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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朱由检，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他降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年末，时值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
本来，在明前朝奠定的基础上，明代的社会生产在中后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白银实现货币化，农业和手工业都出现新的经济因素，经济结构开始缓慢地由较为单一的农业经济向农、工、商并举的多元经济转变。与此同时，国内市场也由区域性市场向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发展，并积极参与世界市场的建构，海外贸易迅速兴起，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经济领域的变化，又引起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在阶级关系方面，官绅地主的政治经济实力空前增强，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在社会生活方面，追求财富、崇尚奢华、逾礼越制、喜新厌旧成为时代的风尚，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在思想观念方面，阳明心学的勃兴与实学思潮的涌动，使人的个性和欲望得到大胆的肯定，伦理观、财富观、价值观、政治观等也开始发生转变，贯穿着批判与求实的精神，闪现出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芒。在文学艺术方面，传统正宗诗文等雅文学日趋衰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悄然勃兴，突显出主体个性的张扬与对人欲的充分肯定。在科学技术方面，在对传统科技进行总结的同时又有创新，强调实验手段与数学语言的运用，以及对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的吸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层政治领域出现的改革潮流。先是明武宗去世后，杨廷和与张璁相继进行革故鼎新，而后张居正更在隆庆和万历初年将改革推向高潮，实行赋役的货币化，使明朝的实物财政转变为货币财政，扭转了嘉靖、隆庆时期财政连年亏损的困境，“府库充溢”“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
，成为正德以来国家财政最好的时期。
所有这一系列的变化，使晚明社会呈现新旧因素杂陈的多元色彩。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由此进入成熟阶段，并开启了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进程。
但是，此时的明朝最高统治阶层眼界狭窄，消息闭塞，没有看到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世界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主义不断向东方拓展势力，世界各大洲已逐渐连为一体，全球化的趋势初露端倪，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们未能抓住这个机遇，对治国方略进行必要的调整，大力推进社会转型，使中国尽快走向世界，加快发展的速度。相反，晚明的几任君主都极其昏庸腐朽，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死死抱住君主专制的制度和重农抑商的政策不放，推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举措，导致吏治高度腐败，贫富差距极端扩大，社会矛盾急剧激化，造成社会的大动荡，使社会转型遭受严重挫折，丧失了走向世界并获得快速发展的机遇。
朱由检的祖父明神宗，在虚龄 10 岁继承皇位之时，内廷由生母李太后主政，外朝以内阁首辅高拱为首。万历元年（1573）正月，次辅张居正勾结宫中太监冯保，驱逐高拱，当上首辅兼帝师。他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大力推行改革，同时严格管教小皇帝，力图将他培养成“尧、舜之君”。但张居正的严格管教未能敌过随侍小皇帝的宦官们的潜移默化和商品货币大潮的负面影响，反而使其产生逆反和报复的心理。随着年龄的增长，明神宗逐渐滋长了嗜酒、恋色、贪财、尚气（意气用事）四大恶习。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明神宗亲政。他掌握封建专制统治的大权后，立即对张居正进行清算，张居正的改革事业由此遭到否定或篡改。建立在清丈田亩，限制贵族地主、官绅地主优免特权基础上的一条鞭法，虽然延续了下来，但贵族地主、官绅地主仍然肆行无忌地欺隐田产、滥免粮差，使一条鞭法变味走形，未能发挥其均平负担、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
明神宗亲政之后，开头几年，尚能勤奋理政，“日视朝讲，万几亲总，五夜夙兴，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召对辅臣，咨访部院，开诚纳谏，虚己受言”
。亲政期间，他决策进行的“万历三大征”即平定宁夏哱拜之叛、援朝御倭之战及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均取得成功，对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防产生积极的作用，赢得了后人的赞许，表明他并非庸主。无奈他是酒色之徒，“每夜必饮，每饮必醉”
，在酩酊大醉之后，就拽过在旁侍候的嫔妃、宫女行房事。过度的酗酒和纵欲，使他的身体日渐虚弱。从万历十四年（1586）下半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病危，长期疏怠政事，难得视朝，也很少面见大臣，许多军国大事不能及时处理，官员的选拔任免无法正常进行，以致“人滞于官”
，“曹署多空”
，“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政治也就更加黑暗腐朽了。
明神宗的生活极其奢华糜烂。他不仅“因曲蘖而欢饮长夜，娱窈窕而晏眠终日”
