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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塑造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话语，这种话语是否能够成为软实力取决于三个条件。第一，这一话语必须让西方主流社会理解，也就是“读懂”。第二，这一话语必须让西方主流社会自觉接受。第三，西方主流社会不仅接受这一话语，还进一步认同和自觉地进行传播。很显然，第一步就是要用西方主流社会易懂的语言讲中国故事。因为如果不能让人读懂，其他一切都谈不上，只有让人懂了之后，人家才会接受，才会予以认同。
那么，如何让人读懂、接受和认同？对西方普通老百姓讲中国故事要注意三点。
第一，“求同存异”。从人性上来说，人们容易理解熟悉和类似的事物，而不容易理解陌生和迥异的事物。“求同存异”意味着通过诉诸“同”的方面来让对方理解，但“同”并不否认“异”，如果“同”的东西多于“异”，那么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反之，就比较困难。“求同存异”也符合事物的客观属性，因为任何一种事物都是由普遍性和特殊性两面组成，“普遍性”意味着“同”，而“特殊性”则意味着“异”。
第二，人们容易倾向于已经认同的事物，而会排斥自己不认同的事物。所以，很容易理解，如果中国批评和攻击西方民众业已认同的事物或者价值观，那么他们不仅不会理解和接受，反而会反感和抵抗。反之，如果西方民众感觉到中国所说的事物或者价值观是自己所认同的，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平常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就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第三，理解和认知都是理性的产物。这要求我们讲中国故事时需要三个“回归”，即回归基本事实、回归科学和回归理性。我们需要尽量避免把中国成功故事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而是要基于中国成功故事的经验面来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人均GDP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提升到超过12 000美元，迄今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人。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促成了8亿多人口脱贫，中共十八大以来，超过1亿人口脱贫。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些经验事实也是西方主流社会普遍认可的。但是，为什么如此坚实的经验基础没能转化成为话语和软实力？
如果要塑造一种广为接受的中国的“另一种制度选择”话语，那么我们必须深刻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很显然，这些也是支撑“另一种制度选择”的经验故事。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一些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和美西方陷入了互相攻击的恶性循环。但很显然，各种民调显示，互相攻击的宣传方式并没有导致任何一方软实力的上升，反而导致了双方软实力的普遍下降。互相攻击似乎巩固了中国民众和西方民众对各自制度的信任，但大大恶化了对对方制度有些层面的认同。
对各方的政治制度的认同，中国和西方现在处于一种微妙状态。就中国来说，一方面是因为西方民主所面临的危机，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文明自信教育，这些年来中国民众对自己政治制度的认同度有了很大的强化。但这种强化也导致了很多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切实际的看法，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在快速解体。就西方来说，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都对西方自由民主所出现的乱象感到深刻的忧虑，自信心大不如前。但西方这种对自由民主的不自信不仅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导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反而导向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更大敌视。
西方反华反共政治人物和学者对中国的妖魔化往往是从西方的意识形态或者政治需要出发的。因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东西（例如“华盛顿共识”）都是和中国的实践经验格格不入的，解释不了中国的实践，因此他们往往竭力回避中国的实践，而诉诸所谓的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也要学西方，用我们的意识形态来回应呢？从经验来看，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因此，西方政治人物和学者越是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我们越要坚守基本事实。只有在回归基本事实之后，人们才能做到科学，达至理性。
欠缺基于经验事实之上的理性辩论成为我们塑造“另一种制度选择”话语的最大障碍。如果陷入高度情绪化的指责，则失去了很多机会来和西方辩论，这里仅举几例。
第一，对美国的“言论自由”面临的困境没有进行认真的学理分析。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美国主要社群媒体如推特和脸书禁止总统特朗普使用，此举引起了民主、共和两党阵营更大的对立和不满。推特上特朗普的支持者发起改头像运动，呼吁使用者将自己的头像换为特朗普原来账号的头像以表达不满。但也有反对者表示，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利用社群媒体散播选票被偷窃的不实信息，甚至鼓吹暴力，构成了明显而即时的危险，有禁言必要。
