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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在即位诏中宣布，他继位之后，“惟祗服于典章，吏治民艰，将求宜于通变”。但实际上，他对民生问题只采取了若干小动作，如崇祯元年（1628）二月下令暂停苏杭织造太监的上供，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相对而言，他对吏治的整肃倒还比较用心，多少算是做了点实事。
在惩治魏忠贤、客氏和崔呈秀之后，明思宗于崇祯元年正月十二日即戒谕百官，要求他们“自今为始，各务涤濯肺肠，各修职业，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悠忽诞慢之习，勿得苟怀私图，致偾国事，动诿之权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职掌还之各司，而犹不致忠竭节，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内外各衙门积年弊窦，尚未清厘，该部院自行检举陈奏，痛加洗剔，勿事虚文。大要为国节财，为民择吏，固圉者以封疆为重，守土者以民困为本”
。三月初七日，辅臣李国
条陈十大新政，请求皇上励必为之志、务典学之益、执总揽之要、广听纳之方、谨内传之渐、崇节俭之德、核职掌之实、精用人之衡、恤下民之苦、修久任之法，明思宗批示道：“览卿所奏十事，
谟硕画，裨朕新政，事关朕躬，当一一采纳施行。”
五月二十四日，明思宗召见内阁大臣等官员，谕辅臣来宗道等曰：“票拟之事，须悉心商榷。”谕吏部臣曰：“起废事重，会推宜慎。”又指斥户部臣“边饷措办无术”。再询问兵部事务，尚书王在晋的回答不够详细，明思宗便命宦官拿来纸笔，令其写下呈上。而后，又告谕刑部臣曰：“天旱，凡用刑务效先朝平允。”
此后，明思宗相继采取一系列措施，着手整肃吏治。
明思宗整肃吏治，侧重于改革用人制度与提高行政效率两个方面。
在用人方面，明思宗面对复杂的局势，成堆的问题，亟盼突破原有制度的束缚，选择具有真才实干的人才出任各级官吏，帮助自己实现中兴之治。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后金兵临京师，翰林院庶吉士刘之纶上疏，希望皇上惕然改图，破庸俗之调，开功名之门，选任豪杰，凡战守之方，掎角之术，一切惟其所欲为。谁能决策捍卫都城，阻敌逼近京师，即予爵赏；谁能控制通州、昌平，与敌决战，予以爵赏。与此同时，庶吉士金声也上疏，奏陈以重兵守御通州、昌平，并推荐草泽义士申甫与刘之纶，说他们具有将才，可膺此任。申甫是个游方僧，与刘之纶结识之后，常在一起谈论兵事，并自营建造单轮火车（用火器击敌的战车）、偏厢车、兽车（后两种也是战车），还用木头造西洋大小炮。明思宗派人取来他们自造的战车，看后十分高兴，即日召见，命申甫为京营副总兵，拨给白银 17 万两，令其招募新军，便宜从事，改金声为山东道御史，监申甫军；授刘之纶兵部右侍郎，副尚书闵梦得协理京营戎政。“于是之纶宾宾以新进骤跻卿贰矣”
。申甫仓促招募数千人，皆市井游民，所需军装、兵器又不能按时供给，自然没有什么战斗力，接连为后金军队打败，申甫于当月二十日在卢沟桥阵亡。翌年正月，刘之纶也在遵化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明思宗这次擢用申甫、刘之纶等人，虽然没有收到御敌的成效，但申、刘都表现出效忠国家的英雄气概。此后，明思宗仍然坚持这个用人方针，并把它概括为“先才后守”四个字。所谓“先才后守”，即把才干放在操守前面，就是唯才是举的方针。当时许多大臣对这个方针持有不同的意见，左都御史刘宗周即持反对的态度，说“论者但论才望，不问操守；未有操守不谨，而遇事敢前，军士畏威者。”但明思宗强调：“济变之日，先才后守。”刘宗周说：“前人败坏，皆由贪纵使然，故以济变言，愈宜先守后才。”但明思宗仍然坚持：“大将别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
根据这个“先才后守”的方针，明思宗强调的是任官员应不拘资格。明初官员的任用不受资格的限制，大抵有以下三个途径：“荐举一途也，进士、监生一途也，吏员一途也。”
弘治、正德以后，开始强调资格，形成“进士为一途，举、贡（在国子监读书的监生）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的所谓三途并用格局。
三途之中，尤重进士，轻举、贡。至于吏员，只能担任最低级的官职。到成化末年，吏员仅可担任佐贰、幕僚、监当、管库之职，必得有人保举，才能担任州、县的正官。明思宗对这种制度很不满意，多次告谕掌管官吏任用的吏部：“国家用人，惟求事理民安。庸鄙之徒，不堪内外，若拘资俸，其人得矣，如国事苍生何？”
崇祯九年（1636）二月，山阳（今江苏淮安）武举陈启新诣阙上疏，痛陈用人唯问资格之弊，说“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生授布政（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犹三途并用，今唯一途。举、贡不得至显官。一举进士，横行放诞，此资格之病也”
。明思宗阅后，觉得此疏切合其用人不拘资格的意旨，立即提拔他做吏科给事中，历兵科给事中。类似这样破格用人的事例，还有很多。仅由举人出任巡抚的数量，就大大超过此前的所有皇帝。据清代官修《明史》的记载：“明世举于乡而仕至巡抚者，隆庆朝止海瑞，万历朝张守中、艾穆。庄烈帝破格求才，得十人。丘民仰、宋一鹤、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刘可训以武功闻；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皆以勤劳致位，而陈新甲官最显。”
