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开蒙读书

举杯祝贺那个无忧无虑的黄金般的孩提时代，它就像冬夜里的星星，五月的晨露。

——奥·霍姆斯

由于父亲职位的跌宕起伏，杨绛小小年纪便候鸟迁徙般，跟随父母南北辗转。

1911 年，杨荫杭到江苏高等审判厅任职，尚在襁褓中的杨绛，千里奔波，一路向南。

1915 年，杨荫杭被调回北京。这时，杨绛已满四岁，有了较为明确的记忆。

当时一家人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人。杨绛对北京最初的印象，就是见到了身穿旗袍、梳着“板板头”的满族女性，她们脚上的花盆底鞋尤其让她好奇。见她们走起路来稳健优雅，又嗒嗒有声，爱美的小杨绛忍不住拿来妈妈的鞋偷偷试穿，结果当场摔了个大跟头。

杨绛五岁时，全家迁居西城。她也进入辟才胡同女高师附属小学读书，与三姐闰康同校。

她的三姑母杨荫榆正好在女高师任学监。杨荫榆是民国著名的女教育家，也曾留学日本，又赴美深造，学成归来后，她受聘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是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1937 年，日军侵占苏州，杨荫榆数次到日军司令部抗议暴行，凛然大义，惨遭敌酋枪杀。“慷慨孤怀，颠危不惑；遑恤身家，唯念邦国。”——杨荫榆遇难后，世人如是悼念。

杨绛称三姑母为“三伯伯”，她在回忆录中坦言与其并不亲近，大约是因为“三伯伯”面相冷肃，不怒自威，她与同学们一样，都很惧怕她。杨荫榆其实是喜欢小杨绛的。有次她去兄长家谈事，本来面色凝重，唏嘘感叹，但当话题转到小杨绛身上时，便立刻云开月明，笑出了酒窝，还亲切地称呼这位小侄女为“小短辫儿”。

“小短辫儿”在学校的时候，因为是杨荫榆先生的小侄女，便常有女高师的学生来找她玩，带她参加大学部的一些活动。譬如在运动会上，一个大学生跳绳，让她做小小助手，钻到选手的身边，卫星般绕着选手边跳边转；或是表演节目时，邀请她去台上扮演小仙女，把她的两个牛角辫盘在头顶，然后簪满鲜花，名曰“花神来也”。杨绛开朗活泼，也乐在其中。每次去上学，她都会在坐上黄包车时，一本正经地向母亲说声：妈妈，季康官要去做学问了。实在童趣盎然。

平时在家，小杨绛则最喜欢“放焰口”。“放焰口”是根据《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而举行的一种佛教施食仪式。杨家所谓的“放焰口”，由此演绎而来，即父母在饭后，给孩子们送一些小礼物，零食、玩具、文具等都可以。

这时杨绛下面又添了大弟弟宝昌、小弟弟保俶和七妹杨桼。老圃先生平时公务繁忙，在家时正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有次“放焰口”时杨绛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

父亲回：“就和普通孩子一样。”

她再问时，父亲便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她，说自己小时候爱坐在爷爷膝上，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的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尚不懂诗句意思的她，歪着脑袋若有所思，便为父亲剥了一小靴子瓜子仁。

小杨绛是个温顺的孩子。每天早饭后，她会给父亲泡上一壶酽酽的茶。午饭后，父亲时常要午睡一会儿。孩子们怕搅扰了父亲，便各自散去。一次，父亲叫住了走在后面的小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

杨绛听了，郑重地点点小脑袋。父亲休息的时候，她小手捧着一本书，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默默翻看。即便急着上厕所，或需要去换一本书，也是如小猫行地，蹑手蹑脚努力不出声。一觉醒来的父亲，看到女儿如小天使般静静地陪在身边，心头别样温暖。都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不是没有道理。

自此，陪父亲午休就成了小杨绛的专职。冬天到了，杨绛还负责给父亲房里的炉火添煤。乖巧的杨绛，即使干这种粗活儿、笨活儿，也是轻手轻脚，不动声息。饭后，她笑嘻嘻地把剥过皮的橘子放在父亲手里。父亲爱吃的栗子、山核桃等，都是经她的小手脱壳去衣，收拾得干干净净。姐妹们非常讶异，羡慕她具有这样的“独门武功”。

