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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治出生时，日本正面临经济停滞的问题，还有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力失衡、新兴资本家把持政治等诸般骚动，那也就是“大正民主”现象的时代背景。从明治时代立定志向要一心一意向西方现代“一面倒”，转而感受到强烈的彷徨迷疑，不得不让人探问：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日本接下来该走哪一条路？
“大正民主”的另一个时代背景，是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在欧洲爆发，主要的参战国是德国、奥匈帝国、法国、英国和俄国，原来也称为“欧战”，后来却扩大成为前所未见的“世界大战”。从“欧战”到“世界大战”，中间的关键在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参战的几个国家中，德国、法国、英国都有海外殖民地，于是殖民地被动员参战，战争的领域也进而扩大至海外势力范围的争夺。不过也正因为这样，这场“世界大战”中，在欧洲以外地区被卷入的，主要是各国殖民地，其他国家受到波及的不多，绝对不是全世界都被卷入了战火。
但一个醒目的例外是日本。日本不是欧洲国家，也不是殖民地，却主动积极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很明显是出于“脱亚入欧”的策略选择，日本视战争为终于能够加入欧洲列强阵营的难得门票。
参战的过程一度让日本人极感兴奋。战争刺激了经济景气，日本又选对边成为战胜国，得以堂皇地以战胜大国姿态出席战后的巴黎和会。不过巴黎和会成了关键转折点，在和会上，由西园寺公望带领的代表团饱受冷落，将“反歧视条款”写入国际联盟规章的要求被美国总统威尔逊彻底否决，企图侵占德国原先在中国山东的利权，也遭到中国最强悍的反抗。
这是一大盆冷水。拿到门票进了门，在欧洲那里，日本发现自己还是只能敬陪末座，和日俄战争的结果一样，得到的只是一层薄薄的面子，没有多少实质的里子。更进一步，在西方列强间敬陪末座，得到的待遇是被美国和英国挟持，被用条约硬性限制日本海军的发展，规定其船舰总吨数不得超过美、英海军的百分之六十，且要一直保持这种次等军力的状态。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另一种震撼效果，是欧洲自身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残破。战争彻底毁灭了原本十九世纪的乐观昂扬气氛，经历了四年战争的破坏，欧洲不可能维持对于进步的信仰，转而对于自身文明发展充满了怀疑。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成了战后欧洲影响力最大的一本书，书名如此明确地宣告西方文明正走向没落，书中论证历历，文明有其生命，也就有其生老病死，如同一年必然经历春夏秋冬，西方文明明显地要步入秋冬了，那是历史的必然，不是人为主观能够改变的。
《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又特别凸显了西方文化中的“浮士德精神”，一种莫名向前不断追求、不断征服的意向，使得欧洲能产生辉煌的文明成就，却也必然会将欧洲带向如此可怕、毁灭性的大冲突。“浮士德精神”创造了西方文明，却也将几乎必然地毁灭西方文明。
在战后欧洲普遍弥漫的悲观气氛中，回头看日本的“脱亚入欧”追求，毋宁说是太讽刺了！费了那么大功夫千方百计让自己挤进一个没落了的团体里，人家自己都失去了信心，甚至转而要向东方哲学、东方文明求问出路，你却还要忍受歧视的眼光去和这些人为伍？
这不只是“脱亚入欧”的梦碎，而且迫使日本人必须重寻一条国家发展的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