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寒素人家

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左传》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诗词歌赋一向点石成金，寥寥几句，直指人心。白居易这首《忆江南》，洇染出一幅绚烂动人的江南景象，千百年来，镂刻成世人独特的江南记忆。

当晨曦轻轻拂去昏暗的夜幕，当朝阳张开金色的臂膀拥抱大地，当漫山遍野的花朵争先恐后睁大艳丽的明眸，春光水碧，波光粼粼，如玉、似镜，一方方、一田田在你面前铺展成绵延画卷。江南，江南，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你怎么能够不降服？

得益于奇美的自然景观和诗人们的吟咏唱和，山川秀丽的江南，此起彼伏的都是诗词的叮咚，大珠小珠落玉盘。

有诗即灵气，有歌即深情。多情而又充满灵气的文化氛围孕育了无数江南才俊、雅士名流。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就是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的江南雅士。

江苏无锡，古称梁溪、金匮，素有“太湖明珠”的美誉，不仅山川秀美，而且文化底蕴深厚，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杨荫杭（1878—1945），出身于无锡的一户贫寒的书香门第，字补塘，笔名老圃，是清末民初进步学者、法学家，一生特立独行，名望浩然。

20 世纪 90 年代初，李慎之先生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标题为《通才博识 铁骨冰心》，阐述自己读过《老圃遗文辑》后“登高自卑”的感觉以及对杨先生的敬意。

文中讲：“补塘先生之博学多闻，往往使我挢舌不能下。无论什么材料，都是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尤其难得的是，它们并不是专门著作，而是排日作文，触事生感，随写随刊的东西，然而文章诗词，中外故实都准确得就像从电脑信息库中调出来的一样，无怪乎杨绛先生要对我说‘我爷的书都是嚼烂了吃到肚皮里的’。博雅如钱锺书先生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举‘决不会记错’。”

杨绛所指的“我爷”，就是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这是无锡地方方言中保留的古义，和《木兰辞》中“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取义相同。

俗语说，文人相轻。在文人之间，相轻乃至因嫉生恨，睚眦必报相互倾轧的例子自古至今比比皆是。但有真才实学，尤其有过人之处的文人，也是会让同行真心服气到骨头缝里的。

当年，时任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实职，位高权重，文章冠绝天下，又兼天子左右臂膀的文坛盟主欧阳修，读到士子苏轼的文章后大叹：“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之后，欧阳修不遗余力地推崇苏轼，让苏轼才识得以天下闻，被朝廷委以重任，为国效力。可以这样说，欧阳修宗师级的胸襟，奠定了苏轼“千古第一文人”深厚的人脉基础。

得到一代大家之褒奖，杨荫杭先生腹有诗书、博闻强识、记忆力超强可见一斑。

通才博识，铁骨冰心，这样的赞佩丝毫无夸大之嫌。

杨荫杭的祖父是杭州的一个小官，父亲曾在浙江任职，官职也不大。加之祖父和父亲都是耿直秉正的读书人，没有敛财贪污之能耐，他们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丰厚的家私和田产，只有住宅，以及读书习字的习惯。

这就是杨绛先生所说的“寒素人家”的由来。杨家是寒素人家，亦是书香门第。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子弟如何不成才？

所以，杨荫杭自幼就受到祖父和父亲的严格教育，加上优秀的基因和个人努力，一路学霸走了过来。

1895 年，十七岁的杨荫杭考入天津中西学堂。该学堂由洋务运动实业派代表人物盛宣怀创办，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的前身，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大学。

这所官办大学，在教员配备、教学计划、授课内容和教科书选择、实验室器材等方面，均采用美国模式，有“东方康奈尔”的美誉。

在北洋大学堂就读的学生费用全免，这也是杨荫杭选择这所学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杨荫杭在这里如鱼得水，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奈何好事多磨，品学兼优的他因为勇猛“犯上”，被校方除名。

当时，北洋大学堂由外国人主事，一部分学生因对伙食不满闹学潮，外国主事要杀鸡给猴看，采取强硬态度开除了一名带头闹事者。校方尚不罢休，追究另外的参与者，以严惩来威胁。

杨荫杭并未参与这次活动，血气方刚的他，看到其他参与的学生因慑于洋人淫威，怕步入被开除后尘，唯唯诺诺，噤若寒蝉。杨荫杭对他们事前慷慨激昂、事后畏缩不前的行为大为愤慨，大义凛然地站了出来，一句“还有我！”，掷地有声。

杨荫杭并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狂妄冲动，在站出来的那一刻，他已经清楚最终的结局。他和带头闹事者一起被开除，毫不迟疑地离开了这所条件优越的学校。

天地立人，铁骨铮铮，年轻的杨先生堪称“人物”一个，被女儿杨绛不无骄傲地冠以“疯骑士”的绰号，实在是恰如其分。

“留人不留人，不留人自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陈后主陈叔宝留给沈皇后的诗，虽无文采，但霸气、任性。杨荫杭也是这样的霸气、任性，不久，凭借其优异的资质，他报考南洋公学，也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再一次蟾宫折桂，成为这所名校的学生。