，而且对饮食、衣装及器用都非常讲究，极尽挥霍之能事。继位一段时间后，他就掏空专供皇室开支的内府，于是又不断伸手向户部“传索帑金”。国库历年储积的存银被他逐渐花光，出现巨额的财政亏空，因而无法向御边的守军拨发军饷，导致兵变频繁发生。
面对国家财政的巨额亏空，明神宗不是采取措施扶植和支持工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加速由较为单一的农业税向多种税制的转变，以扩大税源，相反却加紧对工商业者的直接搜刮。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明神宗就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分赴各地开矿征税，将搜刮来的钱财直接上交内府。矿监名义上是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实际上是借开矿之名，对百姓进行敲诈勒索，如妄指百姓的良田之下有矿脉，迫使主人交出大笔钱财，否则便毁坏庄稼、拆毁宅院。税使则在繁华的城镇、关津、渡口设置关卡，强迫过往的商旅、车船交纳各种税金。有的地方不仅重复征税，而且任意扩大征税的范围，就连“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赋税”
。正如户科给事中田大益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上疏所指出的：“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
矿监税使的苛剥，使广大民众遭受一场空前的浩劫，商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更是遭到严重的摧残，导致民变频发。
明神宗的倒行逆施，不仅导致朝政腐败，贪风炽盛，赋役沉重，土地集中，兵变与民变此伏彼起，而且导致边防废弛，为女真的崛起与坐大提供了条件。
女真是我国东北的古老民族，元代分布于松花江下游、黑龙江流域直至库页岛，元末明初陆续南迁，分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野人女真三大部。他们原以渔猎为生，后来南迁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逐渐过渡到以农耕为生，并跨进了奴隶社会。明朝建立后，大力招抚女真三部，建立众多羁縻卫所，隶属奴儿干都司（治特林，今俄罗斯蒂尔）管辖。明廷准许各部的首领、酋长入京朝贡与互市，令其为明朝守边，以抑制蒙古势力，同时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令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
，借以维护东北局势的稳定。在明朝统治的两百多年间，女真各部通过贡赐与互市，加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发展的步伐。到万历年间，诸部蜂起，彼此攻伐，互争雄长。就在诸部的混战之中，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逐渐崛起。努尔哈赤出身于建州左卫的奴隶主家庭，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在明朝的羁縻卫所担任过官职，他本人也曾在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当过兵。万历十一年（1583），李成梁在建州右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的引导下，率兵镇压建州右卫古勒寨主阿台的叛乱，误杀随同前往劝降的觉昌安和塔克世。努尔哈赤闻讯，从李成梁帐下出逃，返回建州女真。明廷为了安抚努尔哈赤，给了他 30 道敕书、30 匹骏马作为赔偿，并命其承袭父职担任建州左卫指挥使。当年五月，努尔哈赤便以报父祖之仇为名，攻占图伦城，开始了统一女真的战争。努尔哈赤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交好朝鲜和蒙古，用 10 年的时间统一了建州女真；尔后又用 20 年的时间，征服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流域的东海女真；接着，进一步统一了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的大部分地区。在统一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将女真原有的狩猎和军事组织“牛录”制度加以改造，建立军事、政治、经济合一的八旗制度，大大提高女真的战斗力，加速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万历四十四年（1616），他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登基建立后金政权，自称英明汗。过了两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公开背叛明朝，一举攻占了抚顺。
明廷对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甚至建国称汗，从未进行干预，但努尔哈赤公然背叛明朝，并大举攻明，这是明神宗不能容忍的，他决定给予有力的反击。当时，明朝内部党争正酣，浙党首领、内阁首辅方从哲支持明神宗的决定，并推荐与浙党关系密切的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要打仗，就需要大笔军饷，此时国库荡然一空，而宫廷的内帑山积，达到“亘古所无”
的地步，一些大臣请发内帑，遭到明神宗的断然拒绝。经明神宗批准，户部援引嘉靖年间平定东南沿海倭寇与万历年间几次征战时一度实行的田赋加派办法，规定除贵州之外，各省田赋每亩加派 3 厘 5 毫，称为“辽饷”，共计加征 200 万两白银。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命杨镐统率 10 万兵马，分四路攻打赫图阿拉。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的对策，于三月初在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南）集中八旗兵力，相继歼灭西路、北路和东南路的明军。杨镐急令南路明军退师。明军从此丧失在辽东战场的主动权，已无力再发动进攻，不得不采取守势，在战略上陷入了被动。后金八旗兵乘胜进攻，先后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进而谋取沈阳、辽阳两城，成为明朝的一大劲敌。
除了国事的处理屡屡出现失误，明神宗对家事的处理亦多乖张之举。他在万历六年（1578）大婚，娶了王皇后。王皇后“贤而多病，不能育”