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表示，禁止言论是危险的，不是美国风格，可悲的是，这并不是左派的新招数，他们多年来一直企图让反对派噤声。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利也特别以“难以置信”的推文表示“让人民噤声，让美国的总统（噤声），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不是在我们国家”。更多的政治人物则表示，到了反对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审查制度的时候了。
美国针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明列的言论自由和可能因散播不实信息煽动暴乱的辩论，因双方阵营各持己见而加剧。欧洲政治人物，包括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做了理性的表述。但中国社交媒体除了大量的嘲讽和讥笑之外，缺乏对言论自由边界的理性分析。
第二，没有沿着西方主流社会易懂的逻辑来论证中国实践的合理性。
很多西方名人观察到了中国奇迹，说了中国很多好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我们光赞同这些西方名人的言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顺着其逻辑来呈现更为完整的叙述。西方观察家语言的背后是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沿着他们的语言做“中国为什么如此”的论述，那么效果会好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西方观察家往往是用比较（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方式来阐述的，这更能让人直接或者间接地理解中国和西方制度的优劣。
这里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埃隆·马斯克。马斯克于2021年1月4日接受《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杂志采访时称，他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官员交谈时曾有过十分正面的经历，“他们可能比美国官员对人民更有责任感，比如他们总关心本国人民是否会为某件事感到高兴或者这件事能否为人民造福”。他指出，“这似乎具有讽刺意味，尽管中国采取一党执政，但他们似乎真的十分关心本国人民福祉”，“事实上，他们可能对公众看法更加敏感，比我在美国所看到的更甚”。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这不是马斯克第一次公开赞扬中国。他于2020年7月曾表示，他对中国的看法大为改观，“中国的活力非常充沛，那里有许多聪明且勤奋的人民”。他还指出，美国人是享受特权且自满的，尤其是在洛杉矶、加州其他地方和纽约。他认为，美国凭借科技赢得太久了，“当你赢得太久，你就会将之视为理所当然”。
更早前，马斯克在2020年4月曾说，美国的基础设施真的很糟，尤其是普通道路和高速公路，机场也是，很多情况下令人难堪，但“我去中国访问时，我看到他们的基础设施比我们好得多，这太棒了。欧洲的也更好”。他还曾在2018年评论一段“中国工人9小时建成火车站”的视频时称：“中国在先进基础设施上的发展要比美国快100多倍。”
在西方的传统观念中，只有在多党制下，民意才可以得到有效的表达，政府才会真正对人民负责。但西方社会的现实在动摇这种信念。实际上，很多年前，西方一些观察家就注意到，较西方多党制，中国一党执政下的政府更关切老百姓的诉求，更对老百姓负责。为什么？这是一篇大文章。但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把背后的逻辑讲清楚。
第二个例子是德国汽车生产商大众集团总裁赫伯特·迪斯在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一次视频会议上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赞扬。据德国《世界报》报道，迪斯在论坛上表示：“我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去年我们的两家在华合资企业都由大众公司占据了多数股权。这在过去30年里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迪斯还表示，中国公司在欧洲投资时遇到的困难要比欧洲公司在华投资时遇到的更多。一同参加这次网络讨论的还包括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阿尔特迈尔以及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部长勒梅尔等。
迪斯也没有回避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当主持人问及新疆和香港问题时，迪斯表示：“我们确实看到，尽管中国在民主问题上没有进步，但是同中国进行贸易，同中国进行沟通交流，总比撤离中国好得多。”
中国是德国大众、戴姆勒和宝马三个汽车集团的最重要销售市场，中国市场销售额占其汽车销售总额的1/3以上。受疫情影响，全球汽车销售量普遍下滑，唯中国一枝独秀，销量继续攀升。迪斯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导致的“隔离和两极化的时期”尽早结束，并希望“通过自由贸易回到更开放的世界”，回到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道路上。他拒绝返回到依靠本地生产链的模式，表示，“未来，我们将继续依靠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分工”，“开放市场对每个人都有很大好处”。
阿尔特迈尔支持迪斯的观点，同时也拒绝了对与中国合作进行批评。欧盟与中国在2020年年底完成了已经持续多年的投资协议谈判，当时主要负责此事的是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的德国。这一协议被认为会给欧盟与美国新总统拜登的关系带来负担，但阿尔特迈尔在会上说，“与中国的协议不是错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已经与中国达成的协议”。阿尔特迈尔还表示，协议是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他说：“我非常乐观，我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谈判并签署类似协议。我认为美国也将遵循这条道路。”