丘民仰等 10 人都是举人出身而官至巡抚的，陈新甲更由宣府巡抚升至宣大总督，最后官至兵部尚书。
明思宗还把选任官员不拘资格的做法，运用到内阁辅臣的选任上。明代的内阁不是法定的中央一级行政或决策机构，而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咨询议政机构。内阁大学士的升降由皇帝决定，其票拟是否被采纳最终还得取决于皇帝的批红，但内阁大学士毕竟是皇帝的重要助手，在明代中后期是皇帝下面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对政局影响最巨的大臣。因此，对内阁大学士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也就成为明思宗改革的一个重点。
明初阁臣的拣选，并不专用翰林院的官员，“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到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入阁必由翰林的格局。明思宗继位后，召见内阁大学士商议政事，发现有些辅臣虽然饱读诗书，有文学之才，但往往不谙政务，更不了解现实的国情，不仅没有应变济时的能力，而且时常闹出一些大笑话。比如大学士郑以伟，有次代皇上拟旨，竟将奏疏中的“何况”两字当成人名，在票拟中写道“何况着安抚提问”
，让人哭笑不得。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明思宗先是往翰林院掺沙子，改变非进士不入翰林的格局。崇祯七年（1634），他下令考选推官（知府、同知、通判的下属官员，掌管司法监察）、知县，从中选拔编修、检讨，进入翰林院，从而改变翰林院官员清一色进士出身的状况。接着，又于翌年六月，任命非翰林之外僚张至发为内阁大学士，从而打破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惯例。张至发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历任知县、礼部主事、御史、大理寺丞，因“精核积弊，多所厘正”
，得到明思宗的赏识。崇祯八年（1635）春，擢为刑部右侍郎。六月增置辅臣，遂擢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此后，还有多名非翰林的外僚，被擢入内阁，参与机务。崇祯十一年（1638）六月，吏部官员反对这种做法，拟用老办法从翰林中会推辅臣。明思宗不允，命再斟酌，说：“词臣不拘资序，前旨甚明。何滥徇游移也？其并推在籍勘任者。”
他之所以一再坚持“并推在籍”即外僚中的“勘任者”，是“欲阁臣通知六部事”
，了解、熟悉六部的政务。由于原有的阁臣中已有首辅刘宇亮出自吏部，于是吏部官员便从户部推出程国祥，从礼部推出方逢年，从兵部推出杨嗣昌，从工部推出蔡国用担任辅臣。刑部推不出合适的人选，便以大理寺少卿范复粹代之。其中，仅有方逢年曾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其他人皆出自外僚，而范复粹由少卿擢任辅臣，尤属异数。
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明思宗还进一步开放藩禁，允许宗室子弟入学，应试授官。
明制，除皇帝的嫡长子封为皇太子作为储君之外，其余皇子皆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 10 岁，立为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其余诸子年及 10 岁，立为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授长孙；其余诸子授镇国将军，孙授辅国将军，曾孙授奉国将军，四世孙授镇国中尉，五世孙授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授奉国中尉。这些宗藩，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而且，藩禁越来越严，藩王就国后不允许再度入京，甚至不准出城，即使给父母扫墓也得事先提出申请。同时，还规定“二王不得相见”
，宗室子弟形同囚徒。亲王和某些郡王既有丰厚的岁禄，还可以在岁禄之外得到各种名目的赏赐，生活优裕。将军以下，特别是中尉，岁禄不那么丰厚，也没有什么门路可以获得朝廷的赏赐，只能尽量多娶妻妾，多生子女，或者收养异姓，以增加禄米。因此，宗室人口迅速膨胀，岁禄的数量也大量增加。朝廷负担不起，常常不能按时发放，致使许多将军以下的宗室成员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嘉靖初年，枣阳王朱祐楒上疏朝廷，说“宗室久锢穷困”，请求“开四民业，以安贫宗，且省禄粮”
，明世宗未予批准。后来，南陵王朱睦楧又条陈七事，提出请“立宗学以崇德教，设科选以励人才”
的建议，也未被理睬。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应诏上疏，建议“于奉国将军诸子，免其禄秩，分居附近州县，废著之日给与房价，量复徭役终身，使得毕力农贾。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肆学应试，以为南京及司、府、县官”
