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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秋天，薄土层布满了豚草和秋麒麟草，斑斑驳驳，等着四周后的初雪。排水沟里满是落叶，天空是无尽的灰色。玉米秆斜斜地排着，像找到了站立着死亡的绝妙方法的士兵。感染了软腐病的干瘪南瓜堆放在黄昏下的小棚边，散发出老妇人的气息。每年的这个时节都是不冷也不热，只有单调闹腾的空气，在众鸟呈V形列队南飞的白色天空下不断拍打着裸露的田地。风吹起路边的尘土，让它们像托钵僧似的狂舞旋转；又分开荒废的田地，像梳子分开头发；还潜入后院废弃的车里。
Y3乡道旁的纽沃尔小屋能俯瞰城堡岩上被称为弯部的地方。不知为什么，这房子就是找不出一点好。它看上去死气沉沉的，部分原因是油漆脱落。前院的草坪一团糟，全是干巴巴的小土丘，很快，寒霜会在上面拱起更多奇形怪状的凸起。薄烟从山脚下布朗尼的店里升起。曾经，弯部是城堡岩很重要的地方，不过朝鲜人来了以后，情况就变了。布朗尼的店对面的旧舞台上，两个小孩在来回滑动一辆红色消防车。他们的脸色都很疲惫，筋疲力尽，简直是老人的面容。他们不停地玩消防车，手像割开空气般迅速，只时不时地停下来擦鼻涕——鼻涕一直就没停过。
身材臃肿、脸色红润的哈利·麦基西克正在店里指挥，而老约翰·克拉特巴克和伦尼·帕特里奇正跷着脚坐在火炉边，保罗·科利斯则靠在柜台上。店里的味道很古老——萨拉米香肠、捕蝇纸、咖啡和烟草混合的味道，汗液和深棕色可口可乐的味道，胡椒粉、丁香和发胶（这玩意的功能是把头发变成雕像）的味道。一张推广一九八六年豌豆晚宴的海报还挂在窗边的墙上，上面沾了不少苍蝇屎，旁边还有一张宣传一九八四年城堡镇市集出现的“乡村音乐人”肯·科里沃的海报。几乎有十个夏天的光和热作用在第二张海报上，如今肯·科里沃（这十年中，他至少有五年不干乡村音乐这营生了，目前在钱伯林卖福特汽车）看上去已经褪色了，而且被烤得焦黄。店后面放了一台大型玻璃门冷冻柜，一九三三年纽约产的；每一处都能闻到模糊又强烈的咖啡豆味。
那个老头看着外面的孩子，声音低沉又散漫。约翰·克拉特巴克正在谈论镇上的垃圾填埋场，他的孙子安迪正忙着在冬天来临前喝死自己。这垃圾场在夏天真是臭得要命，老约翰说。没人反驳这一点——这是事实，不过也没人对这感兴趣，因为现在不是夏天，是秋天，而巨大的煤油炉正在释放出让人昏昏欲睡的强烈热度。柜台后面的温度计显示的是八十二华氏度
。克拉特巴克的左眉上方有个很大的凹坑，是在一九六三年的一场交通事故中留下的，当时他撞到了头部。小孩们有时候会请求摸一摸。老克拉特靠这个坑在夏天赢了不少钱，因为很多人不信它可以容纳中型玻璃杯大小的水量。
“保尔森。”哈利·麦基西克平静地说。
一辆旧雪佛兰停在伦尼·帕特里奇那辆极其烧油的车后面。雪佛兰一侧是一张用一大堆遮蔽胶带贴着的薄纸板，上面写着“加里·保尔森·谢尔古董手杖买卖”，字下面还有联系电话。加里·保尔森慢吞吞地从车里出来。他是个老头，穿着褪色的绿色长裤，裤裆很大。他从身后拽出一根有凸起的手杖，然后紧紧抓住门框，直到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放好手杖。手杖上装了一个从儿童自行车上拆下来的白色塑料手柄，像个避孕套似的连着黑色的手杖顶端。保尔森小心翼翼地从车里挪到布朗尼店的门口，手杖在无生命的灰尘中卷起小小旋涡。
舞台上的孩子们抬起头来看他，然后顺着他的目光（似乎是恐惧的目光）看向他们上方山脊处歪歪扭扭、爆裂声不断的纽沃尔小屋，接着又回到他们的消防车游戏中。
