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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是适合冷食的菜肴。
——西班牙谚语
我等待、观察了七年。我看着他——多兰——来来去去。我看着他穿着燕尾服走进高档餐厅，总是挽着不同的女人，前后各跟着一个保镖。我看着他的头发从铁灰色变成时髦的银色，而我自己的头发却在不停地掉，直到秃了。我看着他离开拉斯维加斯，定期前往西海岸进行朝圣之旅，又看着他回来。有那么两三次，我在支路上看着他的帝威轿车
——和他的头发同色——在去往洛杉矶方向的71号公路上飞驰而过。也有少数几次，我看着他离开他在好莱坞山的住宅，坐着同一辆灰色凯迪拉克返回拉斯维加斯——不过不常有。我是一名学校老师。老师和奢靡的恶棍没有同等的移动自由，这就是生活的经济现实。
他不知道我在观察他——我从来没有离他近到让他知道。我很小心。
他杀了我的妻子，或者说导致了她的死亡；不管怎么说，结果是一样的。你想知道细节吗？我不会告诉你的。如果你真想知道，就去查往期的报纸。她的名字是伊丽莎白，和我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我如今还在那里教书。她教一年级。孩子们很爱她，我想有些人可能还没忘了这份爱，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是青少年了。我爱过她，现在也还爱着她。她不美，但漂亮。她安安静静，但也能开怀大笑。我梦到她，梦到她那淡褐色的眼睛。我生命中从来没有别的女人，也永远不会再有。
他——多兰，逃跑了。这就是你所需要知道的全部。伊丽莎白就在那儿，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看到了他逃跑。她去找警察，被送到联邦调查局，受到质询，她说好，她愿意做证。他们保证会保护她的安全，但后来要么是他们自己溜了，要么是他们低估了多兰，也可能是两者兼有。无论是什么，一天晚上，她上了自己的车，装在发动机上的炸药让我成了鳏夫。他——多兰，让我成了鳏夫。
没有证人做证，他被无罪释放。
他回到了他的世界，我回到了我的世界。他住在拉斯维加斯的顶层豪华公寓，我住在空荡荡的小区房里。他有络绎不绝、穿红戴绿的美女，我只有寂静。他有灰色凯迪拉克，这些年来换了四辆，我只有一辆老旧的别克里维埃拉。他的头发染成了银色，而我直接秃了。
但是我一直观察着。
我小心翼翼——哦，是的！非常小心。我知道他是什么，知道他能做出什么。我知道他会像踩虫子那样踩住我，只要他看到或者感觉到我打算对他做的事，所以我很小心。
三年前的暑假，我跟着他（谨慎起见，保持一定的距离）到了洛杉矶，他常去那儿。他待在自己的豪华公寓里开派对（我在街尾安全的阴影处看着人们来去，不时有警车巡逻，那会儿我就躲起来），我待在一个廉价的宾馆里，那儿总有人大声放收音机，路对面“无上装”酒吧的霓虹灯在房间的窗上闪烁。那些晚上，我睡着后梦到伊丽莎白褐色的眼睛，梦到这些事都没有发生，有时候醒来时，脸上还带着干涸的泪痕。
我几乎要失去希望了。
你看，他被保护得太好了，实在是太好了。他去哪儿都跟着那两个全副武装的“大猩猩”，而那辆凯迪拉克覆盖了一层防弹钢板。那车大大的子午线轮胎是自密封的，这种轮胎深受一些动乱小国的独裁者喜爱。
然后，就在上次，我想出了怎么才能做到这件事——被狠狠吓了一跳之后才想出来的。
我跟着他回拉斯维加斯，至少保持着一英里
的距离，有时候两英里，有时候三英里。我们穿越沙漠，朝东行驶，他的车有时看上去就是地平线上的一道阳光。我想起了伊丽莎白，想起了阳光照在她头发上的样子。
当时，我远远落在后面。因为是工作日，71号公路上车很少。这种情况下，跟踪变得很危险——即使是学校老师也知道这一点。我经过一个橘黄色的警示牌，上面写着：前方五英里绕道
。然后我就离多兰的车更远了一点。车辆在沙漠上绕道时速度慢得像在爬行，我不想冒险出现在灰色凯迪拉克后面，因为那辆车的驾驶员正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到一条满是车辙的二级公路上。
下一个警示牌上写着：前方三英里绕道。下面还写着：前方爆破区，请关闭无线对讲机。
我开始思考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在影片中，一伙持枪抢劫犯通过放置错误的绕行警示牌，诱使一辆装甲运钞车进了沙漠。一旦司机上钩，在荒无人烟的土路上关掉了无线对讲机（沙漠里有上千条这样的路，包括放羊路、牧场路，还有不知道通往何处的古老的政府路），歹徒们就移走警示牌，确保装甲车被隔离，然后将它团团围住，直到保镖们下车。
他们杀了保镖。
我记得这个情节。
他们杀了保镖。
我到了岔口，上了绕行道。路况和我想象中一样差——尘土飞扬、双车道、路面坑坑洼洼，害得我的老别克不断弹跳、嘎吱作响。这辆别克需要新的减震器了，但颠簸有时候是一个学校老师得忍受的东西，即使他是一个没有孩子、除了复仇没有其他爱好的鳏夫。
别克在路上颠簸着前行时，我突然想到一个主意。下次多兰的凯迪拉克从拉斯维加斯回洛杉矶或者从洛杉矶去拉斯维加斯时，我不跟在它后面，恰恰相反，我要超过它——走在它前面。我要搞一个电影里那样假的绕行道，把多兰的车诱骗到拉斯维加斯西部的荒原里，那里安安静静，群山环绕。然后我再拿走警示牌，正如歹徒们在电影里做的那样……
我猛然跳回了现实。多兰的凯迪拉克在我前面，就在正前方，它停到了土路边。其中一个轮胎，不管是不是自密封的，瘪了。不，不仅仅是瘪了，是直接爆了，有一半脱离了轮毂。事故原因很可能是硬质土层里嵌着的一块尖利的楔形石块，有点像小型的坦克陷阱。其中一个保镖正在前轮下操作千斤顶。另一个是长着猪脸的怪物，头上汗水淋漓，站在多兰身边保护着他。即使是在沙漠里，你看，他们也不给别人留任何机会。
