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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最终目标，是使来访者在心理上得到改善，或者说使来访者的心理更健康，促进来访者的心理成长。这一点是所有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或者说心理咨询师公认的。
公认的心理得到改善或者心理健康的一个基本标志是，减少或消除了一些负性的症状，总体上使来访者的情绪体验更为积极愉悦，行为方式上也具有更好的功能。这是一个符合人们常识的观点：一个情绪有困扰或者有一些心理障碍症状的来访者，如果通过心理咨询与治疗，情绪变得比较平静、愉悦，症状也减轻或消失，他就会感到这个心理咨询或治疗是“有效果的”。
与心理健康相比，心理成长这一术语更强调发展性。如果说心理健康对应身体上的健康无病状态，心理成长则对应像运动员一样更好地发展体能、发挥身体潜力的状态。因此，心理成长的标志是心理不仅没有疾病，还有良好的状态，能发挥出心理的潜能。
但是，什么是改善？什么叫作心理健康？什么是心理成长？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有一些不同和争议的。
对于什么是心理健康，存在一个关于“适者健康”观念的争议。
心理健康意味着对所在社会文化的良好适应，能适应社会文化的人是心理健康的，反之则心理不健康。
这个观念本质上是达尔文主义或者说机能主义心理学的思想，但是在其他学派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中，比如相互对立的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疗法，也都受这个观念的影响。
心理不健康的人一定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文化。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总会觉得别人在迫害自己，或者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皇帝或者神，完全不可能与别人正常交往。神经症患者有可能很自我中心，与别人交往时带有很多偏见，这对适应社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即使仅仅是情绪不好，也会对生活工作中的适应能力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比如过分焦虑的人不能适应生活中的压力，抑郁的人的人际交往会受到影响，等等，这些也会给适应社会带来困难。
持“适者健康”观点的人对这些现象进行反推，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和文化的要求，我们就应当认为他是心理健康的。
但是，存在—人本主义学派的心理咨询与治疗工作者对这个观点是有质疑的。他们认为，虽然适应和心理健康有一定关系，但是适应未必就是健康。如果某人处在一个极端不健康的社会中，则适应社会者恰恰应该是心理不健康者。比如，在纳粹时期的德国，最适应社会的是“盖世太保”，但是他们的心理非常不健康。
存在—人本主义者认为有一个超越社会文化的心理健康和成长的标准，那就是“人性”的标准，它虽然会受到社会的一定影响，但是大致上是稳定的。如果生活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中，心理最健康的人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不适应”，这恰恰是他们心理健康的标志。而在存在—人本主义者中的一些人看来，现存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是彻底健康的，都存在着某些问题和缺陷，所以，任何最适应社会的人都不是完全健康的。
虽然存在—人本主义学派的这个观点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在实操上，如果所在的社会基本是健康的，我们可以把“适应社会”作为一个心理健康的“近似值”处理。我们可以把“具备现实感”作为“适应社会”的替代，这样似乎更为合理。
所谓“具备现实感”，指的是一个人能深入地了解其所在的社会文化，而且承认现实、面对现实，而不是歪曲现实，在他主动决定在某方面去适应社会时，他可以去适应，当他决定不适应社会的某些不良的方面时，他也能不适应，并且从现状开始，找到有效的方法去改变社会文化，或者至少能让自己不受社会文化中消极方面的“污染”。这样的人，如果处在纳粹时代，他不会同流合污做违背人性的事情，也不会做无益的盲目反抗，而会有计划地决定如何保全自己，或在一定程度上为扭转暴行而努力。
大众对心理咨询与治疗有一个误解，以为其目标是使人没有烦恼，充满快乐、感到幸福。实际上，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目标并非如此。
虽说心理健康成长的人比较快乐，但是人生不可能永远快乐和幸福，在追求自己的人生意义的道路上，也不可能没有烦恼和痛苦。可以说心理健康成长的人是更为纯真的人，是更有“赤子（心灵未被污染的儿童）”之心的人，不过他们比儿童有更多的人生经验。他们投入地生活，不违背内心的指引，喜怒哀乐都更为率性自然，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能负起责任，因而也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人生。
对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目标有清楚的认识，是做好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