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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生活，闲适散漫，山野和大地，流水和星辰，都是治愈病体的良药。数月过去，李贺觉得身体内里那股阴郁之气渐渐消散了，也逐渐地从疲倦中恢复了体力。
一旦精神茁壮起来，他便再次陷入人生去向的思虑中。
这段长长的休整中，李贺想到了一个去处，或许可以“曲线救国”，在那里间接地找到一条出路，成就一番抱负。他要去的地方叫潞州，在大唐帝国版图的北方，位于现在的山西长治一带，当时由昭义军节度使管辖。元和五年，郗士美拜河南尹，不久又迁任检校工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充任昭义节度。唐朝中后期，藩镇割据，战乱此起彼伏，前任节度使卢从史反叛朝廷，被削职，后被赐死康州。直到郗士美上任，打了一些胜仗，潞州泽州一带出现了短暂而珍贵的和平。郗士美的好名声，也就此在各地流传开来。
李贺之去潞州，个中原因颇为曲折，从表面看是投奔张彻去的。张彻为元和四年（809）进士，是韩愈的侄女婿。他与李贺是至交，当时正在潞州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幕府担任幕僚。李贺此行，真正的醉翁之意却在郗士美，他希冀得到郗大人赏识，从而打开一片天地，实现男儿的抱负。
元和九年（814）秋天，李贺出发了，奔赴生命下一程。过宜阳、东都、河阳，入太行山，到长平、高平，最后抵达遥远的潞州。一路向北，他仿佛找回了人生的方向。路途坎坷艰辛，但置身于全然陌生的天地，他觉到自己的眼界开阔了许多。他还年轻，还有念想，走出去，走到广阔世界里去，大概这便是希望。
在潞州的幕府中，李贺以客人身份，协助张彻料理公文，以此为郗士美和他统领的昭义军效力。张彻与身后的大老板郗士美都很敬重这位远道而来的诗人。不过很可惜，现实永远和传闻中的情状相去甚远。李贺未曾预料到，尽管郗士美的昭义军为讨伐藩镇叛军打了许多胜仗，却备受其他节度使排挤，而中央层面也日益冷落郗士美。紧接着，帝国内部出现了严重危机，包括蔡州刺史吴元济叛变，征讨叛军的将领王承宗和李师道暗中勾结吴元济，致使藩镇割据势力再次猖狂，奉命前去讨伐的其他各路王师则尾大不掉，虚报战况。而在帝国的中央也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元和十年（815）六月三日清晨，力主对边境势力施以重典的宰相武元衡前往大明宫上朝时，于靖安坊东门，被躲在暗处的刺客杀害，同时上朝的御史中丞裴度也于当天遇刺受重伤。
如此紧张的外部形势，让郗士美心灰意懒，再也无心戍边了。他向中央朝廷请了病假，回洛阳休养去了。郗士美的离去也让张彻看到了前程的渺茫，只好借机回长安。而李贺则在那段时间，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病，病情相当严重，让他为还乡感到担忧，甚至觉得自己再没有力气走完这么遥远的回家路了。
元和十一年（816）深秋，病得奄奄一息的李贺，翻山越岭，走过了漫漫旅途，扎挣着回到故乡昌谷。留给他的时日已不多了，绵延的南山，青葱的竹林，一回回荡舟其中的昌河、洛水……他才发觉，这一切稀松平常的事物，这一方土地，都没有看够。他爱奔驰的骏马，爱削铁无声的宝剑，爱吃冬天的新笋，爱饮陈酿的醽醁，爱桃花乱落如红雨，爱皓齿歌、细腰舞……都没有爱够。
他没有爱够。这天空下漂泊的孩子，就在那一年死在了故乡的土地上，年仅二十七岁。
多年之后，李商隐来到连昌河畔，他专为寻访李贺遗踪而来。之后，李商隐反复打听，又去拜会了李贺嫁入王家的姐姐，从姐姐口中听到许多李贺的往事，这位大诗人写下一篇五六百字的《李长吉小传》，这就是故事后来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