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谷崎润一郎写过一篇文章，对于我们理解他所使用的语言很有帮助。看起来像是一篇随笔、游戏之作，漫谈大阪与大阪的女人，不过文章中很长一段在讲关西腔，这范围就不限于大阪，而是连京都、神户等地都包括在内。
体会关西腔特殊之处的一种方式，是对照东京人讲的关东腔。他说：东京女人说话，像是三味线（日本传统乐器）的声音，非常清丽，然而也仅止于干净漂亮。所以东京女人说话没有宽度、没有厚度，尤其最重要的，没有黏度。对比之下关西腔的特点就是有宽度、厚度和黏度。
东京女人和男人吵架时，用那样的语言会将话说得很清楚，但也必然很刻薄，因为她们的语言里没有“弦外之音”，讲什么就是什么，没有言外之意。
关西腔不是这样，说出来的语言永远让人感觉到底下或后面还有没说出来的。关西腔因而最适合用来讲“不能够或不应该直说的话”。这不只是迂回，而是会基于表达的不同程度，产生不同的意思。
谷崎说：在大阪最奇特的一件事，就是和一般人在寻常谈话中，都可以谈到“性”，即使是和女人交谈也都可以。那就是因为关西腔带来的余韵，讲的时候运用言外之意，于是即使谈的是“性”，仍然可以不失风雅，不会让对话中的任何一方感到尴尬。
这篇文章点出了关西腔在谷崎心中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他在意两性间的身体、欲望关系，所以要找到一种能够以文学厚度来描述、来探讨“性”的方式，关西腔语言是他刻意选择的工具。
从大正时代到昭和初期，一度有读者、评论者对于夏目漱石的小说有如下看法：他们专注于夏目漱石如何表现女人，认为他笔下的女人不真实，不是日本社会中确实存在的典型女性形象，她们太大胆，不受世俗人情拘束，显现出一种解放了的魅力，因而特别吸引男人。
在《三四郎》里，三四郎被美祢子的形象震撼了，甚至因此重新检讨自己和世俗生活之间的关系，最后却又挫败地发现自己并不理解美祢子，无法预测、无法了解她为什么会做出回到“人情”世界里的决定。
和夏目漱石一样，谷崎润一郎也不写传统的、典型的日本女性，不写在世故人情中保守、维持外表礼仪的那种女性。谷崎润一郎也写具备特殊野性、能突破传统能量的女人。
然而和谷崎润一郎笔下的女性角色相比，夏目漱石的手法就显得太保守、太胆小了。谷崎润一郎的女性角色，浑身上下都是欲望。她们散发着欲望，对于男人有着高度诱惑力。在他绝大部分的小说里，每当出现两性互动的情节，几乎都以女人为主，甚至是由女人主动的。
另外，谷崎润一郎还探入了更禁忌的、两性欲望上的SM关系——虐待与被虐交错混杂的言语与行动。而且在这样的非常态关系中，往往女人是虐待的一方，男人陷在受虐的畸形快感执迷里。
谷崎润一郎小说中常见的一个主题是，女人如此狂野、妖艳，相形之下男人被压缩、矮化为一个被动的欲望追求者。男人能得到的快感，绝对不是征服，如果要征服，就无从接近、无从享受女人的野性之美了。于是男人落入被女人在欲望上压制的关系中，得到痛苦的快乐。痛苦同时也是最大的快乐，无法在别的地方找到的快乐，因而他也就无法摆脱这份自寻的痛苦。
主体、主动的是女人，然而小说却又是从男性的角度书写的，于是一条叙述的主线是男人如何折磨、扭曲自我意识，进而放弃自我。放弃自我才能得到与女人之间的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