨绛对某本书感兴趣的时候,就会把书从书橱里取下来放在她的书桌上。但如果放几天她尚未读,书就会被悄悄收回。这种方法很奏效,即便父亲什么都没说,杨绛心里也会非常内疚。无声胜有声,不动声色的谴责简直比大声训斥还要让她难受。
真正优秀的父母,不会太刻意地把过多的心思花费在教育孩子方面。所谓影响、教育、熏陶都只是衍生品,孩子会因为对父母的尊重和信赖而主动追随模仿。所以,身教永远重于言教。
父亲喜欢读诗,临睡前会大声朗诵自己喜欢的杜甫诗,杨绛则偏爱后主词,用父亲的话说就是“喜欢词章之学”。大量的阅读奠定了杨绛深厚的古文功底。当时,高中国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诗词,课后留作业让学生模仿作诗。杨绛的习作《斋居书怀》写得有模有样,被选登在《振华校刊》上:
松风响飕飕,岑寂苦影独。破闷读古书,胸襟何卓荦。有时苦拘束,徘徊清涧曲。俯视溪中鱼,相彼鸟饮啄。豪谈仰高人,清兴动濠濮。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染丝泣杨朱,潸焉泪盈掬。今日有所怀,书此愁万斛。
这篇五古被孙伯南先生作为班上大考考卷,老师批语——“仙童好静”,评价极高。
沿袭父亲畅快耿直的个性,课堂上的“仙童”不只“好静”,还敢于大胆说“不”,从不人云亦云,畏缩不前,该出手时还是很爱出手的。
国文课上,一位姓马的老师讲胡适先生的《哲学史大纲》里古人公孙龙的一个命题:“白马,非马也。”杨绛立马顶牛:“不通,就是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马先生立刻回敬道:“杨季康,非人也;杨季康,非人也。”师生两个在课堂上玩起了咬文嚼字的游戏。有的同学看热闹不嫌事大,跟着起哄说:“哦!马先生不是人噢!”结果挨了先生一顿臭骂,而始作俑者——杨绛,却没事人一般,作壁上观。
还有一件事情,让杨绛成为当时苏州时报上的“小名人”,刻骨铭心记忆了很多年。
1926 年,振华女校副校长王佩诤请国学大师章太炎作《谈掌故》的报告。杨绛被学校派往前去做记录。当时台上有五个人做记录,一位是王佩诤校长,一位是民国教育家金松岑先生,两位国文老师,另一位就是杨绛。
杨绛和大姐约好一起去听报告。但是临行前,大姐寿康穿衣打扮耽误了一些时间,杨绛匆匆忙忙赶到的时候,章太炎先生已经开始演讲了。杨绛挤过黑压压的人群,被工作人员带到台上做记录。
第一次经历这样浩大的场面,胆怯的她如坐针毡,更尴尬的是,章太炎先生讲的内容太深奥了,她不知道这个掌故谈的是何许人的何许事件,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开始谈起的;而且,章太炎先生那一口标准的杭州官话,在杨绛听来简直像是天书。无奈,她只有端端正正地坐在台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章太炎先生,没有记录一个字。
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交了白卷。
开学后,这件事被当作笑料在国文班上广为传播。马先生嗔怪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杨绛忍不住小声为自己辩解:“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
率性本真的个性,暴露无遗。这般率性本真,不是冲动一时,杨绛坚持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