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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世界革命的产物。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历了几个系列的革命。第一个系列革命是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以极度不平衡的方式伸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工业革命之前，尽管世界各国经济状况起起伏伏，但可以说都处于低水平发展状态。工业革命打破了这个“低水平发展状态”，促成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英国之后，工业革命本身很快就成了普世价值观，哪一个国家不想通过工业革命求得国家的发展呢？这不仅因为如中国所说的“落后就要挨打”，还因为追求由经济发展而获得人民的体面物质生活合乎人类的本性。不过，由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发展不仅在各国之间不均衡，而且在一国内部尤其是大国内部也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对所有的传统国家形式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外部，面临先发达国家的威胁，很多国家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在内部，国家和社会不是变得更加整合，而是往往相反，即不平衡发展导致国家的分裂。
第二个系列革命是从法国开始的政治革命，延伸到北美和其他很多地区。法国大革命种下了政治革命的种子，催生了近代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受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其本身不是经济革命，而是政治革命。尽管法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远早于法国大革命，但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和目标的法国大革命造就了民众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构成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心理基础。所有19世纪和20世纪的革命无不以法国大革命为榜样，即所有的革命都想在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原则基础上建立统一国家。
始于欧洲的这两个系列革命日后塑造了整个世界。这两个系列革命的成果俨然成了所有新兴国家的革命目标，即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或者政治整合）。不管如何，所有新兴国家都期望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即建立一个基于工业和技术之上的能够创造财富和力量的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实现基于一个有效政治制度体系的国家统一。尽管这两场革命起源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但两场革命的价值很快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成为普世价值，没有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想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
不过，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现很难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很难同时发生。英国的经济革命促成了其政治的和平演进。法国是政治革命先于经济革命，但这是有代价的，就是说，国家的统一牺牲了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大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讨论导致法国革命的条件时强调，所有社会革命的本质都是毁灭整个统治阶层的行动。也就是说，较之英国，法国的政治史充满了暴力。
即使在英国，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时日。大英帝国和世界市场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最终导向了一个充满创新能力、能够创造财富的经济体系的诞生。近代以来，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向新兴国家展示，可以通过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来催生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如果仅把国家的重点置于通过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来获得经济发展，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损害了第二个目标，即国家的统一。后发展国家或者新兴国家，采用这种发展模式往往导致国家的失衡，经济发展往往集中在沿海港口地区，这些地区通过和发达国家的贸易而得到发展。那些被西方殖民的国家，这种情况更为严峻。不平衡的发展往往造成国家整合的困难，甚至导向分裂。
尽管近代以来所有的革命都是政治和经济革命，但并非所有国家都经历了社会革命。德国和日本便没有，这两个国家的革命实现了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但没有经过社会革命。在这两个国家，精英主导的革命避免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即旧的统治阶层通过自我革命而避免了被推翻和毁灭的命运。很多后发展国家不仅没有能力进行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更没有能力进行社会革命。
在这个条件下，第三个系列的革命发生了，即俄国革命。1917年，俄国发生了自己的社会革命。俄国革命的意义在于为后发展国家甚至落后国家如何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提供了示范。正如列宁主义所显示的，俄国革命模式在于通过政治革命先和西方发达国家“断裂”开来，或者说，先和帝国主义经济体系“脱钩”，再进行一场经济革命，赶超西方国家。同时，俄国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因为整个旧政权和统治方式被推翻和取代。
中国近代革命早于俄国革命，但直到俄国革命模式成功，中国才找到了作为后发展国家的革命模式。从18世纪末开始，从一系列传统式的“造反”，直至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革命模式演变过程。传统的“造反”即我们所谓的农民革命。但自从西方影响在中国扩展之后，中国革命就和西方很难割裂开来了。最为著名的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它是中国第一次至少在表象上深受西方影响的近代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基督教的影响。尽管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但由此开始的革命并未终止。
所有的社会革命都是针对精英阶层。如同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所显示的，革命的目标在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无论是经济的工业化还是国家的现代化，都需要政治领导力量。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必须有能力扮演这个角色。如果这个精英阶层有能力这样做，那么就可以避免社会革命，如德国和日本。但一旦精英阶层失去这样的能力，那么社会革命就会成为必然。中国属于后者。当晚清统治者失去了领导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能力时，中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一个异常痛苦的过程。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朝统治者仍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中国性”上找问题，而没有从“世界性”上寻找失败的根源。直到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要从“世界性”上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被日本打败这个事实是当时所有的精英难以接受的，中国精英阶层所感受到的羞辱可谓到了极点。从此之后，“再站起来”就成为精英们的目标。晚清精英想通过学习日本式的改革来挽救清王朝。可惜，为时已晚。革命并且是社会革命已经变得不可避免。
