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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开蒙读书

举杯祝贺那个无忧无虑的黄金般的孩提时代,它就像冬夜里的星星,五月的晨露。

——奥·霍姆斯

由于父亲职位的跌宕起伏,杨绛小小年纪便候鸟迁徙般,跟随父母南北辗转。

1911 年,杨荫杭到江苏高等审判厅任职,尚在襁褓中的杨绛,千里奔波,一路向南。

1915 年,杨荫杭被调回北京。这时,杨绛已满四岁,有了较为明确的记忆。

当时一家人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人。杨绛对北京最初的印象,就是见到了身穿旗袍、梳着“板板头”的满族女性,她们脚上的花盆底鞋尤其让她好奇。见她们走起路来稳健优雅,又嗒嗒有声,爱美的小杨绛忍不住拿来妈妈的鞋偷偷试穿,结果当场摔了个大跟头。

杨绛五岁时,全家迁居西城。她也进入辟才胡同女高师附属小学读书,与三姐闰康同校。

她的三姑母杨荫榆正好在女高师任学监。杨荫榆是民国著名的女教育家,也曾留学日本,又赴美深造,学成归来后,她受聘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是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1937 年,日军侵占苏州,杨荫榆数次到日军司令部抗议暴行,凛然大义,惨遭敌酋枪杀。“慷慨孤怀,颠危不惑;遑恤身家,唯念邦国。”——杨荫榆遇难后,世人如是悼念。

杨绛称三姑母为“三伯伯”,她在回忆录中坦言与其并不亲近,大约是因为“三伯伯”面相冷肃,不怒自威,她与同学们一样,都很惧怕她。杨荫榆其实是喜欢小杨绛的。有次她去兄长家谈事,本来面色凝重,唏嘘感叹,但当话题转到小杨绛身上时,便立刻云开月明,笑出了酒窝,还亲切地称呼这位小侄女为“小短辫儿”。

“小短辫儿”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是杨荫榆先生的小侄女,便常有女高师的学生来找她玩,带她参加大学部的一些活动。譬如在运动会上,一个大学生跳绳,让她做小小助手,钻到选手的身边,卫星般绕着选手边跳边转;或是表演节目时,邀请她去台上扮演小仙女,把她的两个牛角辫盘在头顶,然后簪满鲜花,名曰“花神来也”。杨绛开朗活泼,也乐在其中。每次去上学,她都会在坐上黄包车时,一本正经地向母亲说声:妈妈,季康官要去做学问了。实在童趣盎然。

平时在家,小杨绛则最喜欢“放焰口”。“放焰口”是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一种佛教施食仪式。杨家所谓的“放焰口”,由此演绎而来,即父母在饭后,给孩子们送一些小礼物,零食、玩具、文具等都可以。

这时杨绛下面又添了大弟弟宝昌、小弟弟保俶和七妹杨桼。老圃先生平时公务繁忙,在家时正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有次“放焰口”时杨绛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父亲回:“就和普通孩子一样。”

她再问时,父亲便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她,说自己小时候爱坐在爷爷膝上,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的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尚不懂诗句意思的她,歪着脑袋若有所思,便为父亲剥了一小靴子瓜子仁。

小杨绛是个温顺的孩子。每天早饭后,她会给父亲泡上一壶酽酽的茶。午饭后,父亲时常要午睡一会儿。孩子们怕搅扰了父亲,便各自散去。一次,父亲叫住了走在后面的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

杨绛听了,郑重地点点小脑袋。父亲休息的时候,她小手捧着一本书,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默默翻看。即便急着上厕所,或需要去换一本书,也是如小猫行地,蹑手蹑脚努力不出声。一觉醒来的父亲,看到女儿如小天使般静静地陪在身边,心头别样温暖。都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不是没有道理。

自此,陪父亲午休就成了小杨绛的专职。冬天到了,杨绛还负责给父亲房里的炉火添煤。乖巧的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儿、笨活儿,也是轻手轻脚,不动声息。饭后,她笑嘻嘻地把剥过皮的橘子放在父亲手里。父亲爱吃的栗子、山核桃等,都是经她的小手脱壳去衣,收拾得干干净净。姐妹们非常讶异,羡慕她具有这样的“独门武功”。

