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州大婚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英国某作家

古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今有“就算不说话，坐在对面看着你也是好的”。

恋爱中的人，谁不期冀两两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无奈，好事多磨，事物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经过一段时间的“恶补”，杨绛顺利地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言文学部。如愿以偿，她要北上读研究生了。

而钱锺书却要回南教书。他准备报考的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考试，需要有两年的社会服务经历，他应聘到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担任外文系讲师。

一南一北，劳燕分飞，两人为实现各自人生的理想目标奔向新征程。

杨绛又回到心心念念的清华大学就读，那份欣喜自是无以言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外国语言文学部和外文系其实是一班人马，挂两个牌子，分担两个系课程的十多位教授，均是国内外鼎鼎有名的学者。

主讲外国戏剧、莎士比亚研读、近代戏剧、戏剧专题研究等课程的王文显先生，曾在哈佛大学师从戏剧理论家贝克教授学习编剧。1928 年回国后，王文显先生在清华大学担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培养了洪深、李健吾、曹禺等一批话剧创作和表演人才，杨绛后来从事戏剧创作，与王文显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王文显先生自小在英国受教育，学养深厚，他本人对西洋戏剧有精辟独到的研究，加之其娴熟的口语，得到学生一致好评：“他的英文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

另一位吴宓先生，同样是一位让杨绛铭记一生的老师。吴宓也是钱锺书敬慕的老师之一，毕业后的钱锺书，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时常托杨绛转一封信或者递个条子，向吴宓先生请教。杨绛选修吴宓老师的中西诗文比较、翻译术等课程。吴宓老师的翻译术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视学生翻译水平和动手能力的训练，为后来杨绛从事文学翻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吴宓先生是个大学者，具有学者独有的“傻”得可爱的品质，按杨绛的话说，就是老实得可怜。那时候，吴老先生刚出版了《吴宓诗集》，有的调皮学生常佯装研究典故，向吴老师探听每一首诗的由来。一不小心，吴先生就把乐意说的、不乐意说的，甚至意中人的小名儿一股脑儿全部暴露出来。待说完后才觉失言，像做坏事的顽童似的，不甚惶恐地耸耸肩，伸伸舌头，却是覆水难收，说过的话再也收不回来了。自然，这些失言之语就成了无聊的学生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杨绛很不情愿看到吴老师被利用、被欺骗、被伤害。吴先生不是糊涂人，无奈不移读书人的率真秉性，感慨过人心不古之后，可敬可爱的吴先生涛声依旧。

杨绛还深得梁宗岱先生的厚爱。对于梁宗岱这个名字，谙熟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人相信都不会感到陌生。这位著名的诗人、教授，精通英、法、德、意四国文字，世界级文学大师莎士比亚、歌德、里尔克、瓦雷里等，他们的诗歌作品之所以能在我国风行至今，与他的大力译介息息相关。

在梁先生的法国文学课上，让杨绛颇感意外的是，法语完全靠自学成才的她，听写测试竟取得了满分的好成绩，发音纯正、思维清晰的她，在语言方面很有灵性，课堂提问时常有不凡的表现，给梁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革”结束后，全国召开第一次文代会，杨绛和赵萝蕤同学作为代表参加了会议，见到出席会议的梁老师，梁老师已经不认识赵萝蕤了，而当杨绛报了自己的学名杨季康，问老师还记得不，梁老师兴奋地说：“杨季康！怎不认识！我班上最好的学生！但愿我个个学生都能和你一样。”

杨绛还选修了中文系朱自清教授的散文习作课，杨绛的习作《收脚印》一文受到朱自清先生的赏识，并把它推荐给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沈从文，于 1933 年 12 月 30 日在《大公报》刊登出来。

杨绛的这篇处女作，为她赢得了五元钱的稿费，心花怒放的她用其中的四元钱买了绛红色的毛线，精心编织了一条大围巾，又用剩下的一元钱买了天津起士林的咖啡糖，卷在围巾里捎回老家孝敬母亲大人。

杨绛没有选修叶公超先生的课。叶公超先生听说钱锺书的未婚妻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主动提出想见一见杨绛。叶先生请学生赵萝蕤约杨绛到他家做客，招待得很周到，主宾交谈得也很融洽。大约是想考一考杨绛的英文水平，叶先生拿一本英文文章让杨绛试着翻译，这是一篇题目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的政论文，虽然之前杨绛的大学专业是政治，但对政论丝毫不感兴趣，她硬着头皮，翻了无数遍字典、词典，用了几天时间终于完成。当她心怀忐忑地把译稿交给叶先生，没想到叶先生竟连声称好。不久，这篇译作就在《新月》刊物上发表了。“文革”时期，杨绛主动交代了这篇文章的始末，因为是三十多年前的译作，没有再做追究。