乔·纽沃尔在一九〇四年买下了城堡岩，其所有权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九年，不过他的钱都是在附近盖茨瀑布这座工业小镇里赚的。他骨瘦如柴，总是神色激动、愤懑不平，眼角膜还发黄。他从牛津第一国家银行那里买下了一大块弯部的空地，当时那里还是个热闹繁荣的村子，村里有利润可观的木材加工厂和家具厂。那块地最早属于菲尔·布德里奥，后来在县警长尼克森·坎贝尔的协助下被该银行作为抵押品没收了。菲尔很受欢迎，但在某种程度上，他却被周围的邻居看作蠢蛋。他后来偷偷搬到基特里，在那里待了十二年左右，修理汽车和摩托车。再后来他又去了法国打德国兵，结果在执行一次侦察任务的时候掉下了飞机（有传言这么说），死了。
很多年来，布德里奥的那块地就静静地在那里荒芜，而乔·纽沃尔则住在盖茨瀑布镇上的出租屋里，忙着发家致富。一九〇二年他低价买下一家濒临破产的工厂，此后他力挽狂澜，扭亏为盈。这一事件在当时很有名，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员工解雇政策。工人们叫他解雇乔，因为只要你错过了一个班，你就会被炒鱿鱼，不接受任何理由，甚至连听都不会听。
一九一四年，他娶了卡尔·斯托的侄女科拉·伦纳德。这段婚姻有很多好处——自然是在乔·纽沃尔眼里，因为科拉是卡尔唯一活着的亲人，等卡尔死了，毫无疑问，她会继承一笔不错的财产（只要乔和他友好相处，当然了，乔也没打算和他相处成别的样子，这老头年轻时候可是个老谋深算的家伙，不过到了老年时，却成了软蛋先生）。那个地区也有其他一些可以廉价买入、扭亏为盈的工厂……前提是，手头有点小钱作为辅助。乔很快就有了他的辅助，他老婆的有钱叔叔在她婚礼后不到一年就死了。
所以这段婚姻确实有好处——哦，是的，毫无疑问了。不过对科拉本人来说没什么好处，她简直就是个饭桶，髋部惊人地宽大，臀部惊人地圆乎，偏偏胸又平得跟个男孩一样，再配上她那荒唐的细长脖子和巨大的脑袋——点头的时候让人想起诡异又柔弱的向日葵。她的脸颊像是挂着两个面团，嘴唇像两根猪肝香肠。她神色安宁，堪比冬夜天空中的满月。即使是在二月份，她胳肢窝那块也湿漉漉的，在裙子上落下大块的深色印迹，身上永远散发着潮湿的汗味。
一九一五年，乔开始在布德里奥的那块空地上为他的妻子建房子，一年后似乎建成了。房子外面漆成白色，里面有十二个角度奇怪的房间。乔·纽沃尔在城堡岩不受欢迎，部分是因为他的钱不是在这里挣的，部分是因为他的前任布德里奥如此友好可亲（虽然是个蠢蛋，这两种描述总让人联想到一起，就好像愚蠢和友好共同进退，忘了这一点就是世界末日了），不过主要是因为他建他那该死的房子时用了外来工人。在安装排水槽和落雨管前不久，装了扇形窗的前门上就被人用黄粉笔画上了春宫图，还配了个单音节的古英语词。
到了一九二〇年，乔·纽沃尔已经很富有了。他名下的三家位于盖茨瀑布的工厂生意火爆，利润价值堪比一场世界大战，哪怕新兴中产阶级的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这三家工厂也能轻松应对。他开始在房子上加建厢房。镇上大部分人都说没必要这样做——毕竟就住他们两个人，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搞法唯一的用处就是让原建筑更丑，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认为原建筑丑出天际了。这新厢房比主屋高一层，俯视着山脊，但其实什么都看不到，因为那会儿，山上全是散乱分布的松树。