小阿季就是这样伶俐可爱，有着小小的敏感的心思，聪慧贴心，善解人意。

那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大相片，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照片起先悬挂在客厅的角落里，后来被挪移到餐厅。小阿季时常搬个凳子，跪在上面仔细端详照片，心里煞是好奇：照片上的人明明不是父亲的样子，可怎么又会写着父亲的名字呢？但她始终没有咋咋呼呼追着家里人问个究竟。慢慢地她自己明白了：落款不是标签，照片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留存的。原来如此啊，幼小的她暗暗为当初的不作声、如今的恍然大悟偷乐一番。

“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她觉得，还是听父亲的话，最可靠。

对于第二次举家“回南”，八岁的杨绛不仅有了清晰的记忆，更有了婉转的情愫。

杨绛在回忆中形容这次离京是“心上很怅然”，她在北京生活数年，对身边的一切都有感情：班上的同学，亲切的邻里，大院里的山桃树，街边香气四溢的炒栗子与甜蜜的玫瑰香……

回南势在必行，就连从不出游的母亲也在临行前亲游各大名胜，并购买了许多当地的特产，准备带回南方送人。行李的整理也一直在进行，不过父亲早有叮嘱，路程舟车辗转，各自的东西能舍则舍。

但各自都有不愿舍弃的事物。如父亲整箱整箱的书，他亲自上山采集的植物标本，以及他的爱猫；如三姐的小洋伞，还有她从动物园拾得的一根孔雀羽毛；又如小杨绛的心爱之物山桃核、“泥刻子”。

杨绛记得离开北京是 1919 年秋天的一个清晨，空气沁凉，如沉秋水，街道两边已有零星的黄叶旋落翻飞。走在路上，她遇到一个不怎么要好的同学，本想让其捎句话给另外的同学，却又觉得心思难表，只好暂且作罢，怅惘着与家人继续前行。

到无锡后不久，杨绛成了大王庙小学的一名插班生。大王庙在沙巷口，离家近，附近巷弄里的孩子们都在那里上学。学校只有一间大教室，容纳学生近百人；也只有两名教员，其中一个是校长，另外一个是老师。

校长性情温和，鼻尖上经常挂着一滴清水鼻涕。老师姓孙，剃了个光头，学生们就在背地里称他“孙光头”。由于学生太多不好管理，“孙光头”手中便随时备着教鞭，但凡听到一点儿“风吹草动”，就狠狠地用教鞭敲打课桌，以示震慑，要是谁被他当场逮住，就要难免一阵好打了。

大王庙的学生几乎个个挨过教鞭的敲打，女生们痛恨“孙光头”，就在厕所里贴了他的画像。杨绛是新来的，不懂“规矩”，见她们每次上厕所都要对着画像鞠躬就觉得好奇，一问起，才知道她们想让“孙光头”倒霉。

晚年时，杨绛时常会回忆起在大王庙读书的日子，声称印象“分外生动”，情景历历，宛然如昨。至于读的什么书，倒是全忘记了，只记得“孙光头”将“子曰”解释为“儿子说”。每天上课前，学生都要做早操，一名高个子男生站在前面念口令，弯着舌头，每个字都带个“儿”的尾音。还记得校长打自己年幼的儿子，把开裆裤直接扒下，大大的手掌拍在小屁股上，印下一个红通通的手印，让人看着都疼，最后还是“孙光头”劝了下来……

基于书香世家的渊源，杨荫杭很重视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不论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都尽其所能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上海启明女校在当时以校风校纪严和教学质量好名声在外，杨绛的二姑母、堂姐、大姐、二姐都在启明读过书，中文、外文基础很过关。大姐杨寿康在启明毕业后，因成绩佼佼留校当了法文课老师，她对父母说，可以带三妹和四妹一起过去启明读书。

母亲唐须荌自然舍不得。是时，二女儿同康已经因病离世，小杨绛八岁半，三女儿十三岁，大女儿也才二十岁，离家那么远，她实在放心不下。

小杨绛年纪不大，却是个有主意的孩子。她不愿再在大王庙小学念书，她要到父亲喜欢的最好的学校去。当母亲拉着她的小手问她：“你打定主意了？”她很干脆地答道：“打定了。”“你是愿意去？”“嗯。我愿意去。”

这一刻，纵然有很多很多不舍和留恋的滋味涌上心头，懂事的杨绛还是强忍着满脸泪水，坚持说“愿意”。幸好，屋子里光线很暗，母亲没有发现。

母亲开始给俩孩子收拾行装，她给小杨绛准备了一只小小的箱子，让她学着自己整理衣物和日用品。母亲还送给她一枚亮闪闪的银圆，这是杨绛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大钱，高兴极了。她把银圆和大姐送给自己的心爱的红花手帕放在一起，藏在衣服左边的口袋里。走起路来，她会听到银圆在口袋里的窸窣声，心里特别踏实。直到换单衣的时候，她才把这枚被自己细心保管，捂得又白又亮的银圆交给大姐保管。