杨绛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常客，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爱清华图书馆》，赞美清华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优雅的环境。在《“隐身”的串门儿》一书的代前言中，她风趣地讲：“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所以，站在图书馆书库的目录前任意翻阅，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以随便出入，这份乐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深知其味。

由于刻苦努力，杨绛在研究院成绩优异，每个学期都会获得奖学金，这些钱足够她负担自己学习和生活的费用。在父母心中，她始终是那个最让他们省心的孩子。

两年后，钱锺书按计划报考中英庚款留学考试，英国文学专业在国内仅招一人，很多人因为他报考了这个专业，便主动放弃不再报考。钱锺书以 87.95 的高分蟾宫折桂，将这唯一的名额收入囊中。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任主考官，他非常欣赏钱锺书的过人才华。

斯时，杨绛在研究院的学业尚未完成，次年才可以毕业。考虑到钱锺书出国后举目无亲，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她决定陪他一起出国。杨绛之前没有申请任何国外奖学金，也未参加相关的考试，只能自费留学。

离校前，杨绛交给朱自清先生一篇题目为《璐璐，不用愁！》的短篇小说代替大考。小说写的是恋爱中的女学生璐璐，在两个男友间左右周旋，难以取舍和抉择的故事。朱自清先生非常看好这篇小说，推荐到《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后被林徽因选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

不能不说，朱自清先生这位伯乐，为杨绛开启了文学写作的创作之门。

办理好休学手续，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父母，径直坐上火车返回苏州老家。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老圃先生那天正要午睡，忽地感觉好似女儿阿季回来了，就快步走到妻子的房里问：“阿季呢？”把杨绛母亲问得一头雾水。看不到阿季，父亲失望地回到屋里午睡。谁知，过了一会儿，阿季果真回来了，一到家放下行李就去问候父亲。父亲兴冲冲地跳下床说：“哦，可不是回来了吗？曾母啮指，曾子心痛，我现在相信了。”

人间万象，爱是真谛，因为强烈的牵挂，才会出现心灵感应这样的神奇现象。

父母为杨绛出国留学而高兴，安慰女儿他们一切都好，让她放心前去，不要有后顾之忧。

事实上，年龄不饶人，此时的杨荫杭身体上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在一次开庭中，全场肃穆等他做陈述发言，可他努力做着张口的姿势，却依然发不出声音，只好宣布暂时休庭。杨荫杭得的是“小小的中风”，这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已到迟暮之年，可在爱女面前，却一再强调：自己已经全好了。

杨绛虽然不是很放心，但此时需要她全力以赴投入的，是她和钱锺书的新婚大礼。

1935 年 7 月 13 日（农历乙亥年六月十三日），钱家、杨家同时举办婚礼，杨家办的是西式婚礼，钱家办的是中式婚礼。杨家的婚礼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由老圃先生主持。现场布置得很隆重，厅堂上张灯结彩，宾客络绎不绝，喜气盈门。杨绛的同学兼妹夫孙令衔做伴郎，七妹做伴娘。三姑母杨荫榆当天竟不合时宜地穿了一身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来庆贺，与婚礼一团喜气的氛围大相径庭。杨绛知道三姑母并不是故意的，她这个工作狂，向来大大咧咧，在穿衣打扮上没什么忌讳和讲究，钱锺书也不太计较这些。

这个黄道吉日，或许是那年最热的一天，披挂整齐的新郎和新娘，被司仪领着完成各种礼节，一套仪式下来，身穿白色婚纱的杨绛像被罩在蒸笼里，透不过气。身穿黑色礼服的钱锺书，白色的领圈被汗水浸得又黄又软。在结婚照上，新人、伴郎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婚纱的男孩子，一个个热得蔫头蔫脑，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有意思的是，这个场景后来被钱锺书捕捉到《围城》里苏文纨和曹元朗的婚礼上。

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杨绛与钱锺书一起向父母及长辈行跪拜礼，再进祠堂，拜祖宗，又到厨房，拜灶神。这样的仪式是之前开明的杨家没有的，也是杨绛第一次行跪拜礼，她没说什么，从旧俗，行旧礼，跟着钱锺书一一照做，努力保持举止得体，和钱锺书一起迎来送往，笑意盈盈。亲朋好友为这对金童玉女送去最衷心的祝福。

所谓最般配的婚姻，即两心相印、情投意合，正如胡河清所说：“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自此，这一双名剑携手大半生，相濡以沫，举案齐眉，成就文坛一段佳话。

多年后，杨绛读到英国一位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的一段话：“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心有戚戚，遂念给锺书，锺书当即回应：“我和他一样。”杨绛亦同样作答：“我也一样。” nsuxqdR5WDpOEGjtqwm8Hiz4te58i5nZewV7bJCawslPq/hgOziEGNxqclKBAzb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