多兰站在一边，身形瘦削，穿着开领衬衫和深色宽松裤子，沙漠里的微风吹得他的银发飘在头顶。他抽着烟，看着两个保镖，仿佛置身别处，在一家饭店、舞厅，又或者一个客厅里。
透过我这辆车的前风挡玻璃，他的眼神和我的交会了，然后他转开了视线，完全没有认出我，但他曾在七年前见过我一次（当时我还有头发！）——在预审听证会上，我就坐在我妻子身边。
追上凯迪拉克的恐惧完全被愤怒取代了。
我幻想着靠过去，摇下车窗大喊：你怎么敢忘了我？你怎么敢忽略我？哦，可是这么做就成疯子了。他忘了我很好，他忽略我也没关系。做一只躲在护墙板后面啃噬电线的老鼠更好。做一只藏在高高屋檐下织网的蜘蛛更好。
那个因鼓捣千斤顶而大汗淋漓的人向我招手示意，不过多兰可不是唯一有能力忽略别人的人。我冷漠地看着挥手那人的身后，心里祈祷他得个心脏病或中个风，最好是并行不悖。我继续向前开，但头一跳一跳地抽痛，有那么一会儿，地平线上的群山似乎翻倍了，甚至变成了三倍。
我想：要是我有一把枪！要是我有一把枪，我就可以立刻了结他那腐朽、悲惨的生命。要是我有一把枪！
开了几英里后，某个想法脱颖而出，占了上风。如果我有一把枪，我唯一确信的事情是我会害自己被杀死。如果我有一把枪，我会在那个鼓捣千斤顶的男人招手时靠边停下，下车，然后疯狂地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扫射。我可能会伤到别人。我会被杀死，埋到浅坟中，而多兰则继续有美女相伴，坐着他银色的凯迪拉克往返拉斯维加斯和洛杉矶。沙漠里的动物挖出我的遗骸，在冰冷的月光下为争夺骨头大打出手。对伊丽莎白来说，根本就没有复仇——一点也没有。
陪多兰一起出行的人是经过训练的杀手。我是经过训练的三年级老师。
我回到高速公路上，经过一块橘黄色的警示牌“施工路段结束，内华达州感谢您！”时提醒自己：这不是在拍电影。如果我真的混淆了现实和电影，以为一个秃顶、近视的三年级老师能在除自己白日梦以外的地方成为肮脏的哈里
，那么就永远不会有什么复仇了，永远。
会有复仇吗？会有吗？
搞一个假的绕行道的想法和跳出老别克拿枪向那三个人扫射的想法一样浪漫又不现实——我在十六岁后就没有开过枪，而且从来没有开过手枪。
没有同伙，做成这样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我看过的那部很浪漫的电影里，也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那个团体有八九个人，分成了两组，用无线对讲机保持相互间的联络。甚至专门有人开着小飞机在高速公路上空盘旋，确保装甲车在靠近既定位置的时候处于一个相对孤立的环境中。
毫无疑问，这样的情节是由一个肥头大耳的编剧幻想出来的，他坐在自家泳池旁，一手拿着椰林飘香鸡尾酒，一手拿着一支新派通笔，在埃德加·华莱士
的帮助下创作着。即使是这样一个人，也需要一支小军队来执行他的想法。而我只有一个人。
不会成功的。这只是一道短暂的虚幻微光，就像过去几年里我所拥有的其他希望那样：我可以在多兰的空调里释放有毒气体，或者在他洛杉矶的家里放置炸弹，又或者得到什么真正致命的武器——比如说，一个反坦克火箭筒——让他那辆该死的银色凯迪拉克在71号公路上向东开往拉斯维加斯或向西开往洛杉矶时变成一团火球。
最好忘了那个想法。
但忘不了。
让他落单，脑海里替伊丽莎白说话的那个声音不停地低语，像经验丰富的牧羊犬在主人的命令下让一只母羊落单那样。用绕行道骗他进荒野，然后杀了他。杀了他们所有人。
成不了的。如果我只能认可一个事实，那么我至少会认可一个活了那么久的人，一定有着小心打磨出的生存感——可能磨炼到了一种偏执的地步。他和他的保镖们肯定一眼就能看穿绕行道的骗局。
今天他们进绕行车道了，替伊丽莎白说话的那个声音说，甚至没有犹豫一下，就像玛丽的小羊羔那样进了绕行车道。
但是我知道——是的，不知怎么的，我就是知道！——像多兰那样的人，比起人更像狼的人，发展出了一种嗅出危险信号的第六感。我可以去道路部门的库房里偷真的绕道警示牌，放到所有该放的地方；我甚至可以放上闪着橙色荧光的交通锥和一些烟熏炉。我可以做所有这些，但多兰还是能闻到穿着舞台服的我手心里因为紧张而冒出的汗所散发出的味道。透过他的防弹窗就能闻到。他会闭上眼睛，在内心深处——那蛇窟般的心，听到伊丽莎白的名字。
替伊丽莎白说话的声音沉默了，我以为它今天终于放弃了。然而，当拉斯维加斯真正出现在眼前——蓝色、朦胧，摇曳在沙漠遥远的边缘处时，它又开口了。
那么不要用假的绕行车道骗他，它悄声说，用真的绕行车道愚弄他。
我一个急转弯，把别克靠向路肩，然后双脚踩住刹车，颤抖着停了下来。在后视镜里，我看到了自己瞪大的、惊惶的眼睛。
脑海里的那个声音开始大笑，这笑声野蛮、疯狂。过了一会儿，我也跟着一起大笑。
我加入了第九街健身俱乐部，其他老师对此嘲笑不已。有一个人想知道是不是有人侮辱了我。我和他们一起哈哈大笑。人们不会对我这样的人起疑，只要我跟着他们一起大笑。为什么不笑呢？我的妻子死了七年了，对吧？她仅仅是棺材里的尘埃、毛发和一点骨头了！所以我为什么不笑呢？只有当我这样的人不笑的时候，人们才会想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和他们一起大笑，虽然整个秋冬，我的肌肉都酸痛无比。我放声大笑，即使我经常感到饥饿——自助餐不拿第二盘，晚上不吃夜宵，不喝啤酒，餐前不喝金汤力，但吃很多红肉、蔬菜、蔬菜和蔬菜。
我给自己买了一台鹦鹉螺健身器当圣诞礼物。
不——不完全是这样。是伊丽莎白给我买了一台鹦鹉螺健身器当圣诞礼物。