，也未被采纳。万历年间，刘应秋上《议处宗藩事宜疏》，认为对宗室子弟“开四民之业，弛出城之禁，严吏氓之形”，既“坐食可益省”，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又能“诏禄可常给”
，使宗室子弟得到固定的收入，缓和朝廷与宗室的紧张关系，引起明神宗的重视。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郑世子朱载堉疏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者视才品器使”
。明神宗终于下诏允行，但只令奉国中尉以下人等入学应试，而辅国中尉以上不在其内，理由是辅国中尉以上爵位尊荣，难以授职。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礼部左侍郎李廷机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封爵与科目原属二途，如果辅国中尉以上的宗室子弟愿从科目，中试后自应按照士子出身的资格一体选任官职，而不拘泥于原先的爵位。明神宗这才再次下诏，“令宗室将军、镇辅国中尉俱得与生员一体应试”，并规定“进士出身者，二甲选知州，三甲选推官、知县。其于乡试出仕者，亦照常除授”，但“俱不得选除京职”
。
嘉靖以来，所有请求开放藩禁、允许宗室子弟入学应试的建言，都是从减轻朝廷经济负担的角度着眼。明思宗进一步开放藩禁，更多的则是从延揽人才的角度着眼。崇祯四年（1631），宗室子弟朱统铈考中进士，初选庶吉士，吏部以“统铈宗室，不宜官禁近”为由，请求改任中书舍人。朱统铈据理力争，明思宗下令“仍授庶吉士”
。崇祯八年（1635）正月，吏科左给事中阮震亨上言，请求仿效明太祖重定《祖训录》颁赐诸王的办法，申饬《宗藩事例》。当时，农民起义军刚攻破凤阳，焚毁皇陵，明思宗亟思广罗贤才，遂重申祖训的规定：“郡王子孙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其名闻。朝廷考验，换授官秩，其升转如常选法。”
翌年二月，礼部拟出选用宗室人才的具体条例，规定分为荐举、考验、换授、升转、举核、体统、解任几项。条例规定宗室子弟“先由五宗保结，长史据结详访，启亲王核勘，开才能实迹以闻”，再由“部院疏列学行俱卓、博学多闻、精于心计、熟于刑名、娴于礼乐文章，兼通屯田水利、保障拊循，一一叩其经纶，各分差等，请临轩策问，或召对平台，然后因才授官”
。但宗室子弟长期在王府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对明思宗此举的意图并不理解，他们渴望的是高官厚禄，并不愿意从事繁杂的日常工作，因此往往产生失望的情绪。比如辽王的后裔朱术珣，以钦召入京，授户部主事，管理草场。他老大不高兴，上疏发牢骚说：“以奉旨钦召，亲承召对之官，一出门外，便被户部尚书拿去买草！”
为了求得更多的人才，明思宗还重申保举之制。崇祯八年（1635）八月，他告谕百官大臣：“致治安民，全在抚按道守令。抚道得人则守令自肃。年来推升抚道，内地竟营，边缴规避，或其老耄贪庸，又情面枯容，兼以守令不才，民生愈悴。今后吏部务在详核，见在抚道不堪者，科道直纠，按祖宗朝保举成法可遵，着两京文职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举堪任知府一人，亡论科第贡监、翰林科道；在外抚按、司道、知府官，各举州县官一人，亡论贡监吏士。过期不举者议处，失举连坐。”
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明思宗反复告谕百官，办事应注重实效。他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严厉的批评，说：“祖宗设立部科衙门，各有职掌，内外监察，法甚明备。乃近来人情玩惰，废弛成风，即如各项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该部久不题覆，以致紧要事务率多稽迟，殊非政体。”
明思宗对文牍主义盛行、奏疏越写越长之风十分不满，崇祯元年二月特谕各个衙门：“条奏须简明，毋出千字。如词意未尽，再奏。”
不过，明思宗的整肃吏治，并没有触及吏治败坏的核心，即官吏的贪腐问题。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深刻地指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
如不大力惩治贪腐，只单纯改革用人制度、惩办官僚主义、改革文风等，是无法取得成功的。因此，他把惩治贪腐当作治国的第一要务来抓，使用严刑酷法加以惩办，甚至将贪赃 60 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从而收到“吏治澄清者百余年”
的效果。明思宗对官吏的贪贿、官场的腐败虽然也深恶痛绝，却未曾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惩治，而只做口头上或文字上的告谕和训示，结果贪风愈刮愈盛，官场的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几乎变得无官不贪。在如此恶浊的环境里，整肃吏治的其他措施自然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再加上明思宗本人猜忌多疑、刚愎自用、急功近利而又极好面子的性格弱点，更使他整肃吏治之举措大打折扣，未能坚持到底，因而成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