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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民主”虽以“民主”命名那个时代，不过它真正在日本社会、思想、文化中带来的作用，其实是多元混乱——那是放弃旧信念、寻找新方向必定会出现的情况。大正时代的前期，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甚嚣尘上，一度被视为改革日本内阁、国会体制的药方，不过到了后期，整个局面变得更动荡，各种主张不只更多元，而且也更激烈。
太宰治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中。一方面价值观的大混乱引发了强烈的危机感，刺激了新的保守态度兴起，许多人希望得到明确的、集体的答案作为生活依凭，不想要继续活在各种冲突的主张论战中无所适从，于是强调天皇权威、强调高度服从国家利益的军国主义有了愈来愈大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从多元快速收束为一元的高压过程，当然使得许多人对于失去自由强烈地难以适应。
新时代的一元价值观很快有了焦点，是从放弃“脱亚入欧”后逆转形成的：日本要回到亚洲，转而领导亚洲对抗甚至超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悲观没落的欧洲，那就必须控制中国。在这个策略下，过去间接追求在中国扶植一个亲日政府的做法显得太保守了。
大正结束、昭和开始，是一九二六年，不过后来日本历史意识上认定的“昭和史”是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导，是一九二八年的“济南事件”以及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事件，而进军东北之后，又有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
这在日本历史上是清清楚楚前后连贯的，表现皇军决心以武力进入中国，直接操控中国。“济南事件”与炸死张作霖是为了阻止国民政府势力进入东北，等到张学良正式加入国民政府，日本军方就直接派兵入侵东北。中国现代史上将发生在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与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分开处理，但实际上连贯的真相是日本军部启动了对中国的武力侵犯，便一不做二不休，没有要停留于控制东北，占领上海不成后，转移焦点，在热河、察哈尔等华北地区积极活动，试图达成控制中国的目的。
这样的过程，在日本国内冲击了内阁与军部的权力运作，也实质上改变了天皇的地位。关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仍有争议，关键就在于这段时期的日本政治体制暗潮汹涌，不断产生种种变化。军部借由抬高天皇地位来遂行其对外扩张的意志，压倒国内其他政治势力，但实际上又必须尽量避免天皇个人意志介入政治与军事行动决策。
这段战争侵略历史，与天皇制密切相关，天皇制甚至也决定了日本战后发展的轨迹。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力主保留天皇，替日本人维持了最后的尊严，进而在日本人心中取得了和天皇同等的荣崇地位，大幅降低了日本人对于美军占领国家的抗拒，愿意和美军总部配合，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新的民主体制与新的经济基础。
然而麦克阿瑟独断决定保留裕仁天皇，实质上等于替裕仁背书开脱战争责任，引发了后续的无穷争议，即使从后来披露的许多史料中，都无法得到明确的答案。
一方面，数据显示裕仁天皇遵从立宪制度，只要是内阁一致的决定，他从来不曾推翻过，没有以自身意志做过任何决策。然而另一方面，数据也显示在天皇如神的权力架构中，裕仁的想法、意志有太多其他渠道可以传达给内阁与军部，几乎不可能有违背他想法、意志的决策被送到殿前会议来，所以哪些案子是揣摩天皇心意而形成的，哪些案子又是天皇被动同意的，根本无法分辨。不要说后世的史家，恐怕连历史现场的当事人都不见得弄得清楚吧！
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过程，其实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天皇，带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政治权力运作机制，中间充满了不确定性，唯一明确的，是日本要借由掌控中国来领导亚洲的这份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