盖茨瀑布镇有消息悄悄传来，二人行很快要变成三人行了。这消息最可能来自多丽丝·金杰克罗夫特，她当时是罗伯逊医生手下的护士，所以加建的厢房似乎是一种庆祝。六年天堂般的婚姻生活，四年在弯部的生活，人们只远远看到科拉·伦纳德·纽沃尔穿过自家门庭，或者不时在房外的地里采摘鲜花——番红花、野玫瑰、蕾丝花、黄花杓兰、扁萼花。但在那之后，她终于亢奋起来了。
她从没有在布朗尼店买过东西，而是每周四下午去盖茨中心的姬蒂·科纳商店进行采购。
一九二一年一月，科拉生了一个没有胳膊的怪物，据说那怪物的一个眼窝子里还伸出一只手指分明的小手。毫无章法的宫缩把这小东西无知觉的红脸挤到光下，不到六小时，这孩子就死了。十七个月后，乔·纽沃尔给厢房加了穹顶，那是一九二二年的晚春（缅因州西部没有早春，只有晚春和晚春前的冬季）。他还是在镇外采购，跟比尔·布朗尼·麦基西克的店毫无关联。他也从没有踏足弯部卫理公会教堂的大门。那个从他妻子子宫里出来的畸形婴儿被葬在了纽沃尔一家在盖茨镇住的地方，而不是这里。小小的墓碑上写着：
萨拉·台姆森·塔比莎·弗朗辛·纽沃尔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上帝佑她安眠
在布朗尼的店里，人们谈论着乔·纽沃尔、他的妻子和他的房子。那时候，布朗尼的孩子哈利就站在一旁听。他还没到刮胡子的年纪（虽然衰老早已埋下种子，冬眠着、等待着，说不定还在做梦呢），但已经可以在任何需要他的时候堆放蔬菜，把成堆的土豆拖到路边的货摊上了。人们大部分时候聊的八卦都是房子，说那是对审美的侮辱和视觉的毒害。“但它很上头。”克莱顿·克拉特巴克（约翰的父亲）有时候会这么说。从来没有人对此做出过任何回应。这就是个没有一丝意义的论断……但同时，这也是个明显的事实。如果你站在布朗尼的院子里，或许就只是看着浆果季里最好的那批浆果，迟早你会发现不知何时，自己的眼睛已经转向了山脊上的那座房子，就像三月的暴风雨前夕，风向标转向东北方向那样。你迟早都得看过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人只会在更短的时间内看过去，因为，正如克莱顿·克拉特巴克所说，这地方很上头。
一九二四年，科拉在新厢房和穹顶之间的楼梯上摔倒了，摔断了脖子和背。镇子里流传（估计是从主妇帮手面包坊里传出来的）说她当时赤身裸体。她被葬在了自己畸形短命的女儿旁边。
乔·纽沃尔——现在大多数人认为他绝对有犹太人血统——继续不费吹灰之力地挣着大钱。他在山脊上建了两个小棚和一个谷仓，都通过新厢房和主屋相连。谷仓于一九二七年完工，它的目的几乎马上就显现出来了——乔显然是打算做绅农。他从梅凯尼克瀑布镇的一个家伙那里买了十六头奶牛，又从那家伙那里买了一台崭新的亮闪闪的挤奶机。送货的卡车司机上山前停在布朗尼那儿喝一瓶冰啤酒时，有人朝卡车后头偷瞄，看到了金属章鱼一样的东西。
奶牛和挤奶机就位后，乔从默顿镇雇了一个蠢蛋来照顾这生意。这抠门强势的工厂主怎么做了这么一件事，所有关心他的人都迷惑不解。纽沃尔的脑子正在退化似乎是唯一的解释——而他确实退化了，所有奶牛都死了。
镇卫生官去看奶牛，乔向他出示了一份兽医签署的声明（人们后来说那是盖茨瀑布镇的兽医，而且一说到这个，他们的眉毛就高高挑起），这份声明说这群奶牛死于牛脑膜炎。
“用人话说就是运气不好。”乔说。
“这是个玩笑吗？”
“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没什么问题。”乔说。
“为什么不让那个蠢货闭嘴？”镇卫生官说。他看着下方车道上的傻子，后者正靠在纽沃尔家的信箱上，嘴里在大声嚷嚷着什么，眼泪从他肮脏圆胖的脸上流了下来。他不时后退几步，狠狠打自己一耳光，好像他知道整件事都是他的错。
