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出瞿塘峡,布帆升起。一路风疾猿啸,小船穿过高耸欲倾的巫峡,穿过惨淡的浓云。出峡的水路,惊险无比。船儿有时被送上浪尖,顷刻又从浪尖跌下;有时眼看撞上险滩巨石,又陡然峰回路转。船上人在江水平静处还能端坐,在疾风恶浪里,只好趴在舱中。几箱书打湿了,一些家什也浸了水,一家人惊恐而失措。
这一程曲折的旅途上,杜甫就着舟中一点微弱的烛火,写就《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以四百二十字回望来路,那些羁旅与漂泊,那些苦难与挣扎,那些忧愤和慈悲,都重新回到纸上。风平水静的傍晚,他站在船头,望着北飞的大雁,心头的悲怆油然升起。他有时也幻想,如果成为鹭鸟,还乡的路途岂非便捷许多?
其时的江陵,水陆交汇,通达四方。关内人民逃往西蜀,中原人民投奔江湘,都得过此地。安史之乱后,江陵发展成为长江沿岸一座重要城市,有南都之称。出峡后,杜甫的船到了江陵,就在江陵停留下来。杜甫和家人想着先做一段休整,再启程北返长安,实在不行的话就顺江东下,去往青年时代漫游过的江东。杜甫也想再等等兄弟们的消息,想着可以细细规划相关事宜。
人生实在难以预计,抵达江陵不久,是年二月,商州兵马使刘洽兵变,六百里商於之地绵延出一片战火。八月,吐蕃进攻凤翔,长安再度告急。四起的烽烟阻隔了向北的回乡路。而他向往中的江东,既联系不上姑母(据说此时姑母在江东避难),又未能等来兄弟的消息,先前写信给他的弟弟,也杳无音信了。
只好在江陵暂歇下来,凭借一点诗名,四处寻找活路。他想到担任荆南节度使的卫伯玉就在此地任职,旅居夔州时,他曾写诗颂扬过此人。他想到堂弟杜位也在节度使官署中担任行军司马。他想他总归能找到些许倚傍的,为了活下去,为了糊口,他并不吝啬一点可怜的面皮。时至今日,他的面皮早已被羞辱磨出了茧子。但这些人都没能给杜甫提供太多实质性帮扶。生活总归是自己的,贫穷无法像诗句那样分送给别人。
他伛偻着腰,扶杖而行,步履蹒跚,走不了太远的路。想雇轿子,又供不起这笔花销。他一家一家去拜访脑海中竭力搜寻出的熟人和权贵,觍着老脸,敲开那些高墙下的红门。经常地,并不能见到想拜访的人,不是门口守卫不放行,就是仆人出来回复主人不在家。一天碰壁,第二日,又起身出门,生计系在发丝般细微的人情上,好比微弱的烛火,命运哈一口气就能吹灭它。他写下“饥藉(借)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诗句,这是生活真切的写照。
大历三年余下的春天,一直到那年初秋,杜甫都在江陵辗转。离乱之中,也有些许幸运和安慰,在江陵,杜甫遇到老友郑审,还遇到老友李之芳,李之芳已高升为礼部尚书。老友重逢,是乱世里鲜有的惊喜,在四月的月圆之夜举杯畅饮,杜甫已忘了戒酒的誓言,这是他羁旅中最欢畅的时刻。
那年仲秋,杜甫计划前往岳州,再转向东北去到沔州,然后改道汉水,往襄阳。但这是一趟短暂的行程,大概也是因为北方形势突变,北行的路走不通了。这中间杜甫突然闻听李之芳离世的噩耗,他辗转赶回江陵,送李尚书最后一程。
因为吐蕃的入侵,帝国北方再次进入战备状态,到处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这一切影响着诗人的行程。其间,杜甫一家遭遇了一些困境,可能遇到了盗贼与兵匪,损失了一些财物,本就困厄的日子益发雪上加霜了。
他们决定前往江陵下辖的公安县,那里一位叫卫钧的朋友向漂泊中的诗人一家发出了邀请。
一家人再次登船出发。深秋,小船在长江上行进,霜凋碧树,秋声萧瑟,不多久便到了公安。卫钧并非朝廷命官,他是官僚体系外的另一种人。在艰难的时世里,他愿意向这个身上已没有任何职位的落拓诗人张开双臂,多半因为欣赏杜甫的人品和作品。这种接纳是不带功利不求回报的。杜甫一家子客居在卫钧家里,一住数月,也足见卫钧的情义很是真诚。
他写诗给郑审,这是少数可以倾诉自身境遇的朋友:“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