我减少了观察多兰的次数，忙着健身，减啤酒肚，锻炼手臂、胸部和腿部肌肉。但是有好几次，我感觉自己难以继续，仿佛重获身体健康之类的事情是不可能的，仿佛我离了第二盘自助餐、咖啡蛋糕和不时放到咖啡里的甜奶油就活不下去。每当这种感觉袭来，我就把车停到多兰最爱的一家餐厅对面，或者进入他喜爱的一家夜店等他出现，看着他从雾灰色的凯迪拉克上下来，挽着一个自大的金发冰山美女或一个笑声不断的红发女郎，或者一边一个。他就在那里，那个杀了我的伊丽莎白的男人；他就在那里，穿着毕坚牌的正式衬衫，神采奕奕，手腕上的金色劳力士在夜店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每次感到疲劳沮丧的时候，我就去看多兰，就像一个饥渴难耐的人有可能在沙漠中找到绿洲一样。我喝下他的毒液，然后重新恢复活力。
从二月开始，我每天跑步。其他老师嘲笑我的秃头，它不断地掉皮、变成粉红色，不管我抹多少防晒霜都没用。我就和他们一起笑，好像自己在跑完后没有差点晕倒两次，腿部肌肉没有刀刺般的持续痉挛。
夏天到来的时候，我向内华达州高速公路部门申请了一份工作。市政就业处在我的申请表上盖了临时批准章，让我跟着一个叫哈维·布洛克尔的领班干活。布洛克尔很高，几乎被内华达州的太阳晒成了黑色。他穿着牛仔裤、布满灰尘的工作靴和一件剪掉袖子的蓝色T恤。T恤上写着“态度恶劣”。他皮肤下的肌肉鼓鼓囊囊，块大又结实。他看了看我的申请表，又看了看我，然后就笑了。申请表被卷了起来，握在他硕大的拳头里，看起来非常可怜。
“你在开玩笑吧，朋友。我是说，你肯定是在开玩笑。我们说的可是沙漠里的烈日和高温啊——可不是那些雅皮士
的晒黑沙龙什么的垃圾。现实生活中你是干什么的，老弟？一名会计？”
“老师，”我说，“教三年级。”
“哦，亲爱的，”他说，又笑了起来，“从我眼前滚开，好吗？”
我有一块怀表，是我曾祖父传下来的，他曾在那条伟大的横贯大陆铁路的最后一段修建工作。根据家族传说，那根金色道钉
被钉下时他就在场。我拿出怀表，抓着表链子在布洛克尔眼前晃动。
“看到了吗？”我说，“值六百或七百美元。”
“这是贿赂吗？”布洛克尔又笑了，他是个老笑鬼，“兄弟，我听说过有人和魔鬼做交易，但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想把自己贿赂进地狱的人。”现在，他带着类似同情的眼光看了看我。“你可能以为自己明白要做什么，但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七月份，印第安斯普林斯西部的温度会升到一百一十七华氏度
，能把强壮的男人热哭，而你根本都不强壮，老弟。不用你脱衣服，我都知道你身上也就一点雅皮士在健身房里练出来的肌肉，在沙漠里这可什么用都没有。”
我说：“到你觉得我确实没用的那天，我自己会离开。你拿着这表吧。就这么着了。”
“你就是个该死的骗子。”
我看着他，和他对视了一会儿。
“你不是骗子。”他带着惊叹的语气说。
“不是。”
“你能把表交给廷克保管吗？”他朝一个体形巨大的黑人翘了翘拇指，那个黑人坐在附近一台推土机的驾驶室里，身上穿着扎染衬衫，一边吃着麦当劳的水果派，一边听着我们说话。
“他可靠吗？”
“你简直烦死人了。”
“那就让他保管怀表，直到你让我滚蛋，或者九月份我回学校。”
“我需要干点什么呢？”
我指了指他拳头里握着的申请表。“签了它，”我说，“那就是你需要干的。”
“你真是个疯子。”
我想起了多兰，想起了伊丽莎白，什么也没说。
“你要从最苦的活开始干，”布洛克尔警告说，“从卡车上铲下热土块，填进路坑里。不是因为我想要你那破表——虽然我确实很乐意收了它，而是每个人都从这活开始。”
“没问题。”
“希望你理解，老弟。”
“我理解。”
“不，”布洛克尔说，“你不理解。不过你马上会理解的。”
他是对的。
一开始那几周发生的事情，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了——就只有铲下热土块，填进路坑里，然后垂头跟着卡车走到下一个路坑边。有时候我们在赌场聚集的市区干活，我能听到赌场里传出的中彩票头奖的铃声。时不时地，我觉得铃声就在我脑海中响起。我抬起头，看到哈维·布洛克尔正以奇怪又同情的眼神看我，他的脸在烘烤着道路的热气中发着光。有时候我看向廷克，他推土机的驾驶室外罩着帆布遮阳伞，他就坐在伞下，每次都拿出我曾祖父的怀表，抓着链子摇晃，让表盘反射出太阳光。
最大的挑战是不要晕倒，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保持意识清醒。整个六月我都坚持了下来，还有七月的第一周。终于，某天午饭时，我正用一只颤巍巍的手吃三明治，布洛克尔坐到了我身边。有时候我的手会不停颤抖，直到晚上十点。是因为热气。不是颤抖就是晕倒，但不知怎的，我一想起多兰，就止不住地颤抖。
“你还是不强壮呀，老弟。”他说。
“是，”我说，“不过就像人们说的，得看我开始时是什么样。”
“我一直期待着能看到你在路基上晕倒，然而你坚持着没晕倒。不过你会的。”
“不，我不会。”
“不，你会的。如果你继续拿着铲子跟在卡车后面，你会的。”
“不。”
“夏天最热的时候还没到呢，老弟。廷克说那是烤盘天。”
“我会熬过去的。”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东西，是我曾祖父的表。他把表扔到我腿上。“拿走这破玩意，”他嫌恶地说，“我不要。”
“你和我做了一笔交易。”
“我取消这笔交易。”
“如果你炒我鱿鱼，我就去申请仲裁，”我说，“你签了我的申请表，你——”
“我不是要炒你鱿鱼，”他说，扭头看向别处，“我打算让廷克教你开前端装载机。”
我看了他很久，不知道说什么。凉爽舒适的三年级教室从来没有变得如此遥远……然而我还是完全不知道布洛克尔那样的人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他既欣赏我又看不起我，但一点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同时有这两种看法。你不需要关心这个，亲爱的，伊丽莎白的声音突然在我脑海里响起，多兰才是你的事。记住多兰。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最后问道。