“他也没问题。”
“在我看来，这里没什么事是没问题的，”镇卫生官说，“至少十六头奶牛都死掉了，四脚朝天地仰躺着，像栅栏柱一样。从这儿我就能看见。”
“很好，这是你能到的最远的地方了。”乔·纽沃尔说。
镇卫生官扔下盖茨瀑布镇兽医的声明，抬起一只靴子在上面跺了跺。他看了看乔·纽沃尔，脸涨得通红，明亮得很，连鼻翼上弯曲凸起的毛细血管都成了紫色。“我要看那些奶牛。实在不行，我会拖走一头。”
“不行。”
“你没权说这话，纽沃尔——我会拿到法庭命令。”
“那咱们就看看你能不能拿到。”
卫生官开车走了。乔看着他。在车道末端，那个蠢蛋继续靠在纽沃尔家的信箱旁，大喊大叫着，身上穿了一条从西尔斯·罗巴克邮购商品目录上买的背带工装裤——上面沾满了牛粪。整个炎热的八月他都那么待着，仰起他那扁平又看似先天愚笨的脸，冲着黄色的天空，用尽力气放声大叫。小加里·保尔森形容他“叫得像头月光下的小牛犊”。
镇卫生官是西罗伊斯山的克莱姆·厄普肖。他本来打算只要自己的“温度调节器”下调一点就放下这事，但布朗尼·麦基西克——支持了他工作（还让他赊了不少啤酒钱）的人，让他别放弃。哈利·麦基西克的爸爸通常不是利用他人的人——除非不得不这样，但他一直想在私产这一点上和乔·纽沃尔掰扯清楚。他想让乔明白，私产很重要，没错，一种美国式的东西，但私产仍是镇子的一部分，而在城堡岩，人们还是相信集体高于个人，即使对那些心血来潮想加建房子就可以加建房子的有钱人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克莱姆·厄普肖去了县政府的所在地拉克里，拿到了法庭命令。
当卫生官去拿法庭命令的时候，一辆大货车经过咆哮着的蠢蛋，朝谷仓开去。当克莱姆带着法庭命令回来时，只剩了一头奶牛，它用那呆滞冷淡的黑眼珠看着他，身上盖着干草和谷糠。克莱姆认为至少这头奶牛确实死于牛脑膜炎。他走之后，大货车又回来拉走了最后一头牛。
一九二八年，乔开始建另一间厢房。就在这时候，聚在布朗尼店的人一致认为他疯了。很聪明，没错，但疯了。本尼·埃利斯说乔挖出了他女儿的一只眼睛，保存在厨房餐桌上的瓶子里，本尼管那瓶子里的东西叫“胡尔马林”，里面还有孩子出生时从另一只眼睛里伸出的那只手上截下来的手指。本尼是恐怖杂志的忠实读者，就是那种在封面上展示裸女被巨型蚂蚁带走或者其他类似噩梦的杂志。很显然，他关于乔·纽沃尔瓶子故事的灵感就来自他读过的恐怖故事。很快整个城堡岩的人——不只是弯部的人——都说本尼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有些人还说乔甚至在瓶子里泡了一些更加不可描述的东西。
一九二八年八月，第二间厢房建好了。过了两个晚上，一辆速度很快的破车尖叫着并颤抖地冲上了乔·纽沃尔家的车道，扔了一只恶臭的生着蛆的大臭鼬在新厢房上。臭鼬落在一扇窗户上方，在窗玻璃上溅出了一摊血，形成像汉字一样的图案。
同年九月，一场火烧了纽沃尔在盖茨瀑布镇王牌工厂的梳理间，造成五万美元的损失。十月，股市崩盘了。十一月，乔·纽沃尔把自己吊死在横梁上，在未竣工新厢房里的其中一间——可能是用来做卧室的那间，新鲜木材的树液味道还很浓烈。克利夫兰·托尔巴特发现了他。托尔巴特是盖茨工厂的经理助理以及乔在华尔街部分风险投资的合伙人（或者是谣传），如今这些投资连一只患了结核病的可卡犬的呕吐物都不值了。镇上的验尸官解剖了尸体，这人正好是克莱姆·厄普肖的弟弟诺贝尔。