。李太后让张居正为之册选九嫔，以广子嗣。就在册选九嫔之时，有天他到李太后居住的慈宁宫，索水盥手，宫中出身卑微的侍女王氏给他端来盆水，他见了甚是喜欢，与之发生关系，使她怀了孕。经李太后追问，他只好认账，封其为“恭妃”。万历十年（1582），王恭妃为之生下皇长子朱常洛。但明神宗钟爱的是出身富有人家、早年读过书又长得漂亮的郑贵妃，因而长期不给王恭妃晋封位号，对朱常洛也是“一应恩礼俱从薄”
。过了三年，郑贵妃为他生下皇三子朱常洵（皇次子早殇，生母不详），明神宗即晋封其为皇贵妃，并与之一起到紫禁城西北门的大高元殿行香，暗中立下拟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的“密誓”
。此举违背明朝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因而引起众大臣的关注。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首辅申时行等大臣为绝后患，上疏请求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明神宗未允，百官又纷纷上疏，与明神宗展开了一场长达 15 年的“国本”之争。
明神宗一系列的失误和乖张举措，引起一些正直官员（主要是中下级官员）的不满。他们多以气节自负，要求明神宗亲御朝政，抑制贪欲，改良政治，体恤民情，关心民瘼，属于政治上的清流派。另一些官员（主要是当权的上层官员）则不问是非曲直，一味阿顺明神宗和内阁大臣，属于政治上的浊流派。双方围绕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前面提到的争国本，就是双方争论的一项重要内容。
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罢官回到无锡老家的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与志向相同的高攀龙、钱一本、顾允成（顾宪成弟）、薛敷教等正直的士大夫，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他们在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
，逐渐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浊流派的官员，逐渐形成齐、楚、浙、昆、宣诸党，他们将与之对立的朝廷内外的正直之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与齐、楚、浙、昆、宣诸党，围绕着朝廷官员的任命和皇储等问题，继续展开激烈的斗争。
明神宗专宠郑贵妃，不喜欢王恭妃，因而也不喜欢皇长子朱常洛，既迟迟不让他出阁读书，也迟迟不立他为皇太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经李太后的干预虽勉强立其为皇太子，但对他仍是不冷不热。而在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的同时，则封朱常洵为福王，在其成年之后也一直未令其按祖制离开京城就藩封国，从而对朱常洛的太子地位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朱常洛处处谨小慎微，整天愁眉深锁，便在近侍的诱导之下，纵情酒色，既借酒消愁，又期盼能早生贵子，博取父皇的欢心。明神宗在政治上压制朱常洛，在生活上则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供其玩乐。所以，在朱常洛身边，除了太子妃，还有成群的妃嫔和选侍（没有封号的侍女）。这群妃嫔和选侍，果然为他生下一大群子女，其中包括未来的明朝最后两位君主朱由校和朱由检。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四日晚，当王选侍为朱常洛生下长子朱由校时，他立即命年老的宫人去仁德门外向明神宗报喜，孰料，明神宗并未因此改变对他的态度，仍迟迟未让福王就藩封国，亦迟迟不立朱由校为皇太孙。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福王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勉强就藩洛阳，但第二年五月，就发生了梃击事件。五月初四日，有一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闯进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大门，击伤守门太监，又蹿至前殿檐下，被几名太监捉住。浙党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说他是个疯子。东林党的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再加审问，发现他并不疯癫。经刑部等三法司会审，张差供出其闯宫梃击，系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刘成、庞保的指使。消息一传出，“中外籍籍，疑（郑）贵妃弟国泰为之”
。明神宗为了保护郑贵妃，仅下令将张差处死，而将庞、刘二人在内廷秘密击毙。
由于明神宗不喜欢朱常洛及其子朱由校，朱由校之弟朱由检更得不到明神宗的疼爱。朱由检除了 5 岁那年随父亲朱常洛和两个哥哥一起参加明神宗对大臣的召见，远远见过祖父那副病恹恹的仪容，平时根本见不到祖父的身影，祖父对他也几乎没有印象。朱由检的生母刘氏，是初入太子宫的淑女，为人贤惠忠厚，对朱由检疼爱有加，悉心呵护，期盼将来能母以子贵。“时宫中有二李选侍，人称东、西李。康妃者，西李也，最有宠”
，她常在朱常洛面前说三道四，挑拨离间，致使朱常洛逐渐疏远了刘氏，进而寻隙训斥。刘氏谨守妇道，从不辩解，但仍不时遭受西李的凌辱殴打，终于积愤成疾，在朱由检 5 岁那年含恨而逝。刘氏死后，朱常洛将朱由检交给西李抚育。但仅过 4 年，朱由校之生母王才人病逝，朱常洛又将朱由校交给西李抚育。西李见朱由校是皇长孙，便把主要精力都放到朱由校身上，而冷落朱由检。后来，她又生下一个女儿，朱常洛便将朱由检交给东李抚养。东李为人正直，“仁慈寡言笑”
，行事小心谨慎，从不与西李计较。由于膝下没有子女，她将全部的爱心都倾注到朱由检身上，视如己出，百般呵护，尽心调教。朱由检重新获得一份母爱的温暖，并在东李的调教之下，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起床后，先拜天，随后即向东李请安，尊如生母。他还喜欢读书，并养成静坐颐养的习惯，阅读儒家经典，常长久不动，有时口中念念有词，有时静思默想。同时，东李的溺爱，也养成他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的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