他把视线移回我身上，我看到他既愤怒又觉得好笑。不过怒气是主要情绪，我想。“你有什么毛病吗，老弟？你当我是什么人？”
“我不——”
“你以为我为了那块破表想要杀了你？你是这样想的吗？”
“对不起。”
“是啊，你就是个悲剧。我见过的最可悲的浑蛋。”
我收起了曾祖父的怀表。
“你永远都不会变强壮的，老弟。有些人和植物在太阳下能挺住，有些会枯萎、死亡。你在死亡。你知道你在死亡，但不愿意移到阴影里。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整这破事？”
“我有自己的理由。”
“嗯，我相信你有。保佑那些挡你道的人。”
他起身走开了。
廷克走了过来，咧嘴笑着。
“你觉得自己能学会开前端装载机？”
“我觉得能。”我说。
“我也这么觉得，”他说，“那个老傻瓜喜欢你——他只是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看出来了。”
廷克笑了。“你是个硬骨头的浑蛋，对吗？”
“我希望是。”我说。
夏天剩下的日子里，我都在开前端装载机。秋天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和廷克一样黑了，同事们不再嘲笑我。有时候他们在我经过后用眼角的余光看我，但不再大笑了。
“我有自己的理由。”我是这么告诉他的，而我确实有自己的理由。我并不是一时兴起，在那地狱里待了一个夏天。要知道，我必须有良好的身体状况。为给一个男人或女人挖坟做准备可能不需要如此极端的行为，但我想的不只是一个男人或女人。
我打算埋的是那辆该死的凯迪拉克。
到第二年四月，我已经进了州高速公路委员会的邮寄名单，每月收到一份叫《内华达路标》的快报。我略读大部分内容——基本都是关于悬而未决的道路改善法案、道路施工设备交易、州立法机构对沙丘控制和新型抗侵蚀技术的立法。我感兴趣的东西总是在最后一页或最后两页。这一部分被简单地称为日历，列出了下个月道路施工的日期和地点。我尤其对后面写着“RPAV”四个缩写字母的日期和地点感兴趣，这四个字母代表重新铺设，我在哈维·布洛克尔手下干活的经历告诉我这是最常需要绕道的道路施工。但不是每次——确实不是。关闭一段路绝不是公路委员会会采取的措施，除非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想，迟早，那四个字母将拼出多兰的末路。虽然只有四个字母，可我梦到过很多次：RPAV。
并不是说事情简单，或者很快——我知道我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年，而与此同时，或许会有其他人杀了多兰。他是一个罪恶的人，罪恶的人活得很危险。四个分散的关联矢量必须集中到一起，就像罕见的行星联结那样：多兰出行，我放假，一个全国性假期，一个三天的周末。
可能要好几年，也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但是我感到一种安详——一种这件事会发生的笃定，一种机会到来时我将有备无患的笃定。终于，机会来了。不是那年夏天，不是那年秋天，也不是第二年春天，而是去年六月，我打开《内华达路标》时在日历上看到了这个：
7月1日—7月22日（暂定）：
71号公路440—472路段（西向）RPAV
我颤抖着双手，把桌上的日历翻到七月，看到七月四日
是周一。
这样就集齐了四个矢量中的三个，毫无疑问，在一项如此大规模的道路施工工程里，中间某个地方肯定会绕道。
但是多兰……多兰怎么办？这第四个矢量怎么办？
我记忆中此前他有三次在七月四日那周去了洛杉矶——那周是拉斯维加斯少数的慢节奏的周之一，有三次去了其他地方——一次纽约，一次迈阿密，一次遥远的伦敦，还有一次就待在拉斯维加斯，哪儿也没去。
如果他去了……
我有办法知道地点吗？
我花了很长时间、很多精力思考这个问题，但不断被两个画面打断。在第一个画面里，我看到黄昏时分，多兰的凯迪拉克在71号公路上向西朝着洛杉矶疾驰，车后投下长长的影子。我看到它经过“前方绕道”的一系列警示牌，其中最后一个牌子上警告使用民用无线电的车辆关闭相关设备。我看到凯迪拉克经过空置的道路施工设备——推土机、平地机、前端装载机。空置不只是因为过了工作时间而无人操作，还因为那是周末，一个三天的周末。
在第二个画面里，所有东西都和第一个画面一样，除了绕道警示牌不见了。
它们不见了，因为我拿走了。
学校放假前的最后一天，我突然想到了怎么找出多兰要去的地方。当时我差点就要睡过去了，完全没想着多兰或者学校，然后我突然惊坐起来，打翻了放在桌子边缘的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一些漂亮的沙漠之花，是学生送我的放假礼物），花瓶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几个也在打盹的学生也一下惊坐起来。大概是我脸上的表情吓到了其中一个，有个叫蒂莫西·乌里希的小男孩大哭起来，我不得不安抚他。
床单，我一边想，一边安抚蒂米
。床单、枕头、床上用品、银器、地毯、地板。所有东西都得这样。他要所有东西都得这样。
当然如此。让东西刚好这样是多兰的一部分，就像他的凯迪拉克是他的一部分一样。
我笑了起来，蒂米·乌里希回了我一个微笑，不过我并不是冲着蒂米笑。
我是冲着伊丽莎白笑。