孙中山先生不仅从“世界性”的角度来诊断中国问题，而且也想从“世界性”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他的第一步即用民族主义推翻了清王朝，应当说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他革命的方式过分地倚重“世界性”，则是不成功的。无论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还是总统民主，他都尝试了，不仅没有解决中国问题，反而恶化了问题，致使中国最终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朝着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革命的方向发展，即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但国民党无能进行一场社会革命，其政权所依赖的仍然是地方精英，而地方精英便是传统的主要承载体。在这方面，共产党更了解中国问题的“中国性”，也更擅长以“世界性”来解决中国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具有“世界性”。从思想上来说，前面几代领导人都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从组织上来说，他们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但是，较之国民党，他们又具有更多的“中国性”。他们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因为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两方面因素的结合导向了共产党对时代的判断，即一个平民主义时代的来临。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便是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间的斗争。精英主义是反社会革命的，而社会革命则是平民主义的目标。当奉行精英主义的国民党没有能力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这两个目标的时候，一场社会革命势在必行。当然，不能忽视的是，在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外敌入侵因素特别是日本的侵略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正如已故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著有《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力量：革命的中国，1937—1945》（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37—1945）]所指出的，日本入侵直接催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主义。可以说，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效催化了精英主义向平民主义的转换。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解决了“中国问题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国化”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和世界（西方）密不可分，因此要从世界大趋势中来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是说，他要寻找“中国问题的世界方案”。他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来界定中国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目标就是反封建和反殖民地。这一点其实和自孙中山开始的国民党的判断没有很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国民党本身便是这个“半封建”系统的一部分，没有能力进行自我革命，从这个系统中脱离出来。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找到了“世界方案中国化”的方法，而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当时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人，都没有找到“中国化”的方案。共产党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领导人并不是原教旨主义者，而是实事求是主义者。“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土改”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和理论。也正是这些促使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的成功。用美国学者舒尔曼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动用其强大的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把“一袋散装的土豆”组织成一个新国家。新国家产生之后，中国共产党想“毕其功于一役”，同时推进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再者，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共产党的领导力是关键。因此，毛泽东提出“继续革命”的口号，意在继续进行政治革命，并且是对自身的政治革命。在今天看来，毛泽东时代的复杂性在于以过度理想主义的方式以及乌托邦式的理念，几乎同时进行了三场革命，即经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中国革命的“复合性”或者说“综合性”使它在近代以来的世界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可以理解，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毛泽东思想，一直都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显学。但也正因为其复合性，中国革命很难用任何现存革命理论来加以合理的解释。因此，今天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那个时代，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但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所进行的这三场革命，我们就很难理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所发生的巨变。
改革开放促使毛泽东时代三场革命的正负效益全面释放出来。毛泽东的“中国问题世界化”和“世界方案中国化”的统一方法得到继续应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是用“世界性”来界定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但同时又强调世界方法的“中国化”。最明显的就是邓小平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大趋势，并把“贫穷社会主义”的中国问题置于这个大趋势中来解决，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问题，世界方案”。另外，邓小平并没有简单使用世界方法，而是强调“世界方法的中国化”。因此，从邓小平开始，中国通过学习西方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好经验来发展自己，但并没有照抄照搬，体现出“全面学习、选择性使用”的特点。邓小平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是工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另一方面又不是简单搬用西方市场经济方法，而是强调“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