十一月的最后一天，乔被葬在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旁。那天天气很冷，很明亮。城堡岩唯一一个参加葬礼的人是阿尔文·科伊——他负责开殡葬车。阿尔文说观礼人中有个长相年轻、身材匀称的女人，穿着皮草外套，戴着黑色钟形女帽。阿尔文坐在布朗尼店里，直接从桶里拿泡菜吃，脸上露出讽刺的笑容，告诉他的狐朋狗友们，她是爵士女郎，如果他真见过一个的话。她一点都不像科拉·伦纳德·纽沃尔家族的人，而且她在祈祷时没有闭眼睛。
加里·保尔森小心翼翼地走进店里，又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下午好。”哈利·麦基西克冷淡地说。
“听说你昨天晚上在格兰奇赢了一只火鸡。”老克拉特边说边准备点烟斗。
“对啊。”加里说。他八十四岁了，跟其他人一样，还记得弯部以前比现在热闹得多的日子。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死在了两场战争中——越南战争前的那两场，这是件让他很难接受的事情。他的第三个儿子，一个好孩子，死在了和制浆木材运输车相撞的车祸中，就在普雷斯克岛附近。当时是一九七三年。不知怎的，这种死亡反而更容易被接受，天知道为什么。这些日子，加里有时候会嘴角流涎，然后他就努力趁口水还没有逃离、沿着下巴流走的当口吸回嘴里，时不时地发出哧溜声。最近几年，他不知道的事情多了去了，但还是知道衰老不是度过生命最后几年的好方法。
“咖啡？”哈利问。
“还是不了。”
伦尼·帕特里奇收回了自己的脚，让老人加里过去。他走到角落，小心翼翼地落到椅子上（这是一九八二年加里自己用藤条编的椅子）坐下。伦尼两年前在一起奇怪的车祸中弄断了肋骨，或许永远都不能恢复如初了。保尔森咂了咂嘴，吸回唾沫星子，粗糙的双手交叠放在手杖顶上，看上去疲惫又枯槁。
“见鬼要下很大的雨了，”他最后说，“痛得不得了。”
“这秋天不好。”保罗·科利斯说。
没人回应。店里充满了火炉散发的热量——这家商店等哈利死了就会关门，甚至可能在此之前就关了，如果他最小的女儿非得这么干。热量充斥着整家店，卷裹住老人们的骨架——至少努力了，或者爬上脏脏的玻璃，玻璃上还贴着朝向院子的老海报，院子里曾经放了一些气泵，直到一九七七年美孚石油公司把它们移走。这些老头子大部分都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这里，去了更赚钱的地方。布朗尼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生意，除了几个本地人和偶尔几个夏天来的游客（他们往往认为像这样的老头，这些七月天里还穿着保暖内衣坐在火炉边的老头相当古怪）。老克拉特总说会有新人来这里，但过去几年，情况变得前所未有地糟糕——整个镇子似乎正在死亡。
“谁正在那死了人的纽沃尔家房顶上建新厢房？”加里问。
他们转头看他。有那么一会儿，老克拉特刚用过的火柴神秘地悬浮在他的烟斗上，梗一点点烧黑，火柴头变灰后卷了起来。最后，老克拉特把火柴熄灭在了斗钵里，开始吞云吐雾。
“新厢房？”哈利问。
“没错。”
一缕蓝色的烟雾从老克拉特的烟斗里飘出，飘过火炉，四散开来，像一张精致的渔网。伦尼·帕特里奇扬起下巴，绷紧脖子上的垂肉，然后从上往下，用手缓缓地摸了摸喉咙，发出一阵干巴巴的刮擦声。
“不是我认识的人。”哈利说。根据他的声调，这指的是任何情况下的每一个人，至少是这块区域内。
“一九八一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买家。”老克拉特说。他说的“他们”指南缅因州纺织公司和南缅因州银行，还指马萨诸塞州的意大利佬。南缅因州纺织公司接管了乔的三家工厂以及乔在山脊上的房子，大概在他自杀后一年，但聚集在布朗尼店火炉边的男人始终认为，那个名字就是个烟幕弹，或者是有时候被叫作法律的东西，就像“她申请了针对他的保护令，如今他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探望，因为法律的限制”。这些人讨厌法律，因为法律影响他们和他们朋友的生活，但每次一想到有些人通过法律来增加其非法所得，他们就激动不已。