那年，学校放假是在六月十日。十二天后我飞去了洛杉矶。我租了一辆车，住进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之前办其他事情时也住过几次。接下来的三天，每一天我都开车去好莱坞山，监视多兰的房子。不能持续监视，这样会被注意到。有钱人会雇专门的人盯住闯入者，因为大部分时候他们会很危险。
比如我。
一开始什么异常都没有。房子没有被木条封起来，草坪也修剪得体——但愿不会如此！泳池里的水清澈无比，而且加了氯消毒。但同时，那里有一种空荡荡的、无人使用的感觉——遮阳篷被搭起来阻挡夏天的日头，中央回车场上没有车，没有人用泳池，虽然一个扎马尾的年轻男人每隔一天就在早上清理一次。
我相信这次行动毫无价值，但我还是留了下来，期待最后一个矢量的到来。
六月二十九日，当我差点又给自己派了一年任务——观察、等待、锻炼，以及给哈维·布洛克尔开一整个夏天的前端装载机（前提是他还愿意用我），一辆写着“洛杉矶保安服务”的蓝色汽车停到了多兰家门口。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下了车，用钥匙打开了门。他把车开进院子，停到角落里。几分钟后，他走了出来，关门上锁。
这至少打破了惯例。我感到了微弱的希望。
我开车离开，逼着自己在外面待了差不多两小时才回来，这次停到了街头，而不是街尾。十五分钟后，一辆蓝色货车开到了多兰家门前，车身上写着“大乔保洁服务”。我的心在胸腔里狂跳起来。我一直看着后视镜，我记得自己的手紧紧握住了租来的车的方向盘。
四个女人下了货车，两个白人，一个黑人，一个墨西哥裔美国人。她们穿着白衣服，像服务员，不过她们当然不是服务员，她们是保洁员。
其中一个按了门铃，保安开了门。这五个人一起说说笑笑。保安试图拍其中一个女人的屁股，结果他的手被她笑着拍开了。
一个女人回了货车，把车开进回车场。剩下的人一边走进院子，一边互相交谈。保安再次关门上锁。
我脸上汗如雨下，感觉像是在淌油，而胸腔里像是在擂鼓。
后视镜里看不见他们了。我冒了个险，环顾四周。
我看到货车的后门大开着。
一人拿着一叠整齐的床单，一人拿着毛巾，一人拿着两个吸尘器。
她们一起走到门前，保安让她们进了屋。
我开车走了，浑身颤抖，几乎握不住方向盘。
他们在打扫房子。他就要来了。
多兰并不是每年都换凯迪拉克，甚至也不是每两年——那年六月结束时，他开的那辆灰色帝威就有三年了。我精确地知道它的尺寸。我曾给通用汽车公司写信要它的尺寸，假装自己是一名研究者。他们给我寄了一份操作手册和当年车型的规格表，甚至还寄回了我附上的贴了邮票、写了姓名和地址的信封。显然，大公司总是保持它们的礼仪，即使是在亏损的情况下。
我拿着三个数据——那款凯迪拉克的最大宽度、高度和长度——去找了一个在拉斯维加斯高中教数学的朋友。我想我告诉过你，我一直都在准备着，而且不全是身体上的准备。毫无疑问，大部分都不是。
我以纯粹假设的名义提出了我的问题。我说我想写一个科幻故事，想让数据完全正确。我甚至编造了一些合情合理的情节片段——我的创造力着实惊到了自己。
朋友想知道我这辆外星人侦察车打算开多快。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到，所以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影响。
“当然有影响，”他说，“影响大了。如果你想让故事里的侦察车直直掉进你的陷阱里，那么陷阱就必须刚好是某个大小。你现在给我的数据是十七英尺宽，五英尺深。”
我正要张嘴说那不完全对时，他抬起手阻止了我。
“这只是个大概，”他说，“这样更容易计算弧度。”
“什么？”
“坡道弧度。”他说。我冷静了下来。这个表达是一个耽于复仇的男人会爱上的表达，听起来带有黑暗而平稳的凶兆气息。坡道弧度。
我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按着凯迪拉克的大小挖了坟墓，这车就能进坟墓。是这个朋友让我明白在这个坟墓成为坟墓之前，它得先成为一个陷阱。
形状本身很重要，他说。我之前设想的狭长沟渠可能没用——事实上，它失败的概率比成功的概率还大。“如果车辆没有精确撞上沟的进口端，”他说，“那么它可能根本就不会进到沟里。只会以某个角度滑行一段，车停了之后，所有外星人就会从车门爬出，杀了你的英雄们。”他还说成功的方法是扩大进口端，让整个工事的形状看上去像漏斗一样。
然后还有速度的问题。
如果多兰的凯迪拉克开太快，而洞太短，那么这车就会飞过沟渠，飞到中途下沉一点，之后车身或轮胎会碰到另一端的洞沿。它会整个翻过来——但完全不会落进洞里。另一方面，如果凯迪拉克开太慢，而洞太长，那么这车就是车头，而不是车轮着地，这也不行。你不能活埋一个腿翘在外面的人，同样也不能活埋一辆后备厢的最后两英尺和后保险杠都翘在外面的凯迪拉克。
“所以你的侦察车要开多快呢？”
我快速计算了一下。在畅通的高速公路上，多兰的司机把时速保持在六十到六十五之间。在我计划搞事的地方，他可能会开得慢一点。我可以拿走绕道警示牌，但没法藏起筑路机械，也没法清除所有的施工痕迹。
“大约二十卢尔
。”我说。
他笑了。“请翻译一下？”
“大约每小时五十英里。”
“啊哈。”他立刻用计算尺投入计算，我在旁边坐着，眼神明亮，脸上带着笑容，想着那个完美的表达：坡道弧度。
他很快就抬起了头。“你知道，”他说，“你或许可以考虑一下改变车辆的尺寸，朋友。”
“哦？为什么这么说？”
“对一辆侦察车来说，十七乘以五的尺寸实在是太大了，”他笑了，“这非常接近林肯马克四代轿车的大小。”
我也跟着笑了。我们一起笑了。
看到女人们拿着床单和毛巾进屋后，我飞回了拉斯维加斯。
我打开自己家的门，进了客厅，拿起电话。我的手微微颤抖着。整整九年，我一直等待着、观察着，像屋檐下的一只蜘蛛，像壁板后的一只老鼠。我尽量不给多兰一丝一毫的线索，不让他感知到伊丽莎白的丈夫仍对他有兴趣——那天在回拉斯维加斯的路上，我经过他那辆坏了的凯迪拉克时，他投在我身上的眼神空荡荡的，虽然当时我对此非常生气，但那就是我这么多年努力的成果。
