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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在一九〇〇年到英国留学，三年后回到日本。因为具备当时极为少见的留学资历，夏目漱石一回到日本就受到文坛的特别重视。在成为小说创作者之前，夏目漱石已经以评论者的身份崭露头角，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一九〇七年，夏目漱石出版了《文学论》，书中序文用带有戏剧性、夸张意味的方式如此宣告：
……我决心要认真解释“什么是文学”，而且有了不惜花一年多时间投入这个问题的第一阶段研究的想法。（在这第一阶段中）我住在租来的地方，闭门不出，将手上拥有的所有文学书籍全都收起来。我相信，借由阅读文学书籍来理解文学，就好像以血洗血一样（绝对无法达成目的）。我发誓我要穷究文学在心理上的必要性，为何诞生、发达乃至荒废。我发誓要穷究文学在社会上的必要性，为何存在、兴盛乃至衰亡。
这段话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了日本近代文学的特质：首先，文学不再是消遣，不再是文人的休闲娱乐，而是一件既关乎个人存在，也关乎社会集体运作的重要大事。因为文学如此重要，所以就必须相应地以最严肃、最认真的态度来看待文学，从事一切与文学有关的活动。
其次，文学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要彻底了解文学，就必须在文学之外探求。文学源于人的根本心理需求，也源于社会集体的沟通冲动。吊诡的是，以文学论文学，反而无法掌握文学的真义。
夏目漱石突出地强调这样的文学理念，事实上，他之所以觉得应该花大力气去研究文学并书写《文学论》，是因为当时日本的文坛正处于“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派热火交锋的状态，双方尖锐对立、势不两立。夏目漱石不想加入任何一方，更重要的是，他不相信、不接受那样刻意强调彼此差异的战斗形式，于是他想绕过自然主义及浪漫主义，从更根本的源头上弄清楚“文学是什么”。
文学上的自然主义是什么呢？这是源自法国、从“写实主义”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小说风格与相应的理念，最主要的提倡者与实践者是左拉。“自然主义”的“自然”采用的是十九世纪科学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形象，“自然”是科学研究的对象，通过科学方法，尤其是进行实验，人类得以掌握了自然的规律。
孔德（Auguste Comte）开始将原本用于探索自然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积极运用到对于人的研究上，打破在此之前自然与人文知识之间理所当然存在的壁垒。现代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建立都受到孔德强烈的影响。
然而将科学方法运用在对于人的理解上，很快就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这提醒了人们，人的现象和自然现象有着最根本的差异——科学方法以实验为基石，科学知识中最为确凿的东西来自严格实验的结果；但是对于人，不管是个别的心理运作还是集体的社会行为，能进行实验吗？
这个瓶颈困境纠缠着刚刚诞生的“社会科学”。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都曾从不同方向提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构成了另外一股强大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知识潮流，而左拉也参与了这方面的思考，并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左拉主张：小说就是人的心理与社会的实验室。我们无法拿真实的人来做实验，但我们可以在小说中创造拟真的人，控制好各种设定，在小说中进行实验。如此便能将人的行为、人的现象“自然化”，运用小说家的想象力，依循严格的规律，看出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左拉强调，对人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遗传，二是环境，所以在小说中进行实验的方式就是设定好一个人的遗传性质——有什么样的父母与家世，然后放入特定的环境中，看看他会有怎样的遭遇，又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自然主义的想法落实在作品上，例如左拉的《娜娜》，与其说是在探索，还不如说是在示范，示范如果让一个人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点败德的遗传，再从母亲那里承袭疯狂的成分，进入大城市的贫穷环境，那么所有这些成分会像牢笼一样划出一个很小的范围，她的一生必定落在其中，无从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