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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五年深冬，李贺早早来到长安。来年正月的春闱迫在眉睫，各地士子陆续到来，会集到帝国的首都。漫长的寒窗苦读，日复一日的冷板凳，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走向长安，去挤进更高的阶层，去拥抱天子脚下的生活。
赶考的人群里，有青涩的少年，他们因为才气过人，早早就过了府试，迈入了举人的行列，他们额头光洁，目光清澈，眼神里闪动着希望；有成熟的中年人，这些人中有少年得志，而后逐渐沉沦的人，也有一步一步负重前行的人，他们大多经历了数次大考，已显出了颓势，眼神里满是波澜不惊；还有年事已高、须发皆白的老者，他们反倒往往是沉静的，春试仿佛一个信念，考上了自然快意，没考上似乎才是常态，他们一回一回地来，又一回一回铩羽而归，这件事于他们就是一个既定仪式，合着时序进行就好了。
李贺呢？“少年心事当拏云”，他自然对这场春试抱有非同常人的期待。尽管年轻，但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却一点也不少，这是一条他认定的道路。
举子来到长安，安顿下来后，先到礼部报到，向礼部缴纳文解和家状，结款通保，并接受有司审核。文解是当地州府发给举子们的证明文书，相当于当时的准考证；家状则是家庭状况表，上面会涉及考生的姓名、籍贯及祖上三代名讳等个人资料。
李贺很快完成了这一例行公事的程序。
不过世事难料。大军挥师，令将军折戟沉沙的可能并非强大的敌手，而是脚底一个暗疮；万里征途，令旅人寸步难行的可能并非山洪和塌方，而只是道上一枚来路不明的钉子。李贺做好了各项细节准备，想好了赴考场那天该准备哪几款干粮，他备下一锭新墨、两支狼毫、一支羊毫……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可在长安安顿下来没多久，就有人举报河南考生李贺，举报内容是李贺不顾父讳，贸然参加进士考试，违反了唐律规定。李父名“晋肃”，与“进士”近音。古老的中国，避讳一说自古有之，遇到和君王或尊亲名字相同的字，应避免直呼其名，或缺笔或以其他字替代，也被称作国讳和家讳。唐律规定，凡官职名称或府号犯了父祖的讳，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名中有“常”的，不得任太常寺中官职，若本人不曾注意，一旦查出，后果很严重，不但削去官职，还可能判刑。到了后来的宋代也有这样的事，如果进士入试，题目中有需要避家讳的字，考生就要借故出来，不参加这次考试。
举报事件瞬间将李贺打入冰冷绝望的地狱。他欲哭无泪，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他决定去找韩愈。
这件事重重地捶打着李贺，也给了李贺的伯乐韩愈沉重一击，举报人明确说了：“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说白了，你韩愈是有连带责任的，你不是竭力推荐李贺考进士吗？天底下，竟有这样的荒唐事？且不说举报者卑劣，堂堂的大唐帝国政府竟要冷酷到因为两个字的谐音，而将一个旷世才子永远拒之于门外了？
李贺不甘心，韩愈也不甘心。不甘心的李贺无处诉说，不甘心的韩愈却发誓一定要讨还一个公道，他倒不是害怕“连带责任”，他是真的懂得，真的怜惜。
一不做，二不休，大唐帝国文坛上的执牛耳者韩愈写了一篇文章，叫《讳辩》，文中，韩愈克制着心内的激愤，有理有据地展开论述，企图以理性刺破戒律的荒唐和愚昧——
礼法上说：“两个字的名字只避讳一个字。”解释者说：“孔子母亲名‘徵在’，孔子在说‘徵’时不说‘在’，说‘在’时不说‘徵’。”礼法上又说：“不讳声音相近的字。”解释者说：“譬如‘禹’之与‘雨’，‘丘’之与‘蓲’之类。”李贺父亲名晋肃，李贺考进士，是违背了二名律，还是违背了嫌名律？父名“晋肃”，儿子不可以考进士，倘若父亲名“仁”，儿子岂非不能做“人”了？试问避讳自何时开始？制订礼法制度教化天下的，不是周公、孔子吗？而周公作诗从不避讳，孔子也不同时避母亲名字中的两个字，古代典籍《春秋》中对人名相近不避讳的事，也从未加以讥刺。周康王钊的儿子，谥号“昭王”；曾参父亲名“晳”，曾子不避“昔”字。周朝时有一个人叫骐期，汉朝时有一个人叫杜度，这样的名字让他们儿子如何避讳？难道为避父名的近音字，就连姓也避了？还是就不避近音字了呢？汉代讳武帝名，人们遇到“彻”字就改为“通”字，未听闻要避讳近音的“辙”字；讳吕后名，遇到“雉”字就改称“野鸡”，可没听说为避讳将“治天下”的“治”字改为别的什么字。现在上送奏章下达诏旨，也没听说要避“浒”“势”“秉”“机”，只有宦官和宫女，才不敢说“谕”和“机”，以为这样是犯讳的。君子的言论行动，究竟应该依照什么法度？总之，现在无论是考据经典、对照礼法还是查核国家典章，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呢？
…………
韩愈的文章可谓字字在理，句句雄辩，韩愈悲愤的质问却未激起该有的回响。尽管许多年后，这篇文章穿越了千年时光，进入华夏民族后人的教科书中。千年后，琅琅书声响起，意气风发的少年们坐在窗明几净的课堂里，学着韩愈发出了同样的质问，他们被告知这是封建陋习对才华的戕害，他们却不那么相信，毕竟这件事遥远得像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这般的荒诞切切实实落到了李贺头上。他“犯”下的并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人间的法则是很奇怪的，若真有大事，恐怕还能开掘出一条光明的通道来。李贺遭遇和面对的，并非具体难题，而是一个堂皇又闭合的观念，没有比这种事更可怕的，那是一股庞大的惯性，所过处摧枯拉朽。李贺犯父讳的事，经过探讨，性质已然上升到“不孝”的境地，卫道者们坚定地认为维护正统的孝道比探讨一场考试的公平，探讨一个“人才”的去留重要得多。
到后来，已经不再是韩愈的文章是否雄辩的事，也不是李贺的才华是否足够过人的事，而是直接一票否决，当权者以道德和人品为名将李贺直接挡在了科举考试的门外。
李贺人生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彻底断裂了。年少的理想、宏伟的抱负、兼济天下的壮志都像横遭了一场大地震，坍塌了，一地废墟在灵魂深处轰然作响，以至于他后来写下“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的诗句，真可谓字字灼心。
尽管韩愈和皇甫湜，以及正在长安的好友都陆续来宽慰李贺，李贺还是不得不于那个深冬，回到故乡去，在无尽的绝望里，他只想返回故园，或许只有那里才能让一个人获得安慰。可他又害怕回昌谷，他害怕老母亲疼惜的目光，更害怕乡人们口无遮拦地谈论他的考试。
这一次来长安，李贺是怀抱着憧憬的，但长安竟这般冷酷。她没有向这位一心渴望靠近自己、拥抱自己的年轻人投来哪怕温情的一瞥。
冬天未过，春天远未到来。下过了几场雪，瘦弱的毛驴走在古道上，积雪还未消融，空气冷冽。李贺觉得很冷，那种彻骨的冷，那种镌刻到灵魂深处的冷。
这是一个没有春天的新年，这一年，所有的悲欢都和李贺无关了。曲江闻喜宴、雁塔题名、杏园探花……这些在梦中、在想象里一回回上演的情形，都如镜花水月般于一夜间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