现在我需要冒一次险了。我不得不冒这个险，因为我无法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而知道多兰是否会来，以及什么时候让绕道警示牌暂时消失极为重要。
在回家的飞机上，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想这办法能成功。我会让它成功。
我打电话给洛杉矶查号台，询问大乔保洁服务公司的电话。我拿到了电话，拨了过去。
“您好，我是伦尼酒席承办服务公司的比尔，”我说，“周六晚上，我们要在好莱坞山阿斯特尔大道1121号办一场派对。我想知道你们那儿能不能去个人替多兰先生查看一下炉子上面碗柜里的大酒杯，您能帮帮我吗？”
对方让我等等。不知怎的，我等了，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确定他闻到了阴谋的味道，正在用另一条线给电话公司打电话。
最后——过了很久很久，他回来了，听上去有点焦虑，不过没关系。我就想让他那样。
“周六晚上？”
“对，没错。但我没有他们要的那么大的酒杯，除非我找遍整个镇子。我印象里他本来是有一个的。我就想确认一下。”
“先生，我的日程表上说多兰先生周日下午三点才来。我很乐意派人去查看一下大酒杯，但我首先要弄清楚您说的派对的事。在多兰先生那儿可不能胡来，请原谅我的——”
“我完全同意。”我说。
“如果他要提前一天出现，我得马上派更多人过去。”
“我再确认一下。”我说。旁边桌上摊着我上课用的阅读教材《通向各处的路》。我拿起书，把它靠近电话翻了几页。
“哦，天哪，”我说，“是我的错，他在周日晚上才有客人。真对不起。您要骂我吗？”
“不。听着，您再等会儿，我去找一个人，让她查看——”
“不用了，如果是周日，”我说，“我自己的大酒杯当天上午就能从格伦代尔市的一个婚宴上回来了。”
“好的，别紧张。”舒心。没有起疑。一个不会再重新思考此事的声音。
我希望。
我挂断电话，安静地坐着，在头脑里尽可能细致地安排计划。为了三点到达洛杉矶，他得在周日早上十点左右离开拉斯维加斯，然后在十一点十五分到三十分之间到达绕行车道附近。那时，路上的来往车辆几乎就没有了。
我觉得是时候停止做梦，开始行动了。
我浏览了很多广告，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出门看了五辆价格在我承受范围内的二手车，最后选了一辆老旧的福特货车，车的出厂年份和伊丽莎白被杀那年是一样的。现金结算。我的储蓄账户里现在只剩下二百五十七美元，但这一点也没让我不安。回家的路上，我在一家有折扣店那么大的租赁店停留了一会儿，租了一台便携式空气压缩机，用万事达卡做的担保。
周五下午晚些时候，我把车装好：十字镐、铲子、压缩机、手推车、工具箱、双筒望远镜，还有一个从高速公路部借来的手持风钻，配有各式用于切割沥青的箭头状配件；一大块方形沙色帆布，再加一大卷帆布——后者来自我去年夏天参加的一个特别的项目，还有二十一根细木支柱，每根五英尺长；最后，一个大型工业订书机。
进入沙漠前，我去购物中心偷了一对车牌，挂到自己的货车上。
在拉斯维加斯向西七十六英里处，我看到了第一个橘黄色警示牌：“前方道路施工，通行危险自负。”然后，再往前一英里左右，我看到了那块自从……自从伊丽莎白死了以后我就一直期待的警示牌，虽然很早之前我并不知道它。
前方六英里绕道
暮色加深，黑暗降临，我到了那儿之后开始查看场地。如果是我来安排绕道就更好了，但这样也差不多。
这个绕行车道的道口在两个上坡间的右转弯处，看上去像一条布置了警戒线的老路，由高速公路部拓宽弄平，暂时用来承接较大的交通流量。绕行车道还用了一个电池供电的闪光指示箭头标示，电池嗡嗡作响，放在上了锁的钢盒里。
就在绕行车道前方，通往第二个上坡的坡顶之处，公路被拦上了两排交通锥。再往前（如果真有人能蠢到先错过了闪光指示箭头，然后不知不觉地撞倒了交通锥——我猜有些驾驶员的确如此）是一个橘黄色警示牌，几乎有广告牌那么大，写着“道路封闭，请绕道”。
但绕道而行的原因从这里是看不出来的，这很好。我不想让多兰在掉入陷阱前闻到一丝一毫阴谋的气息。
我敏捷地从货车里出来——不想在这里被看到，迅速摞起几十个交通锥，清出一条够货车通行的车道。然后把“道路封闭”的警示牌拽到右边，跑回车上，开了过去。
我听到不断靠近的发动机声了。
我又抓起交通锥，尽可能快地把它们放回原处。其中两个从我手上滑了出去，滚进了沟里。我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在黑暗中被一块石头绊倒，仰面摔在地上，又迅速爬了起来，脸上沾满了灰，一只手掌滴着血。车更近了，很快它就会出现在绕道口前的那个上坡，在远光灯的照射下，司机会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和T恤的男人正试图把交通锥放回原处，而他的车停在非施工部门相关车辆禁止进入的地方。把最后一个交通锥归位后，我跑向警示牌。我拖得太用力，牌子摇摇晃晃，差点倒下。
来车的车头灯在东向的上坡亮了起来，我突然确信那是内华达州的警车。
警示牌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如果不完全是，那么也够近了。我冲向我的货车，上车，开向下一个上坡。正当我过了坡时，我看到身后出现了车头灯的亮光。
我的车灯关着，他也能在黑暗中看到我吗？
我觉得没有。
我靠到座椅上，闭上眼，等着心跳慢下来。最后，当车在绕行道上颠簸的声音消失后，我终于平静了下来。
我在这里——安全地躲在绕行车道后。
是时候开始工作了。
上坡再往前，道路向下倾斜至一块又长又直的平地。三分之二的路段几乎没有路面——尘土飞扬，铺满了碾碎的沙砾。