南缅因州纺织公司，即南缅因州银行，又名马萨诸塞州意大利佬，长期坐享乔·纽沃尔扭亏为盈的高利润工厂所带来的利益。不过真正让这些成天没事、坐在布朗尼店里消磨时间的老男人感兴趣的是他们怎么着都没办法脱手山脊上的那栋房子。“就像手指上甩不掉的鼻屎，”伦尼·帕特里奇有一次说，所有人都点头同意，“甚至连那些吸食意大利面的鬼佬都摆脱不了那个包袱。”
老克拉特和孙子安迪最近闹矛盾了，起因是乔·纽沃尔那栋丑房子的所有权……但毫无疑问，表面之下潜藏着更多私人问题——几乎总是这样的。某天晚上，爷孙两人——现在都是鳏夫了——在镇上孙子的家里吃了一顿美美的晚饭，饭后他们聊起了纽沃尔的丑房子。
小安迪当时还没有丢掉镇警局的工作，努力（相当任性地）给他爷爷解释，这么多年来，南缅因州纺织公司和纽沃尔的财产没有任何关系，弯部那栋房子的真正主人是南缅因州银行，而这两家公司毫无关系。老约翰告诉安迪，如果他信这鬼话，那他就是个傻子，所有人都知道纺织公司和银行都是马萨诸塞州的意大利佬的幌子，两者的唯一区别就是名字。老克拉特解释说，他们只是把它们明显的关系用厚厚的文件藏了起来，换言之，法律。
小克拉特很恶趣味地笑了。老克拉特脸红起来，把餐巾扔在盘子上，站了起来。笑吧，他说，你笑吧。干吗不笑呢？一个醉汉擅长嘲笑自己不懂的事，更擅长哭自己不知道的事。这话一下子就点着了安迪，他说他喝酒是因为梅利莎，约翰质问他孙子还打算把酗酒归咎到他死去的妻子身上多久。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安迪已经气到脸色发白，让他滚出自己的房子。约翰照办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去过。他也不想去。除了言语不和，他也没法看着安迪和他一样酗酒直到完蛋。
不管是不是推测，有一点不可否认：山脊上的房子已经空置了十一年，从没有人在那儿住过很久，通常是南缅因州银行通过当地的房产中介来卖这房子。
“纽约上城区的人是最不可能买这房子的，对吧？”保罗·科利斯问。他平时说话很少，这一开口，大家都转过头去看他，连加里都看他了。
“是的，”伦尼说，“他们是一对好人。那个男人要把谷仓漆成红色，改成一家古董店，是吧？”
“嗯，”老克拉特说，“后来他们的孩子找到了他们藏着的枪——”
“简直粗心得可怕——”哈利插了一句。
“他死了吗？”伦尼问，“那个男孩？”
没人回答，好像没人知道。然后，终于——几乎是不情不愿地，加里发言了。“没有，”他说，“不过眼睛瞎了。他们搬到了奥本，也可能是利兹。”
“他们挺招人喜欢的，”伦尼说，“我真以为他们能成功呢，但偏偏选了那房子。他们以为别人说那房子晦气都是在开玩笑，就因为他们是外地人。”他若有所思地停了一下，“可能现在想明白些了……不管他们在哪里。”
伦尼想着纽约上城区的人，又或者他们坏掉的感官时，周围一片静默。火炉后面的昏暗中，油汩汩地流着。更远处，一扇百叶窗在躁动的秋风中重重地来回开合。
“那房子又在建新厢房了，没错。”加里说。他说得平静，但很有力，好像有人反驳了他似的。“我从河路上下来的时候看到了，大部分框架已经打好了。那鬼东西看起来得有一百英尺长，三十英尺宽。以前从没注意到。看上去是上好的枫木。这年头，谁还能搞到这样上好的枫木？”
没人回答。没人知道。
