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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中国掀起的反日狂潮，加上国民革命军北伐使得亲日的北洋政府摇摇欲坠，导致日本认定凭政治与外交手段绝对不足以控制中国，必须诉诸军事武力。
军人与部队愈来愈重要，相应地，如何管理军队、如何运用军力，变得愈来愈复杂。日本的军事体制是模仿普鲁士的，即当时被视为最新、最有效的军政、军令二元系统，在最高统帅以下分为由国防部领导的军政系统，以及由参谋本部负责的军令系统。两个系统理论上彼此分工并在权力上平衡，以确保最高统帅的终极仲裁、指挥权，军政或军令系统的领导者在无法指挥另一个系统的情况下，不可能僭越最高统帅的权力。
不过在日本，最高统帅是无论从历史惯例，还是依照立宪体制，都不直接、积极参与决策，更不涉及执行的天皇，于是这种二元制几乎必然带来的结果是两个系统间的长期拉锯、抗衡乃至斗争。影响所及，不只是日本的军事行动经常暴冲冒进，更因为军政部门属于内阁，连锁反应而造成政治上的长期动荡不安。
日本在昭和时期如此摇摇摆摆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激化的一元统治价值观要逆反大正时期的多元开放，对西方文化元素转而采取了敌对的态度，快速地走向自我封闭。环绕着天皇制、天皇信仰、天皇至高神圣性，取消个人意志与个人自由。
走向战争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代表集体性高峰的“国民”（こくみん）观念。“国民”这个词在那十几年间含义不断改变、不断强化，在昭和时代的语言与文书中出现的频率愈来愈高。和“国民”相对的，更恐怖又更切身的，是愈来愈流行的“非国民”指控。“非国民”涵括的范围愈来愈广，从行为到语言到思想。愈是强调“国民”的一致性，就愈是要加强对于“非国民”的批判乃至压制、惩罚、扫荡。
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原先可以做、习惯做的事，可能突然就被纳入了“非国民”的范围，突然就不能再做了。那不是法律上的禁制，而是从社会面来的谴责，其范围更广，从公开行为到一般私生活乃至脑袋里所想的，都在被监视控管的范围内。
整个环境要将每一个日本人，尤其是日本男人，训练成有效的帝国军队成员，走的是一条狂妄却又艰辛的“小国崛起”道路。“小国”没有足够的客观条件，人口、资源各方面不可能具备优势，于是必须特别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十九世纪普鲁士崛起，最后在普法战争中战胜大国法国完成德国统一，成了“小国崛起”的典范，也成了日本最主要的模仿对象。
德国统一过程中，费希特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曾经发挥过极重要的作用，文中提出了严格精神性的民族主义观念，强调精神力量的关键地位，要求每个人在生活上落实这份精神性的民族成员责任。这样的主张被移植到日本，要将军国主义落实到每个人的日常“修身”上。
军国主义以集体的力量，严格要求个人生活上的训练、配合，产生了接近理想“武士道”的高度纪律。它强调每个生活细节上的管束，节制欲望，去除对于死亡的害怕，缩小私人自我，奉献于公共集体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