他们会看到这个就停下来吗？掉头回去？还是继续前进，认为既然没看到绕路警示牌，那么肯定有能通过的路？
现在担心这个已经太晚了。
我挑了一个点，离平地二十码
左右，但离路面消失的地方还是不够四分之一英里。我把车停到路边，绕到车的后面打开后车厢，拿出一些木板以及相关设备。然后我休息了一会儿，抬头看向苍凉的沙漠夜空。
“要开始啦，伊丽莎白。”我小声地对星星说。
我感觉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在抚摸我的后颈。
压缩机发出阵阵噪声，手持风钻更是可怕，但没什么办法——我能期待的最好情况就是第一阶段工作可以在半夜前完成。不管怎么说，如果半夜还无法完成，我就有麻烦了，因为手头给压缩机用的汽油有限。
别担心，别去想有人会听到噪声，并好奇是什么傻瓜在半夜用手持风钻。想想多兰，想想灰色帝威。
想想坡道弧度。
我先用工具箱里的白粉笔和卷尺画出了坟墓的轮廓，根据我的数学家朋友提供的数据。完工后，一个不到五英尺宽、四十二英尺长的大致的长方形在黑暗中发着光。在近端口，这个长方形变宽了。黑暗中，这玩意看起来不太像漏斗，没有我的数学家朋友第一次在绘图纸上画出来时那么像。黑暗中，它看起来更像张开的大嘴，接在一条又长又直的气管后面。吃了你就更好了，亲爱的。我想，在黑暗中笑着。
我在长方形里画了二十多条线，线与线之间宽两英尺。最后，我在中间画了一条垂直线，弄出了一个由四十二个方块组成的网格，每个方块的尺寸为二英尺乘以二点五英尺。第四十三部分呈铲子形，位于尾端。
然后我撸起袖子，发动压缩机，回到第一个方块。
工作进行得比我能想到的还快，但没有我幻想中那么快——我的幻想有实现过吗？如果能用重型设备就更好了，不过接下来可以用到。第一件事就是切割路面上的方块。我干到半夜没干完，干到凌晨三点也没干完，而那时压缩机已经没油了。事先预想到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我准备了一根可以插进货车油箱的虹吸管。我站得尽可能地远，然后拧开油盖，结果一闻到汽油的味道，我立刻又把盖子拧了回去，平躺到后车厢里。
不能再干了，今晚干不了了。虽然戴了工作手套，我的手上还是起了大水泡，很多都破了。整个身体似乎都在随着手持风钻稳定、有力的节奏振动着，而胳膊就像一个疯了的音叉。头痛。牙痛。背也折磨着我，仿佛脊柱里填满了磨砂玻璃。
我已经切割了二十八个方块。
二十八个。
还剩十四个。
而这还只是开始。
永远不可能，我想。不可能的。做不到。
那只冰冷的手又来了。
能的，亲爱的，能的。
我耳朵里的隆隆声现在平息了一点，偶尔能听到不断靠近的发动机声……车子进入绕行道，沿着高速公路部为避开施工路段所设立的环形道路行驶时，这声音渐渐偏向右侧，变成嗡嗡声。
明天是周六……对不起，今天。今天是周六。多兰周日就来了。没时间了。
是的，亲爱的。
爆炸把她撕成了碎片。
我亲爱的伊丽莎白被撕成了碎片，就因为她对警察说出了自己看到的真相，因为她拒绝接受威胁，因为她为人勇敢，而多兰还开着他的凯迪拉克四处晃悠，喝着二十年的苏格兰威士忌，手腕上的劳力士闪着微光。
我会试试的，我想。然后我睡着了，无梦，像死了一样睡着了。
醒来时太阳已经升起。阳光照在脸上，虽然才八点，却已经很晒了。我坐了起来，发出一声尖叫，颤抖的双手迅速摸了摸后腰。干活？切割剩下的十四块沥青？我连路都走不了。
但是我能走的，而且我做到了。
我走得像一个去玩推圆盘游戏的老头，挪到仪表盘的杂物箱旁，打开了箱子。这儿放了一瓶阿司匹林，以防出现今天早上这种情况。
我相信自己有着良好的身体状况了吗？真的相信了吗？
好吧！这很搞笑，对吧？
我用水服了四片阿司匹林，等了十五分钟，让它们在胃里消化，然后狼吞虎咽地吃下早饭——一些干果和冷的果酱吐司饼干。
我看向放压缩机和手持风钻的地方。压缩机黄色的表皮似乎已经在早晨的日光下滋滋作响了，它身后两侧是我切出来的整齐的沥青块。
我不想过去拿起手持风钻。我想起哈维·布洛克尔说过，你永远都不会变强壮的，老弟。有些人和植物在太阳下能挺住，有些会枯萎、死亡……你为什么要给自己整这破事？
“她被撕成碎片了，”我声音沙哑地说，“我爱她，但她成了碎片了。”
作为加油用语，布洛克尔的这些话永远不可能取代“去吧，大熊！”或者“勾住他们，大角！”，但这些话能让我行动起来。我从货车油箱里用虹吸管吸了一些汽油出来，汽油的臭味让我窒息，全凭意念坚持我才没有把早饭吐出来。我想了一下，如果道路施工人员在回家过周末前把柴油从机器里排空了该怎么办，不过我很快就把这个念头甩出了脑海。担心无法控制的事情毫无意义。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像一个跳下B-52轰炸机的人，只不过是手里拿着遮阳伞，而不是背上挂着降落伞。
我拿着汽油罐来到压缩机旁，把汽油倒进油箱里。我得用左手把右手手指弯曲起来才能握住压缩机的启动手柄。一拉动手柄，很多水泡就破了。压缩机启动了，我看到黏稠的脓液从手中滴落。
永远做不到了。
求你了，亲爱的。
我走向手持风钻，再次启动了它。
第一个小时最难熬，接下来风钻稳定的隆隆声和阿司匹林结合起来，似乎让一切都麻木了——我的背、手、头都麻木了。十一点，我切完了最后一块沥青。是时候看看我还记得多少廷克教给我的启动道路施工设备的方法了。
我跌跌撞撞地回到车上，开了一点五英里到达道路施工处，一眼就看到了我要的机器：一辆大型凯斯-乔丹铲斗装载机，车后带着钩和钳。价值十三万五千美元的轨道车。我给布洛克尔开过一辆卡特彼勒
牌的，这个应该也差不多。
我希望。
我爬上驾驶室，看了看变速杆手柄球上印着的图，看起来和那辆卡特牌的一样。我试了一两次。一开始有点阻力，因为变速箱里进了一些沙砾——开这宝贝的人没有放下沙石挡，他的工头也没有检查。布洛克尔肯定会查，然后罚这司机五美元，不管是不是长周末。
他的眼神。他那半是欣赏、半是鄙视的眼神。他会怎么看待这样一个错误？