最后，保罗·科利斯试探着说：“你肯定不是在想那栋房子吧，加里？你是不是——”
“是不是个屁，”加里说，声音还是很平静，但更有力，“就是纽沃尔的房子，纽沃尔的房子上的新厢房，已经打好框架了，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只要出门看看就行了。”
都这么说了，那就没别的好说了——他们信了。然而，谁也没有冲出去，伸长脖子看纽沃尔的房子上新建的厢房。他们觉得这事很重要，所以不能急。又过了很久——哈利·麦基西克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时间是纸浆木，那他们就都发财了。保罗去软饮柜台（用水降温）要了一杯橙汁。他给了哈利六十美分，后者打开了收银机收钱。当哈利关上机子的时候，他感到店里的气氛悄悄变了。出现了其他的讨论议题。
伦尼·帕特里奇咳嗽起来，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手轻轻地按在胸口上，那里断了的肋骨一直没好利落。他问加里明天什么时候去给达纳·罗伊的葬礼帮忙。
“明天，在戈勒姆。他妻子也葬在那里。”
露西·罗伊死于一九六八年，达纳两天前死于肠癌。他生前是美国石膏公司（这些老头惯常叫这家公司“石头”，不含偏见成分）在盖茨瀑布镇的电工，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他一生都住在城堡岩，喜欢说自己这八十年里只出过缅因州三次：一次去康涅狄格州看阿姨；一次到芬威公园看波士顿红袜队比赛（“他们输了，这群废物。”他说到这里总要加一句）；一次到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参加电工大会。“真他妈浪费时间，”他总是这么说大会，“就是酒和女人，那些女人压根不值得看，更别说酒了。”他是这男人帮里的一分子，如今他死了，剩下的人感到既悲伤又高兴，真是古怪又矛盾的感情。
“他动手术取出了四英尺的肠子，一点作用也没有。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了。”加里告诉大家。
“他认识乔·纽沃尔，”伦尼突然说，“当年他爸去给乔布线的时候他也在那儿——不到六岁，或是不到八岁，我猜。我记得他说乔有一次给了他一根棒棒糖，不过他坐他爸爸的卡车回家的时候把糖扔了。说吃起来酸酸的，很怪。后来，乔所有的工厂又开工之后——应该是三十年代末，他负责重装电路。你记得吧，哈利？”
“没错。”
话题绕了一圈，又从达纳·罗伊回到了乔·纽沃尔。老头子们静静坐着，搜肠刮肚地回忆和两人有关的奇闻逸事。后来老克拉特开口了，他说了个耸人听闻的事。
“当时厢房上的那个死臭鼬是达纳·罗伊的大哥威尔干的。我几乎可以肯定是他。”
“威尔？”伦尼挑起了眉毛，“威尔·罗伊是个很稳重的人，不会干这事，我感觉。”
加里·保尔森很平静地说：“嗯，是威尔。”
大家都转头看他。
“而且那天是乔的老婆给了达纳糖，”加里说，“是科拉，不是乔。那会儿，达纳不是六岁，也不是八岁。死臭鼬事件差不多发生在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会儿科拉已经死了。给糖的事达纳可能记得一点，但他应该不超过两岁。那是一九一六年左右，因为就是在那一年，埃迪·罗伊给房子布了电线。后来他就再也没去过。弗兰克——他们家第二个孩子，死了有十年，或是十二年了吧，当时可能是六岁或八岁。弗兰克看到了科拉对达纳干的事，这点我还是知道的，但我不知道达纳什么时候告诉了威尔。这不重要。最后威尔决定干点什么。当时科拉已经死了，所以他就把气出在乔为她修建的房子上。”
