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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第一个一百周年。近年来，围绕着第一个百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历史被大量挖掘出来，形成了大量的地方故事，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生动性。
正如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所有的历史也是地方历史，所有（社会）知识的起源也必然具有地方性。自然，这里的“地方性”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概念，例如嘉兴南湖、井冈山、古田、延安、西柏坡等，也包括“中国性”，例如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土改”等革命斗争。
“地方性”的挖掘无疑有助于人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性”，即中国共产党所体现的中国文化性和文明性。不过，在挖掘“地方性”的时候如果不能兼顾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性”或者普遍性，那么既不符合事实，也不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所承载的是一整套全新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体系，这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传统农民革命区分开来。
现在人们开始怀念以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那群西方记者所报道的中国故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为西方人所喜欢、所接受，并帮助传播，是因为斯诺讲的是一群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追求人类的普世价值。一个很多国人所不能理解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当我们认为这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越性时，为什么西方对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了恐惧感并对中国的制度进行妖魔化？
这里就涉及“中国叙事”的方法论问题，表现为两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是基本事实问题，另一个是对基本事实的认知问题。尽管基本事实是“事实”，但这些事实一方面需要被挖掘，另一方面需要被人们普遍地承认，也就是说，不管人们是否喜欢，他们都承认这个“事实”的存在。因而，上述现象的产生，可以认为是人们对基本事实的认知出现了问题。这也正是今天“历史虚无主义”讨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认知领域的问题大而复杂。人类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观、情感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对基本事实的认知。不过，在认知问题上，科学研究也发现，对某种事实的认知越诉诸某种“高深”的东西，人们的分歧就越大，而越从“常识”出发，人们越能够对这一事实达成共识。“高深”是针对哲学家的，而“常识”是针对所有人的。近代以来，随着大众进入公共领域（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人们越来越诉诸“常识”来促成“共识”的形成。美国独立战争鼓吹者潘恩干脆就以“常识”为书名来宣传其革命的思想。
那么关乎“中国共产党叙事”的“常识”是什么？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但无论是就事实层面还是认知层面而言，浅显的“常识”至少要做到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具体而言，这种统一性体现为要处理三对关系：一是中国性和世界性的关系，二是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关系，三是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只有在实现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统一的基础上，中国叙事才能达到事实和认知的统一，才能在中国看到世界，在世界看到中国。
实际上，在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追求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或者中国性和世界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也是其成功实践的关键。这里先引用两个陈述。第一个陈述来自美国学者弗朗茨·舒尔曼在其1968年出版的一本书《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在书中，作者写道：“20世纪下半叶属于中国革命，正如20世纪上半叶属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转型，催生了一个强大国家，宣布自己为世界落后国家的革命和发展的榜样。”第二个陈述来自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引用这两个陈述想说明的是，西方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世界性”，中国共产党也是把自己的实践置于“世界性”之中的，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近年来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实践的攻击和妖魔化。
从历史来看，在事实层面，离开了“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更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不仅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能帮助世界理解。同样，离开了“世界性”，就无法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实践，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