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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明治维新的根本精神，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中，由政府主导的制度改革持续进行，思想与生活只能在后面追赶。日本进入飞速转型的模式，快到使人没有闲暇可以停下来问问题。“王政奉还”之后是“版籍奉还”，废除了封建制度，然后是成立贵族院、众议院，一路一直冲到立宪，这过程中谁都不能多问一声：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不能问：有别的做法、别的可能吗？答案已经包含在行为里——西方是这样，若我们要像西方一样强大，也必须这样。
甚至就连甲午战争之后，在下关春帆楼谈判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提出了割让台湾的要求，动机也很简单——所有的西方强国都有殖民地，日本也应该尽快进行海外殖民。后来的发展证明，日本根本没有弄清楚殖民统治一个地方有多复杂、有多困难，好不容易占领了台湾，耗费了庞大经费，却发现这看起来像是个钱坑啊！于是日本国会一度要求将台湾“转卖”出去，甚至还向潜在的买主英国、法国分别兜售过。
明治维新进行了二十多年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那是一场大验收，结果比日本人自己预料的还要成功，更强化了日本蒙着头学习西方、快速西化的信心。这场战争日本不只是打败了强邻中国，而且强迫中国签下了连西方列强都不曾得到过的一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还不只如此，战争结束后，中国掀起了留学潮，大批青年涌到日本来积极向日本学习。
这证明了二十多年的急速改革是有效的，日本得到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果，因而更认为应该利用从中国得来的庞大赔款，持续推动西化与现代化进程，不能停、不该停。
西方冲击到来之前，日本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结构，在人类学中称为“堆栈（stratification）式文化”。日本持续接收了许多外来文化，但这些外来因素进来之后，往往没有经过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和原有的文化融合，产生复合型的新文化，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层，堆栈在既有的社会行为、风俗之上，并立并存。
所以日本历史上的主流文化现象，不是文化适应，而是文化堆栈。“大化改新”时，唐朝文化大量进入日本，成为平安时代贵族文化的主要内容，但既没有在贵族间和原有的神道文化互动融合，更没有影响到更广大的庶民层。神道文化中强烈的泛灵论，以及庶民文化中强烈突出的情色文化，都没有被中国的儒道思想改造，原汁原味地保留着。
日本的独特现象：上层压着外来的儒家文化，底下却是神道文化所保障的万物皆有灵，可以有百万神明的神社信仰。另外在中国台湾，人们喜欢形容日本人“有礼无体”，也就是这种堆栈所带来的不统一、并立现象。“礼”是外来的，用在外表上，却没有改变内在的“体”，对待身体、对待情欲的态度，在日本从来都保持着传统庶民文化的性质，两者明显矛盾，但无碍于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分层并存。
等到后来“兰学”发达，再到西方事物涌入，日本接受的方式也是再创造了另外一层，和儒学、和神道、和庶民情色文化并存。如此不协调的因素不需经过痛苦挣扎的融合过程，就能很快进入日本，在日本存在，没有引发像在中国那样复杂、漫长的抗拒、变形、融合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