即便这样艰难的时日,他的文字里依然遍布着别人的苦难。渔民、农人、小贩,逃难的孤儿寡母,那些命如草芥的小人物,那些无声无息的卑微的生命都来到诗句里。他写下万里悲秋的老病与颠沛,也以无限热切与慈悲的诗行丈量人间的苦痛。
可在公安,借居的生活未安定下来,兵变又起。他的小船、他的家只好再次漂泊起来。他设想过的前往江州庐山的计划也中断了。这一回,他们于慌乱中逃到了洞庭湖边的岳阳。在岳阳过了不多时日,杜甫想起昔日好友韦之晋正在衡州担任刺史,这是他搜肠刮肚想到的人。总算找到了方向,杜甫决定带家人投靠韦之晋。
船离开洞庭湖,继续沿江南下,去往衡州,他心里浮动着一线渺茫的希望。等船靠了岸,脚踏到地上,这点渺茫的希望似乎渐渐放大了些。“找到韦之晋,至少可以让一家子有个落脚处吧?”这是他心里的小算盘。
船停在衡州江边,老妻、儿子去江边人家寻觅食物。杜甫拄着拐杖,一路询问,来到衡州官署。他向衙门前的卫兵打听刺史的去向。费了一番周折,问了几个人,才有个心肠和善的士兵告知这个破衣蔽体、满头白发的老者:“韦大人调任了。”
一路寻来的那点希望,被现实的风一口气儿吹熄了。他没有想到,韦之晋已改任潭州刺史,到潭州不久,就于那年四月去世。他要寻的人,想依靠的人,竟在不久前生死远隔了。
他们刚下船,脚刚站到衡州土地上,就失了方向。在衡州勉强撑了数月,待到大历四年(769)夏天,杜甫的船又开动了。衡州没有熟人,没有可住下来的房子,他思量许久,还是决定离开,重新前往潭州。
此后,杜甫的余生只能依傍这条船了。
夏末,杜甫的船泊在潭州城外。天气稍好些的日子,他就到近郊江边野地采些药草,放到渔市摆药摊,他想凭借卖药的收入维持生计。择一处背风的地儿,就在一溜鱼摊尽头,放下麻袋,支起一面小而破败的布旗,算作卖药行医的招牌。这也是他连年逃难中,所剩无几的自救方式。老迈的杜甫,满头白发的杜甫,斜倚在颓唐的夕阳里,像江边一丛枯瘦的白菊。他偶尔会想起自己是大唐帝国拿过国家俸禄的官员,年轻时有过一腔“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现在他“跻身”于一群引车卖浆者的行列,他们是渔民,打猎的,织布的,养蚕的……但他们又有一个与杜甫相同的命运:都是在艰难时世中挣命的人。
鱼腥弥漫着,人们来去仓促,至傍晚时分迅速散尽,只留江水不知疲倦地拍打堤岸。长日将尽,囊中依然羞涩,挣得几个零碎的铜子儿,还不够一家人晚上买粥喝。照例,他要扶着拐杖,在江边站一会儿,看江水浩荡,看江上的云聚拢又散开。他慢慢地踱回船上,船舱里已堆着一堆野菜了,这是老妻的功劳。
有一回,一个叫苏涣的人来船上拜会杜甫,并拿出自己的诗作读给杜甫听。小小船舱中响起了诗的声音,这是久违的声音。连年漂泊里,已很少有人特意拿着自己的诗呈给杜甫看,这是这两年里,杜甫难得遇到的一位知音。苏涣时常来鱼市的小摊前和杜甫聊诗,杜甫也常常到他的茅屋里畅谈。这是珍贵的时刻,诗歌就像暗淡时日里的一点光亮,让生命的冷和暗退后了一尺。
由夏到冬,由冬而春。时间行进到大历五年(770)三月,潭州城已鼓荡起春风的裙裾,枯树醒来,换上新衣,捧出明艳的花。年幼的,年轻的,年老的,每一种生命都获得了春天的感召,都醒来,抖擞起精神。杜甫在潭州城内重逢了一位故人——乐师李龟年。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某个显贵的晚宴。那晚,坐于末桌的杜甫,听到了李龟年的歌声。那是儿时的耳朵浸润过的歌声,是四十年间未能听闻的旧曲。歌声裹挟着滚滚往事而来,刹那间将他带回稻米流脂的开元盛世。
杜甫忍不住老泪纵横,他的周边,那些自中原流落此地的士大夫,都在歌声里落下泪来。像世间所有好物般脆弱和令人感伤,李龟年的歌声,大约也是四十年前的盛世遗留下来的稀缺的馈赠了。
杜甫未能想见,生命的暮年还能有幸聆听来自洛阳的歌声。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老朽的生命已无法拥抱盛开的春天。在每一片明媚背面,他都想起破碎的河山,他的悲怆,连春天都无法稀释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