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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美国有一部电影，中文翻译为《特朗勃》。另外更早一点，二〇〇五年有一部乔治·克鲁尼自编自导的电影《晚安，好运》。这两部电影设定的是同样的背景，即美国五十年代盛行“麦卡锡主义”时的恐怖气氛。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第二年，丘吉尔就在访问美国时，特别选择了在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发表重要演说，提到了“铁幕正在欧洲缓缓落下”，强调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对于欧洲的威胁，如此揭示了热战才了、冷战又起的世局变化。
美国和苏联随后的长期敌对，是到了会引发战争冲突的强烈程度的，之所以维持“冷战”对峙，没有形成“热战”，那是因为双方都握有最新的核武器，先是足以彼此毁灭，后来甚至足以毁灭整个世界。在“大灭绝”的两败俱伤威胁下，仗不能打，勉强没有打起来，却也因此长期维持紧绷状态。
长期对立的理由，不单纯是利益冲突，还有意识形态差异，一边强调“自由民主”，另一边强调“社会主义平等”，不只互相批评互相攻击，而且激烈抢夺其他国家的认同，扩张自身的阵营。在那样的情况下，制造出了奇特、高度扭曲的国际局势与美国社会。
一方面，“二战”时期美国高度发展的重工业在此时转向民生工业，释放出惊人的生产力，加上美国本土未曾遭受战争破坏，经济繁荣增长，产生了空前富裕；但另一方面，这个富裕的社会却时时恐慌，担心害怕动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带来世界末日。
物质上新增许多享受、释放更多欲望，精神上却极度紧绷，感到朝不保夕的巨大威胁，如此背景下而有了扭曲畸形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恐慌，受美苏强烈敌对的影响，感觉自己所处的社会中似乎处处潜伏着不怀好意要进行渗透、破坏的间谍或内奸，所以在约瑟夫·麦卡锡那样的野心政客操弄下，到处看见鬼影幢幢，四处去纠举所谓的“共产党同路人”，美国文化、艺术、影视圈中那些社会能见度甚高的公众人物尤其饱受调查骚扰，才会在那么多年后，仍然出现《特朗勃》和《晚安，好运》这样痛切反省的呈现。
“麦卡锡主义”是反共的白色恐怖。任何被怀疑可能和苏联或共产党有关系，或可能倾向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会被传唤到听证会上，接受关于是否有“非美国”思想与行为的审问，许多美国顶尖的科学家、音乐家、艺人等精英分子，就这样被麦卡锡羞辱、迫害。
于五十年代成长的美国小孩，生活中印象最深刻的事之一是应对核武器攻击的防空演习。所有的学校和小区都必须参与，严加训练，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美苏终极核战一旦爆发，两边分别还能剩下多少人，可能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那样的演习气氛因而带着非常强烈的末世之感。
不过十几年后，长期的恐惧没有变成现实，原本的惊悚片就成了荒谬闹剧。“麦卡锡主义”一倒台，大家才发现，只要利用这么简单的恐惧心理，就可以将整个美国化为如此非理性的国家。核大战并没有爆发，人们回头去看，更觉得这之间的许多作为都是荒谬的。
是什么因素使得生活如此荒谬？因为冷战。冷战双方各自坚持不同的意识形态，因而造成了无法和平共存的紧张局面，于是不断累积已经足可以毁灭世界、毁灭所有文明成就的核武器，却停不下来，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六八革命”的大背景是反对如此荒谬的冷战结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聚焦的小背景则是反对越战。前前后后有五十万美军进入越南去打一场看起来绝对不会输，却在现实上迟迟赢不了的战争。越南原本是法国的属地，现在南方建立了南越政权，北方有共产主义政权，这样的局势却引来美国人的军事介入，怎么看都有点奇怪。
更奇怪的是美国在越南遇到的敌人。仗打得愈久，美国军队愈没有把握弄清楚到底敌人在哪里，无法明确区分哪些人是“越共”，哪些人只是越南人。“越共”混在越南人之间，甚至“越共”根本就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越南人，这些越南人可能因为美国人的介入反而变成了与美国敌对的“越共”。
你的敌人和你要保护的人混杂在一起无法分辨，这样的仗要怎么打？更别说要怎么打赢！有的时候你将一些越南人误认为是“越共”杀了，结果激起了仇恨，让活下来的其他越南人真的变成了“越共”；有的时候你误以为“越共”是普通越南人，结果就遭遇埋伏付出惨痛的伤亡代价。
美国人没有打过这种仗，恐怕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打过这种仗。越战产生的影响不只是战场上的胜负，更进一步触动了美国清教传统中的道德神经，在一部分人心中激起宗教式的使命感，在另一部分人心中激起强烈的罪恶感，彼此对抗。
一九六八年西方世界的价值信念陷入高度危机中。人们被迫去重新摸索生命是什么，活着有什么样的意义，从根本上寻找答案。在意识危机中，既有的体制被质疑、被推翻，也就空出了地方来容纳、接受外来的思想与价值观。
“六八革命”是一场寻找生命意义的思想运动。
最早开端于一群家境良好、念名校，但也同时深受集体恐慌情绪伤害的犹太青年集结发表的《休伦港宣言》，那是一份很正式的行动号召，其主要作用在于引领了之后的大学校园行动意识，开展了各种串联活动。
但很快，青年运动的方向转变了，转为摸索、实验不同生活形态，主张从生活上彻底反对既有社会规范的新革命，于是这一代的青年格外积极地到处去寻找不一样的价值观与信念，来充实、建构自己的“反文化”。
他们找到了、抓住了法国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他们找到了、创造了摇滚乐。摇滚乐从来都不是一般的、另一种不同风格的歌曲而已。摇滚乐产生的动机就是挑衅的，要用音乐让大人不安、让大人感到无法忍受，如此来凸显青年世代，在演出的舞台上下团结青年世代。
对于摇滚乐早期崛起有着绝对影响的，是英国的披头士乐队。而他们开始于单纯唱歌、表演，到后来成了青年反文化的象征代表。他们后期的音乐凸显了两项新的因素，一是迷幻药的作用，另一是从拉维·香卡那里学来的印度西塔琴音乐的启发。
这鲜明地显现了“披头士”和当时潮流密切结合的程度。以迷幻药诱发潜意识，摆脱原来的“超我”控制，是那个时候年轻人的冒险；而东方文化，则指涉了另外一条摆脱西方理性与科学主义态度的道路。
摇滚乐与迷幻药的结合，诞生了一九六九年经典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那片象征离开城市、重返自然的大草地上，它吸引了四十万美国青年前往，不只是去听音乐，而是在那里体验不受拘束的野性生活，男男女女躺在那里，只披着一条毛毯便公然亲吻、爱抚，并且反复诵唱“要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don't make war）的口号。
音乐节中的一个高潮，是吉米·亨德里克斯以电吉他演奏美国国歌，刚开始有清楚的旋律，有熟悉的庄严，但很快地，琴音就转为凄厉，最后听来简直是一连串恐怖的机枪扫射声音，以音乐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提出了严厉批判，让听过的人都难以忘怀。而那样的演奏，也远离所有的音乐道理，像是从黑暗的暴力潜意识中释放出来的一种发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