小阿季就是这样伶俐可爱,有着小小的敏感的心思,聪慧贴心,善解人意。

那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大相片,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照片起先悬挂在客厅的角落里,后来被挪移到餐厅。小阿季时常搬个凳子,跪在上面仔细端详照片,心里煞是好奇:照片上的人明明不是父亲的样子,可怎么又会写着父亲的名字呢?但她始终没有咋咋呼呼追着家里人问个究竟。慢慢地她自己明白了:落款不是标签,照片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留存的。原来如此啊,幼小的她暗暗为当初的不作声、如今的恍然大悟偷乐一番。

“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她觉得,还是听父亲的话,最可靠。

对于第二次举家“回南”,八岁的杨绛不仅有了清晰的记忆,更有了婉转的情愫。

杨绛在回忆中形容这次离京是“心上很怅然”,她在北京生活数年,对身边的一切都有感情:班上的同学,亲切的邻里,大院里的山桃树,街边香气四溢的炒栗子与甜蜜的玫瑰香……

回南势在必行,就连从不出游的母亲也在临行前亲游各大名胜,并购买了许多当地的特产,准备带回南方送人。行李的整理也一直在进行,不过父亲早有叮嘱,路程舟车辗转,各自的东西能舍则舍。

但各自都有不愿舍弃的事物。如父亲整箱整箱的书,他亲自上山采集的植物标本,以及他的爱猫;如三姐的小洋伞,还有她从动物园拾得的一根孔雀羽毛;又如小杨绛的心爱之物山桃核、“泥刻子”。

杨绛记得离开北京是 1919 年秋天的一个清晨,空气沁凉,如沉秋水,街道两边已有零星的黄叶旋落翻飞。走在路上,她遇到一个不怎么要好的同学,本想让其捎句话给另外的同学,却又觉得心思难表,只好暂且作罢,怅惘着与家人继续前行。

到无锡后不久,杨绛成了大王庙小学的一名插班生。大王庙在沙巷口,离家近,附近巷弄里的孩子们都在那里上学。学校只有一间大教室,容纳学生近百人;也只有两名教员,其中一个是校长,另外一个是老师。

校长性情温和,鼻尖上经常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姓孙,剃了个光头,学生们就在背地里称他“孙光头”。由于学生太多不好管理,“孙光头”手中便随时备着教鞭,但凡听到一点儿“风吹草动”,就狠狠地用教鞭敲打课桌,以示震慑,要是谁被他当场逮住,就要难免一阵好打了。

大王庙的学生几乎个个挨过教鞭的敲打,女生们痛恨“孙光头”,就在厕所里贴了他的画像。杨绛是新来的,不懂“规矩”,见她们每次上厕所都要对着画像鞠躬就觉得好奇,一问起,才知道她们想让“孙光头”倒霉。

晚年时,杨绛时常会回忆起在大王庙读书的日子,声称印象“分外生动”,情景历历,宛然如昨。至于读的什么书,倒是全忘记了,只记得“孙光头”将“子曰”解释为“儿子说”。每天上课前,学生都要做早操,一名高个子男生站在前面念口令,弯着舌头,每个字都带个“儿”的尾音。还记得校长打自己年幼的儿子,把开裆裤直接扒下,大大的手掌拍在小屁股上,印下一个红通通的手印,让人看着都疼,最后还是“孙光头”劝了下来……

基于书香世家的渊源,杨荫杭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不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尽其所能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上海启明女校在当时以校风校纪严和教学质量好名声在外,杨绛的二姑母、堂姐、大姐、二姐都在启明读过书,中文、外文基础很过关。大姐杨寿康在启明毕业后,因成绩佼佼留校当了法文课老师,她对父母说,可以带三妹和四妹一起过去启明读书。

母亲唐须荌自然舍不得。是时,二女儿同康已经因病离世,小杨绛八岁半,三女儿十三岁,大女儿也才二十岁,离家那么远,她实在放心不下。

小杨绛年纪不大,却是个有主意的孩子。她不愿再在大王庙小学念书,她要到父亲喜欢的最好的学校去。当母亲拉着她的小手问她:“你打定主意了?”她很干脆地答道:“打定了。”“你是愿意去?”“嗯。我愿意去。”

这一刻,纵然有很多很多不舍和留恋的滋味涌上心头,懂事的杨绛还是强忍着满脸泪水,坚持说“愿意”。幸好,屋子里光线很暗,母亲没有发现。

母亲开始给俩孩子收拾行装,她给小杨绛准备了一只小小的箱子,让她学着自己整理衣物和日用品。母亲还送给她一枚亮闪闪的银圆,这是杨绛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大钱,高兴极了。她把银圆和大姐送给自己的心爱的红花手帕放在一起,藏在衣服左边的口袋里。走起路来,她会听到银圆在口袋里的窸窣声,心里特别踏实。直到换单衣的时候,她才把这枚被自己细心保管,捂得又白又亮的银圆交给大姐保管。