迪斯的话里面有偏见，也有真理。说中国在“民主问题上没有进步”，是因为迪斯是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民主的。但他的话里面透露出西方主流社会所关切的东西，即全球化、多边主义和中国的内部变化。美西方早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会促成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最终演变成类似西方的制度体系。但现在他们看到中国不仅没有演变成西方那样的制度体系，反而越来越中国化了，他们就对中国失去了耐心而转向强硬的反华路线。进而，因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又转向了反共。对这个重要问题，我们自己也很少说清楚过。尽管我们自觉抵制西化，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变化。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是我们会一直提倡和主张的，但如果不花大力气讲清楚全球化、多边主义和内部变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很难在国际社会上确立这方面的话语权。我们应当讲清楚，什么样的变化发生了，也会继续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实事求是地讲，合乎逻辑地讲，西方会理解，也会接受。
无论是马斯克还是迪斯，都是基于他们在中国获得的利益说话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利益之上的语言才是真实的，不会骗人。但这远远不够，他们只是描述了一个中国现象，并没有（时间或者能力）把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讲清楚，这需要我们接着讲。近代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的“自由贸易”实践产生了无数的贸易、投资、经济增长、社会发展、道德、理性等方面的概念和理论。虽然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实践经验异常丰富，但这方面的概念和理论仍然欠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马斯克和迪斯那样的西方观察家所观察到的现象讲清讲透而成为“中国故事”呢？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号和意识形态上，不能把中国实践提升为一整套为西方所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和理论，那么很难在国际社会产生软实力。
第三，没有通过中西方的比较对中国政治制度做哲学思考。
一个相关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缺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哲学思考。《纽约时报》于2021年1月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回归正常生活太棒了！中国重新定义了什么叫“自由”》的文章。文章借用商界人士于疫情期间在中国和西方的经历，得出了诸多哲学思考，有几段话值得引用：
“这场疫情颠覆了许多认知，包括自由的概念。中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或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四项自由中的三项，但他们可以自由走动，过上正常的日常生活。在一个发生疫情的年份，世界上许多人都会羡慕这种最基本的自由形式。”
“这场全球危机可能会让人们对其他形式的自由产生怀疑。近一半美国人把票投给了一位无视科学、未能采取基本预防措施保护国家的总统。一些美国人声称，无视卫生专家佩戴口罩的建议是他们的个人权利，这让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都面临越来越大的感染风险。原本应该让无声者发声的互联网，变成了让独裁者控制大众、政治团体传播虚假信息的有力工具。”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成功提升了自己的形象，尤其是与美国的失败相比。它宣扬所谓中国模式，即共产党向中国公众承诺，它将带来繁荣和稳定，以换取对政治权力的无情控制。”
“目前尚不清楚这种观念的转变在疫情结束后能否持续。但西方可能会发现，在中国让自己的模式变得如此吸引人之后，它必须更加努力地推销自己的自由愿景。”
很显然，这里有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反思，也有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攻击。那么，为什么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反思没有转化成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肯定？这就是作者的意识形态在作祟。这一点即使是崇尚西方自由民主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看到了。福山认为，三个关键要素决定了抗疫、防疫的成败，即国家的制度能力、社会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领导素质。
福山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洛尔·芒德维尔采访时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教训是，一些国家比另外一些更有效地抵抗了新冠病毒，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他指出，有人认为，造成差异的分界线是民主体制与威权政体，后者被认为管理得更好，主要的论据是这次对抗疫情的过程凸显了中美之间的差异和极大的反差。不过，福山也认为，如果仔细观察，有效性与是不是专制体制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因为某些西方民主制国家的表现相当不错，例如韩国、日本。欧洲国家之间在抗疫方面也有分歧，表明该问题与民主问题无关。福山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国家应对健康紧急状况的能力，东亚社会的技术官僚公务员体系具有悠久而强大的传统，能够在没有过多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工作，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福山指出，另一个因素与社会信任有关。在美国或巴西这样社会两极分化的国家，人们对抗疫措施的回应并不理想。如果人们彼此不信任，不信任政府，他们将不会采取当局建议的行动。美国尤其糟糕，因为在过去四年中两极分化极为严重。是否戴口罩都一度成为美国的政治问题，而在大多数其他国家根本不会有这种情况，人们只是认为这是必须接受的限制。