1920 年 2 月，杨绛和三姐来到启明女校就读。启明校址在上海原法租界徐家汇圣母院内，是一所天主教的洋学堂，原为女子私塾，后改为女校。学校环境幽雅，在小杨绛的眼里就是好神气，眼前一亮的感觉。女校有高大漂亮的校舍、花砖铺就的走廊、绿草茵茵的草坪，还有最让孩子们喜欢的大操场，操场上的秋千、滑滑梯、跷跷板，见证了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刻。

在这所教堂学校里，杨家的几个姊妹都是姆姆（教堂教师）的高足，以至于小杨绛常被教格致课的姆姆误叫作“同康”。同康是杨绛已故去二姐的名字，她聪明伶俐，颇得格致课姆姆厚爱。杨绛没有刻意纠正，姆姆一直这么叫着，杨绛也更爱学习这门课了。

小杨绛和姐姐们寄宿在校，看到本地的学生在每个月的第一天被父母接回家过“月头礼拜”，心里好生羡慕，即便管食堂的姆姆变着法儿来逗她们开心，分糖给她们吃，她们还是委屈得想流泪。

但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必定是快乐的。姆姆很负责，照顾孩子们很尽心。小杨绛和她的两个姐姐一样，深得姆姆的信任和喜欢。一次，姆姆让她去送封信，信纸并没有密封，只是简单地一折。小杨绛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内容，这样的信即便打开也不会被发现。但她管住了自己的好奇心，打消了好想看一看的念头。年幼的她，就学到了最重要的判断力和自控力，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半年后，杨荫杭被聘为《申报》副总编兼主笔。三姐妹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兴高采烈地去申报馆看望父亲。大病初愈的父亲显得很清瘦，不过，眼神还是和以前一样清清亮亮。父亲带她们姐妹仨去街上吃大菜。

杨绛不会用刀叉。父亲说，不要紧，你看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她边吃边盯紧对面的父亲看，父亲拿刀她也拿刀，父亲用叉她也用叉，比葫芦画瓢，但还是没有学到位。她不知道服务员盛来的汤要一口气喝完的，她只记得大人说过吃饭要小口吃，慢慢抿，就一口一口地慢慢喝，边喝边吃点别的东西，让一旁的服务员很尴尬。每次以为她喝完了要撤盘子的时候，她又喝几口，来来回回好几次，服务员都不好意思撤走她手里的盘子。

回去的路上，俩姐姐为这件事笑作一团。父亲笑着问小杨绛：“阿季，吃了这么多，哪个最好吃？”杨绛红了小脸直摇头，原来吃饭时光顾着学怎么摆弄刀叉，至于吃什么，全然忘记了品咂滋味，只记得好久没吃过的冰激凌冰冰甜甜，丝般绵软。

父亲还带着三姐妹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父亲的朋友开汽车来接他们，杨绛第一次坐汽车，印象很深。父亲的朋友家豪华而气派，仆人穿着体面的衣服，在装饰别致的洋房里穿梭，花红柳绿的大花园，名贵的家具，一尘不染的陈设，什么都是新奇的、华美的，让人目不暇接。姐妹三个眼界大开，回到家后还忍不住连连赞叹。

一旁的父亲听到了她们的交谈，并没有马上阻止，只淡淡地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

父亲就是这样，和孩子们交流的时候，不激切，不训斥，即便讲道理，也是极简单的一句，却如水中的盐、骨中的钙，化入孩子们的一生。

小杨绛在启明女校读了三年半，这段集体生活，如临清流，如沐惠风，让她收获多多。独立的生活能力，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与老师、同学的融洽交往、和谐相处，塑造了她自强自立、随和自持的个性，使她受益一生。

多年以后，她还时常谈起女校的各种趣事和琐碎的细节，就连丈夫钱锺书也深受感染，把校长礼姆姆的口头禅“Ah! pauvre pe tite! （啊！小可怜儿！）”，演绎成《围城》里的句子。 AnlQ3Yn7E3wBql2wGuk9IXcOQff2t956gKaQ2wcKVWMUcizcs9bTgxY5GV4WMrl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