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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还是奥运年，那年的奥运会在墨西哥城举行。一九六八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很奇特地符合了人类要打破自己命运、文明的气氛。一直到八十年代之前，世界运动的主流还是田径，因为希腊的奥林匹克是从田径开始的，追求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掷得更远的田径项目是最简单、最原始的人类体能竞赛。人类史上许多田径纪录，频频在一九六八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被刷新。例如一九六八年奥运会出现的一项纪录，当时看到的人都以为是写错了：一位叫比蒙的跳远选手，在墨西哥城跳出了八米九。这个纪录后来被称作“比蒙障碍”，因为很多人相信，这个纪录从此不可能被突破了。
“比蒙障碍”就是墨西哥城奥运会的精神象征，人好像突然之间长大了、变能干了、变厉害了，可以不用再去守很多旧规则了。其实墨西哥城奥运会的惊人成绩，很容易用科学来解释——这是有史以来比赛场地海拔最高的一次奥运会。墨西哥城的高海拔，使得地心引力的作用变小了。
一九六八年的奥运会，不禁让我们再往前看到，另一次意义非凡的奥运会——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它之所以意义非凡，因为象征、代表了一九四五年战败时几乎失去生存资格，缩在一角当小媳妇、小苦力的日本重返国际舞台。一九六四年是日本史上重大的突破和转折点。有能力办东京奥运会标示着日本经济确确实实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昂然站起。日本兴起，重新回到国际舞台，再加上六十年代热闹的学生运动背后，有铃木大拙、禅学与打坐冥想的风潮，于是那个被忽略已久的东方国家，突然之间回到了西方视野中。
从一九四五年之后，过了将近二十年，日本竟然能够争取到担任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国，这对日本人意义深远，表示国际社会愿意重新接纳他们，认为他们部分洗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行责任。而日本能够脱胎换骨，当然不可能再靠军事或外交的力量，而是来自这十几年的经济复苏。在经济领域的勤劳努力为日本赢回一部分地位。
对日本来说，这也和其再度争取二〇二〇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具有历史性对比意义。安倍政府原先兴奋地要以这次奥运会来象征日本终结了九十年代泡沫经济之后所陷入的困境，就像一九六四年的奥运会终结了日本战后的挣扎，代表日本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样，二〇二〇年的奥运会也将代表日本离开了泡沫经济的阴影，迎向新的未来。
因为疫情关系，东京奥运无法顺利举行，从这样的历史对比角度看，是个糟糕的预兆。更糟的是后来延期一年，以没有现场观众的方式举办，日本非但无法得到奥运会带来的经济刺激增长效果，还付出了极高的公共财政代价，无从复制一九六四年的成功经验了。
一九六四年东京奥运会及其象征意义，是川端康成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背景。
决定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皇家学会院士中，有一位精通中文的马悦然先生，他曾经在接受台湾作家向阳访问时，透露了当年选出川端康成为得奖人的过程。马悦然在访问中提到这件事，是为了显示诺贝尔文学奖在考虑得主方面，尤其是在院士们大都陌生的语言中，是很谨慎的。然而他也因此回忆、揭示了那几年间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已经先确认了要颁给一位日本作家，才进而去征询意见看看哪位作家最适合成为得奖人。
他们向三位专家征询意见。第一位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日本文学的希贝特；第二位是唐纳德·基恩，曾经在日本待过很长时间，后来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是非常广博的“日本通”，还能用日文在日本刊物上写关于日本文学的专栏；第三位是伊藤整，具备优异英文能力的日本文学研究专家。
他们请这三位推荐心目中最优秀、最适合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作家。希贝特推荐了谷崎润一郎和川端康成；基恩推荐了三岛由纪夫和川端康成；伊藤整被征询的时间比较晚，那时候谷崎润一郎已经去世了，所以他的回答是：“既然谷崎润一郎失去了资格，那我的名单上就只有一个名字——川端康成。”
就这样，意见非常集中，三位专家一共只提出了三个人选，而其中川端康成是交集所在。
马悦然的回忆清楚显示了，至少在那个时候，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方式与考虑因素。他们并不是每年从一群提名作家中去选出“最好”的一个，诺贝尔奖之所以长期那么有影响力，正因为评选过程中考虑了许多其他外在的因素，包括国际局势的因素。当日本逐渐崛起时，他们就决定要选出日本作家来得奖，以便反映这样的变化以及所引发的关切，然后才进行征询，选定是哪一位日本作家应该得奖。
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一个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奖项，意味着他们一直在观察这个时代，看国家间的势力变化，从中衡量当年最适合由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位作家得奖。
让我们再回到伊藤整回复征询时所给的意见。他完整的说法是：“如果你们要我推荐日本作家给西方读者或学界，我心中有很多不同人选，然而如果讲到诺贝尔文学奖，也就是要代表日本的话，既然谷崎润一郎失去了资格，那我的名单上就只有一个名字——川端康成。”
伊藤整很清楚地点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第一位受奖的日本作家，必然让人家觉得他就是代表日本的，他不可能以单纯的文学家身份去领奖，所有的人都会以其人其作来认识日本、理解日本，甚至评价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