福山也认为，领导人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如果拥有像巴西的博索纳罗或美国的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总统，他们不想采取不受民众欢迎的行动，结果将是非常糟糕的。
福山所提的这三点也完全可以解释中国之所以能取得抗疫成功，是因为领导层面的领导力、政府的有效运作和社会的配合。为什么中国和西方之间就抗疫展开了那么持久的制度之争呢？很简单，因为任何一方一旦偏离了基本事实，就容易倾向于高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西方这样做还可理解，因为西方抗疫成绩平平甚至是失败的，但中国这样做就没有必要，我们没有必要诉诸意识形态，诉诸经验事实即可，因为中国的抗疫是成功的。我们一些人简单地把抗疫成功归于制度，而把制度又归于政治体制，这样做大大简化了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复杂因素，讲出来的故事也不为西方所理解、所信服。
但福山的理论把中国归于“专制”，把亚洲其他国家归于“民主”，这也是意识形态在作祟。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通过理性叙述把问题讲清楚。这里有两点非常重要，它们决定了西方的平庸甚至失败和东亚社会的成功。第一，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的科学方法。第二，亚洲国家社会层面的集体主义取向。
就科学而言，除中国之外，疫情期间，利用数字技术跟踪病毒接触者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少见。亚洲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以及美国、英国和欧盟的一些国家也采取了数字跟踪的手段。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20年7月底的一份报告，全球当时已经有差不多50个国家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数字追踪。
随着疫情的发展，英、美、德、法等欧美国家陆续推出疫情追踪软件，不过，与中国和一些东亚国家不同，这些软件都不是强制性的，公民可以自愿安装使用，这样就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2020年6月，德国政府推出一款旨在让民众分享检测结果、提供追踪的手机软件“新冠警报”（Corona-Warn），结果推行3个月后发现“没什么人用”。截至9月中旬，该程序在德国下载量超过1 800万次，但仅有75万人分享了他们的检测结果，占总人口的9%。德国的隐私保护法在全球最为严苛。德国卫生部部长延斯·施潘曾建议考虑借鉴韩国的方式，授权官员用手机数据来调查病毒传播链，但是相关的法案遭到批评，最终被搁置。
同样，法国推出的第一个防疫追踪软件“阻止病毒”（StopCovid）的命运也类似。法国政府的报告说，跟踪应用上线的20天内，下载量仅为190万次，低于全国人口的3%，一共只有14人收到过新冠警报。
英国的情况好一些。英国于2020年9月24日推出追踪软件，到10月2日，英国卫生部才宣布软件下载量终于突破1 400万次，英国的人口是6 700多万。
在亚洲社会，中国大陆、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在用数字技术追踪可能的病毒接触者，很多措施也是强制性的。不过，与中国的“健康码”不同，后三者的技术主要用来进行接触追踪，并不限制一般民众的出行。
东亚社会明明具有相同的抗疫模式，但西方政治人物和学者偏偏要把中国和亚洲其他社会区分开来，形成对立，即“专制”与“民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8月的一份报告在对全球的数字监控模式做了比较后认为，中国大陆病毒追踪的手段“最极端，是在对所有公民进行监控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在谈到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疫情监控时，该报告就轻描淡写地说，“这些政府也尽可能照顾民主价值”。
西方在把中国大陆和亚洲其他社会加以对立的基础上批评和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但我们却无力回击。这是我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缺乏哲学思考的难堪结果。
有两点是显见的。第一，亚洲社会为什么不仅不反对戴口罩，而且戴口罩反而成为官员和民众自觉的行为？这是“亚洲价值观”所致，即亚洲传统的集体主义传统，民众能够考虑到公共利益。第二，美国社会从官员到老百姓为什么不仅不戴口罩，反而抵制和反对戴口罩？这是因为美国社会过度崇尚个人自由或者个人主义，过度关切个人利益，从而失去了公共利益意识。
亚洲价值观所包含的集体主义促成了亚洲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相信任与合作。这种信任与合作促成亚洲政府可以采取科学的方法来应对疫情和控制疫情。相反，美国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毫无底线地追求个人自由，例如不戴口罩的自由，导致了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不信任，这深刻地影响着政府和社会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抗疫和防疫。
如果看到了这两点，所谓亚洲社会之间的“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就并不存在，这种区别是美西方一些人用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进而看到，美西方和亚洲社会在抗疫行为上的不同具有更深层次的哲学和文明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