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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川端康成如何能够代表日本。第一，他是一位在战后有意识地重建“日本美”的作家。
川端康成出生于一八九九年，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距离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还有五年。那是日本明治维新带来最乐观气氛的时代。一八九五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取得大胜，证明了维新神奇的富国强兵效果，加强了社会上对于“脱亚入欧”能够跻身列强，和欧洲国家平起平坐的信心。
然而在川端康成长大的过程中，这样的气氛逐渐改变了。接下来日俄战争的结果就不再那么一面倒了，日本虽然战胜，却只能算是“惨胜”，不只是战争投入的代价很高，而且战争结束后并没有从俄罗斯那里得到什么实质的补偿。战争的负债进而使得长期快速发展所累积的种种社会问题，逐渐在明治后期爆发出来，动荡的情势使得人们无法再天真地保持乐观。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被敲响了另一次警钟，必须从原来的迷梦中醒来。那就是虽然兴致勃勃地参与了世界大战，然而在重整战后秩序的巴黎和会上，却发现这场由美国、法国、英国主导的会议，日本不仅被边缘化，甚至连要取得德国原先在中国的权利，而遭到中国的抗拒挑战时，也没有得到欧洲国家的重视、声援。
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弥漫着悲观的情绪，欧洲人自己对于西方文明的前途都极不看好，彻底失去了十九世纪时的进步冲动。再加上民族主义高涨，“民族自决”成为最响亮的口号。多重因素作用下，日本逆转了原先要亲近西方、加入欧洲的国家目标，转而回归自身的民族主义立场，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性，追求将日本建立为领导亚洲的新势力。
从“大正”进入“昭和”，日本有了新的国家目标，那就是打造后来称之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统治区域。于是军国主义兴起，一九三一年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一九三二年建立傀儡的“满洲国”，一九三七年发动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一九四一年又扩大为太平洋战争。
这一番大肆扩张，最后以一九四五年的无条件投降收场。到投降之前，日本军部都还在宣传“一亿玉碎”，表现出极为坚决的意志，却因此逼得美国动用刚试爆成功的原子弹，连续毁灭了日本广岛、长崎两座城市，日本的意志一夕瓦解。
原本最骄傲、最霸气的一个民族，却在战后成为最屈辱、最怯懦的。日本这样戏剧性的集体心理转折，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好奇的历史研究题目，更是川端康成的亲身经历，成了主导他创作动机激烈转向的特殊背景。
川端康成有一个创作上的好友，差不多同年龄的横光利一。一九二一年年底，两个人在前辈菊池宽家中认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无论在个性还是作品风格上，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都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互补。最普遍的看法，就是两个人一阳一阴，自然地深深吸引彼此。
在两人的友谊和文学创作关系上，很明显地，横光是“阳”而川端是“阴”。川端参与的许多活动，其实都是由横光带领的。有人将他们这两人一组的文学搭档，和芥川龙之介与菊池宽相提并论，也就是其中一个以光彩耀目的创作出现在世人眼前，另外一个则扮演了称职的陪伴与支持的角色。在这样的对照中，一般是将横光比为芥川、川端比为菊池，也就是说，横光的创作成就要高于川端。
然而这样一个光耀的创作者横光利一，却没有活过五十岁，在一九四七年年底去世了。哀痛的川端康成发表了一篇悼文，在文章里明白宣告：“从此就是余生……”
余生，意味着已经失去了原本活着的理由，勉强苟存下去。让川端产生如此强烈“余生”感受的，除了好友横光突然去世之外，更普遍、更无可逃躲的因素，必然还有战争以及日本战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