在南洋公学，他获得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资格。赴日留学期间，他受到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先进思想影响，和一批留日学生成立了励志会，并与励志会会员杨廷栋、雷奋等人创办《译书汇编》月刊，从事反清活动。《译书汇编》是留学生创办最早的杂志，大量销往上海、苏州等地。

因南洋公学急需翻译人才，杨荫杭尚未毕业就提前回国，以解母校燃眉之急。然而好景不长，译书院因经费问题而停办，于是，杨荫杭离开上海返回无锡。

回到家乡的杨荫杭，准备一展抱负。他翻译的《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原论》等法政名著，流丽典雅，让人耳目一新，对于青年们的思想进步“收效至巨”。

杨荫杭这样告诉孩子们：“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翻译也可以大有作为。”此论高瞻远瞩，独辟蹊径。

得益于老圃先生的言传身教，他的女儿杨寿康、杨绛、杨必等在翻译领域均有所建树。

为了生计，杨荫杭曾辗转上海教书，先后在澄衷学堂、务本女校、中国公学任课，还做过胡适的老师。

一直到 1905 年暑假，清廷以散布“革命邪说”为由对杨荫杭进行通缉。无奈之下，他再赴日本，并于 1907 年获得早稻田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接下来，他又赴美留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继续深造。

1910 年，国内时局风起云涌，杨荫杭回国后，由清末状元张謇引荐到北京法政学校教书。而这时为宣统皇帝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闻杨荫杭留过洋，通晓东西方法律，不日便派人邀请他夜间到府上授课，薪酬相当优渥。

杨荫杭晚年时谈及那段在肃亲王府上讲课的日子，感叹只因生计所迫。其父过世早，兄弟姊妹六人，大姐出嫁不久即病逝，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时，试炮失事身亡。小弟杨荫樾留美回国后也因肺病去世。于是，排行老三的杨荫杭承担起长兄的责任，照顾寡嫂及两个孩子，负责二妹杨荫枌、三妹杨荫榆的学费，当时杨绛尚未出生，她上面已有三个姐姐。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全靠杨荫杭一人供给，可见负担之重。

辛亥革命以后，杨荫杭再经张謇推荐到江苏省任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因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回避制度，他被调任浙江省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

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即便做官，杨荫杭也不愿低下高贵的头颅，背靠大树去乘凉，做到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的份儿上。

当时，声名显赫的军阀张勋率部队耀武扬威地入京，一些官员和士绅趋之若鹜，联名登报拥戴欢迎。他们事先并未征求杨荫杭的意见，就将他的名字列在上面刊登出来。杨荫杭见报后很生气，立即在报上发表声明，言他并没有对张系军阀有欢迎之意。此举让上海名流哗然。

但杨荫杭就是这样一位爱护自己的羽毛比官位、金钱更甚的精神贵族。时人笑他冥顽不化，不识时务，他淡定地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器，古时指名号与车服仪制，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及尊严。杨荫杭认为，不能因为一些利益而做有损气节的事情。

不得不说，杨“骑士”又“疯”了一回！

上海沦陷期间，杨荫杭路遇当了日军和汪伪政府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被人谣传杨某瞎了眼。

杨荫杭还有一个“铁包公”的绰号。

在浙江任职期间，他曾处理一起恶霸杀人的案件。此恶霸倚仗后台有人，飞扬跋扈，欺压乡里，草菅人命。民国初年，各地实行由省督军、民政长和高等审判厅厅长三权分治的制度。当时浙江的督军是朱瑞，民政长是屈映光，屈映光有意为这个恶霸开脱，提议免予死罪。耿直的杨荫杭坚持司法独立，以“杀人偿命，不能宽宥”为由，将恶霸绳之以法，判处极刑。

这件事让屈映光积怨在心，在他晋见袁世凯的时候，以“此人顽固不灵，难与共事”为由，恶人告状。幸亏袁世凯的秘书长张一麟是杨荫杭的同乡，他敬服杨荫杭的为人，在他的积极干预下，袁世凯亲笔批示“此是好人”四个字，于 1915 年将杨荫杭调到北京。

袁世凯倒台后，杨荫杭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虽然身经百战的他已经看透了当时军阀政府的专制、腐朽与横暴，认识到所谓“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所谓的“法治”不过是“官治”的代名词，但他仍然坚持自己，清廉守正，秉公执法。

在他查实交通总长许世英贪污受贿始末后，毫不犹豫地下令将许羁押起来。这件事再一次在北京城掀起轩然大波。

许世英先后在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政府担任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内务总长、交通总长等要职，是民国政坛上的著名人物。政府要人纷纷向杨荫杭说情，要求特许保释。据说，是夜，杨家的电话都打爆了。但杨荫杭笃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犯法均须追责，绝不能像封建时代那样“刑不上大夫”。即便北洋政府出面干预，他仍坚定自己的立场，毫不让步，从而被北洋政府停职审查，离开北京回到无锡老家。

果真“铁包公”，刚正不阿，宁折不屈！

真的勇士，必有过人之节。他志存高远，从不人云亦云。他特立独行，敢为凡人不敢为。 EVnYYHFVGb+02/FdlRnCUlFepAZbyf/Glvxb6fyh2aSK2kmEsaq/GAjgCInn5J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