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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建设中国话语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要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缺失软实力和话语权，乃至“挨骂”的状态，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加快这个进程，我们需要从以往的实践中吸取教训。这些年，中国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设想，理性的前提在于全球化所形成的“地球村”。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国家间的共识，共识需要在对话和争论中产生。因此，文明间需要对话。今天，任何一个文明，不管其如何强大和先进，都很难简单地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另一个文明。但通过对话，不同文明可以互学互鉴，共同进步。
要实现中国和西方的有效对话，我们就必须注意自己的方法论问题，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求同存异”。在方法论上，我们至少需要考量如下几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第一，我们承认普世价值是存在的，但我们反对“西方的是普世的”。任何文明国家都具有普世价值，中国的数千年传统为世界提供了诸多的普世价值。“西方的是普世的”只是西方国家想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文明所采取的说辞罢了。
第二，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我们认为不同的国家实现这些价值观具有阶段性。任何价值都并非抽象的，它们的实现是具有社会经济条件的。西方今天所拥有的不同价值也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分阶段实现的。西方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决定了普世价值在这些国家不会同时实现。
第三，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强调不同国家实现普世价值的途径不同。各国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明和文化，民族和种族，各国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找到有效实现普世价值的途径。近代以来，西方在非西方国家强行推行西式自由民主的失败表明，一个国家不能简单照抄照搬另一个国家的模式，而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实现普世价值的途径。
第四，我们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但我们也强调不同文明价值方面的差异性。这尤其表现在亚洲文明的集体主义和西方文明的个人主义差异上。这也就是中国所强调的“和谐”，即“和而不同”。和谐也是普世价值，这和西方一贯倡导的多元主义具有一致性。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第一，中国经过近代以来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确立了适合自己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政治制度，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吸收了世界各国先进的制度要素，因此，中国的制度经验和其他国家是相关的。
第二，中国的成功在于没有全盘照抄照搬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中国也成功抵制了一些西方国家向中国输出政治制度的努力，中国实现了自主的制度学习和制度建设。
第三，正因为如此，中国并不认为其他国家可以简单复制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也不会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搞制度输出，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他国。
第四，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并不是想取代西方的体制，而是为其他国家多提供一个参考体系。二战之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接受了西方的制度体系，但没有能够得到发展，很多国家表现为制度失灵。现在西方制度本身也出现了问题，连西方也在反思自己的制度。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激发制度创新的资源和精神。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第一，任何政治体制都不会是“历史的终结”，任何政治体制都不会是永恒的，都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是开放的，一旦封闭，就不可避免会最终衰落。
第二，无论是西方的政治制度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承接文明传统，同时都需要面向未来。只有文明的，才是可以持续的。中国和西方都可以学习和借鉴对方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会变成西方类型，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会变成中国类型。无论是“中国制度威胁论”还是“西方制度威胁论”，都是经不起检验的假命题。
第三，尽管全球化造成了“地球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整体的趋同化，更不用一致化。相反，各国都必须根据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国情来调整和巩固自身的政体，这会导向差异化。也就是说，政治体制的发展是多元化的，但多元化的政体并不妨碍它们以各自的方式追求普世价值。
概括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和建设成就有目共睹。但要把中国成功的故事转化成为软实力，就要改变迄今为止的叙事方法。第一要使用人们普遍听得懂的“语言”；第二要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和理性，通过比较（和西方比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和中国过去的历史比较），以合乎逻辑和讲道理的方式来叙述中国故事；第三要叙述成功故事背后的制度要素，避免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的故事就是要讲好三个“可持续”，即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稳定，政治有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和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同时实现了三个“可持续”。从制度入手来叙述这三个“可持续”，基本上就可以把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讲好、讲清楚，从而把中国的经验转化成基于概念和理论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