1920 年 2 月,杨绛和三姐来到启明女校就读。启明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徐家汇圣母院内,是一所天主教的洋学堂,原为女子私塾,后改为女校。学校环境幽雅,在小杨绛的眼里就是好神气,眼前一亮的感觉。女校有高大漂亮的校舍、花砖铺就的走廊、绿草茵茵的草坪,还有最让孩子们喜欢的大操场,操场上的秋千、滑滑梯、跷跷板,见证了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

在这所教堂学校里,杨家的几个姊妹都是姆姆(教堂教师)的高足,以至于小杨绛常被教格致课的姆姆误叫作“同康”。同康是杨绛已故去二姐的名字,她聪明伶俐,颇得格致课姆姆厚爱。杨绛没有刻意纠正,姆姆一直这么叫着,杨绛也更爱学习这门课了。

小杨绛和姐姐们寄宿在校,看到本地的学生在每个月的第一天被父母接回家过“月头礼拜”,心里好生羡慕,即便管食堂的姆姆变着法儿来逗她们开心,分糖给她们吃,她们还是委屈得想流泪。

但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必定是快乐的。姆姆很负责,照顾孩子们很尽心。小杨绛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深得姆姆的信任和喜欢。一次,姆姆让她去送封信,信纸并没有密封,只是简单地一折。小杨绛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内容,这样的信即便打开也不会被发现。但她管住了自己的好奇心,打消了好想看一看的念头。年幼的她,就学到了最重要的判断力和自控力,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半年后,杨荫杭被聘为《申报》副总编兼主笔。三姐妹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兴高采烈地去申报馆看望父亲。大病初愈的父亲显得很清瘦,不过,眼神还是和以前一样清清亮亮。父亲带她们姐妹仨去街上吃大菜。

杨绛不会用刀叉。父亲说,不要紧,你看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她边吃边盯紧对面的父亲看,父亲拿刀她也拿刀,父亲用叉她也用叉,比葫芦画瓢,但还是没有学到位。她不知道服务员盛来的汤要一口气喝完的,她只记得大人说过吃饭要小口吃,慢慢抿,就一口一口地慢慢喝,边喝边吃点别的东西,让一旁的服务员很尴尬。每次以为她喝完了要撤盘子的时候,她又喝几口,来来回回好几次,服务员都不好意思撤走她手里的盘子。

回去的路上,俩姐姐为这件事笑作一团。父亲笑着问小杨绛:“阿季,吃了这么多,哪个最好吃?”杨绛红了小脸直摇头,原来吃饭时光顾着学怎么摆弄刀叉,至于吃什么,全然忘记了品咂滋味,只记得好久没吃过的冰激凌冰冰甜甜,丝般绵软。

父亲还带着三姐妹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父亲的朋友开汽车来接他们,杨绛第一次坐汽车,印象很深。父亲的朋友家豪华而气派,仆人穿着体面的衣服,在装饰别致的洋房里穿梭,花红柳绿的大花园,名贵的家具,一尘不染的陈设,什么都是新奇的、华美的,让人目不暇接。姐妹三个眼界大开,回到家后还忍不住连连赞叹。

一旁的父亲听到了她们的交谈,并没有马上阻止,只淡淡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

父亲就是这样,和孩子们交流的时候,不激切,不训斥,即便讲道理,也是极简单的一句,却如水中的盐、骨中的钙,化入孩子们的一生。

小杨绛在启明女校读了三年半,这段集体生活,如临清流,如沐惠风,让她收获多多。独立的生活能力,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与老师、同学的融洽交往、和谐相处,塑造了她自强自立、随和自持的个性,使她受益一生。

多年以后,她还时常谈起女校的各种趣事和琐碎的细节,就连丈夫钱锺书也深受感染,把校长礼姆姆的口头禅“Ah! pauvre pe tite! (啊!小可怜儿!)”,演绎成《围城》里的句子。 Ocvln4gvaG0fYDe1ErjGsdZ36c6nHm6lejU/bs+YNduCvtWj/XdxTd5/9VKqgg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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