“后面这部分不重要。她对达纳做了什么？我好奇的是这个。”哈利着迷地说。
加里平静又审慎地说：“有天晚上，弗兰克喝了点酒，跟我说，那个女人一只手给了达纳糖，另一只手摸进了他的尿布。就当着达纳哥哥的面。”
“不会吧！”老克拉特说，不由自主地吃了一惊。
加里什么也没说，只用自己泛黄浑浊的眼睛看着他。
又是一阵静默，只听得见风声和百叶窗撞击的声音。舞台上的孩子已经带着消防车去了别的地方，这毫无深度的下午还在继续着。屋里的光线就像安德鲁·怀斯
的画，苍白沉寂，充满了虚无感。大地已经放弃了自己贫瘠的收获，徒劳地等着初雪降临。
加里想跟大家说说坎伯兰纪念医院病房里的达纳·罗伊。他躺在病床上等死，鼻子周围有一圈黑鼻涕，都结块了，闻起来像一条暴晒在太阳下的鱼。他想告诉大家医院里冷冰冰的蓝地砖和头发扎成小圆髻的护士。这些护士大部分都是年轻小姑娘，两腿漂亮，胸部坚挺，丝毫不知道一九二三年的真实，和困扰这些老男人骨头的病痛一样真实。他觉得自己想谈一谈世道的邪恶，甚至可能是某些场景下的邪恶，然后解释一下为什么城堡岩如今是一颗坏到终于要掉的烂牙。最重要的是，他想告诉大家达纳·罗伊听上去仿佛胸口被塞满了干草，不得不通过这堆阻塞物呼吸，而他看起来仿佛已经开始腐烂了。但他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只能默默吸口水。
“没人那么喜欢乔，”老克拉特说，然后他的脸突然亮了起来，“但是天哪，他也上头！”
其他人没有回应。
十九天后，也就是初雪覆盖贫瘠土地的前一周，加里·保尔森出人意料地做了一个梦……事实上，这个梦大部分是回忆。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四日，十三岁的加里·马丁·保尔森开着他爸爸的农用卡车经过纽沃尔小屋时，碰巧看到科拉·纽沃尔从车道末端的信箱旁转过身来，一手拿着报纸。看到加里，她用空着的手抓住了自己家居服的裙摆，整个撩起裙子。她没有笑。那银盘似的大脸苍白无神。她只是一本正经地看着他，然后在他经过时转过屁股，对着他震惊的脸。
从那以后，他跟很多女人上过床。第一个女人是萨莉·维莱特，那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庭桥下。然而每次快要结束的时候——每一次，他都看到了科拉·纽沃尔：看到她在炎热的青铜色天空下站在信箱旁，看到她撩起裙子，露出圆滚滚的奶油色肚子。只要一想起来（做爱的时候是不受控制地想起）就让他发狂的是科拉朝他扭动屁股的方式，再配上她毫无表情的脸（如此空白，看起来更像白痴），她就是每个初经人事的年轻男人对性的有限理解和欲望的总和——一种压抑、渴望的黑暗，伊甸园里发光的科拉粉。
从此，他的性生活就被那次经历限定了。但他从来不曾提起，虽然喝酒后，他不止一次地想要倾诉。他封存了这次经历。这个梦让他近九年来第一次勃起，也让他小脑里的一根小血管破裂，形成血块，悄无声息地夺走了他的生命，很贴心地免了他四周，甚至四个月的瘫痪折磨，也免去了他胳膊上的软管以及各种导管，还有头发扎成小髻、胸部坚挺的安静的护士们。他死在睡梦中。残梦就像昏暗房间里关掉的电视机上残留的影像那样很快消逝了。如果他的好友能听到他的遗言（说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不过还是够清楚），一定会感到很困惑。他说：“月亮！”
他下葬后的第二天，纽沃尔的小屋上的新厢房开始建新的穹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