别管了，现在不是想哈维·布洛克尔的时候，现在是想伊丽莎白的时候。还有多兰。
驾驶室的钢质地板上有一块粗麻布，我把它拿了起来，想找找钥匙。当然了，里头并没有钥匙。
我脑海里响起廷克的声音：见鬼，一个小孩都能发动这些机器，毫无难度。汽车还有个点火开关呢——至少新车有。看这儿。不是，不是插钥匙的地方，你现在没钥匙，干吗看插钥匙的地方？看这下面。看到这些垂下来的电线了吗？
我马上低下头，看到了垂下来的电线，它们看上去就和廷克教我的一模一样：红色、蓝色、黄色和绿色。每根电线我都剪掉一英寸的外皮，然后从后口袋里拿出一段铜丝。
好了，朋友，好好听，一会儿我们可能还有问答环节，明白？你要用金属丝把红线和绿线连起来。这颜色忘不了的，就是圣诞节的颜色嘛。这两根线能解决点火问题。
我把带来的铜丝接到了点火装置上红绿线裸露的地方。沙漠的风鸣响着，声音尖利而稀薄，像是有人在吹苏打水瓶的瓶口。汗水沿着我的脖子淌下，流进衬衫，被吸收了，阵阵发痒。
现在拿起蓝黄线。不用连起来，只要把它俩碰在一起就成了，千万别用手碰任何裸露的电线，除非你想让热电流流遍全身，朋友。蓝线和黄线是打开发动机的。来吧。如果你玩够了，就把红线和绿线分开，就像用钥匙关掉一样，虽然你没有钥匙。
我把蓝黄线碰到一起，冒出了一个巨大的黄色火花，我往后一缩，脑袋撞到了驾驶舱后面的一根金属杆上。我俯身向前，再次把这两根线接到一起。发动机启动了，它轰鸣着，突然，机器猛地向前冲了一下。我被甩到简陋的仪表盘上，左脸撞上了操作杆。该死，我忘了挂空挡，差点瞎了一只眼。我几乎能听见廷克的嘲笑声。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次试着把电线接到一起。发动机启动起来，发出噗噗声，一股肮脏的浓烟喷到空中，风持续不断，浓烟很快就被吹散了，接下来发动机就一直处在启动状态。我不停告诉自己，这只是因为机器的保养不好——一个走之前忘了把沙石挡放下来的人，自然也会忘了其他事情。但是我越来越确定他们排空了柴油，正如之前担心的那样。
正当我打算放弃，去找个能用的东西插进油箱测油时（亲爱的，最好还是看看坏消息），发动机咆哮着复活了。
蓝色电线的裸露部分一直在冒烟，我赶紧松开电线，踩下油门。铲斗装载机平稳地行驶起来时，我换到一挡，掉头，朝着高速公路西向道上切割整齐的棕色长方形进发。
这天余下的时间，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明亮的地狱，周围充斥着发动机的咆哮和太阳的炙烤。铲斗装载机司机忘了放下沙石挡，却记着拿走遮阳伞。好吧，我猜上了年纪的神有时候爱开玩笑。没有理由，他们就这么干。而且我还猜他们的幽默感都很变态。
我把所有沥青块都弄到沟里时已经差不多两点了，因为用钳子没法做精细活，而且机器尾部还装了个铲子。我只能把沥青块分成两半，再用手把它们拖进沟里，因为担心用钳子操作会压坏它们。
所有沥青块都进了沟后，我把铲斗装载机开回道路施工设备停放处。汽油不够，需要虹吸了。我走到货车旁，拿出虹吸管，然后发现自己着迷地盯着那个大水罐子。我当下就扔开管子，爬进货车后车厢，把水浇到自己的脸、脖子和胸口上，发出开心的尖叫。我知道喝水会吐，但不得不喝。所以我喝了，也吐了，甚至都没有坐起来吐，只是把头转到一边，吐完像螃蟹一样爬开，尽可能地远离那堆呕吐物。
后来我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暮色已经降临。某个地方，一只狼正对着紫色天空中升起的新月嗥叫。
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下，我搞出来的东西看起来确实像坟墓——某种神秘的食人魔的坟墓。或许是歌利亚
的。
不可能成功了。我对着沥青路面里的长洞说。
求你了，伊丽莎白轻声回道，求你了……为了我。
我从杂物箱里又拿出四片阿司匹林，吞了下去。“为了你。”我说。
我把凯斯-乔丹装载机停到一辆推土机旁，两个油箱离得很近，然后我用撬棍撬开两个油箱盖。州政府雇的推土机司机忘了放下沙石挡可能会逃脱惩罚，但如今油价涨到了一点零五美元，他忘了锁油箱会逃脱惩罚吗？不可能！
推土机里的油流到铲斗装载机里时，我静静等着，试图不去想任何事，只看着月亮在天上越升越高。过了一会儿，我又开回切割沥青的地方，开始挖起来。
在月光下开装载机可比在炙烤的沙漠太阳下用风钻容易多了，但速度还是慢，因为我决定让这个作品拥有完美的弧度。因此，我不停地用随身带着的木匠用水平仪检测。这意味着停下装载机，下车，测量，再爬回顶上的驾驶座。平时倒没什么问题，可在半夜时分，我的身体僵硬不堪，每一个动作都带给肌肉和骨头尖锐的疼痛。背是最严重的，我开始担心是不是自己对它做了极不友好的事情。
但是这个问题——如同其他所有问题一样——是以后才要担心的事情。
要弄出一个五英尺深、四十二英尺长、五英尺宽的大洞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有没有铲斗装载机——我还不如计划把多兰送进外太空，或者把泰姬陵扔到他头上。这些尺寸对应的土块体积超过一千立方英尺
。
“你得弄出一个漏斗形的坑，把那些邪恶的外星人都吸进去，”我的数学家朋友说，“然后你还得再弄出一个这样弧度的斜面。”
他在另一张绘图纸上画出了斜面。
“这意味着你那些星系的叛徒，或者无论什么其他的东西，只需要移走最初那么多土的一半就行了。在这个案例里——”他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笑着说，“五百二十五立方英尺。这也太少了，一个人就能干了。”
我曾经也如此相信，曾经，但我没有考虑到高温、水泡、筋疲力尽，以及背上稳定而持续的疼痛。
停了一会儿，但不长。测量沟的坡度。
情况不像你想的那么坏，对吧，亲爱的？至少这是路基，不是沙漠里的硬质土层——
洞越来越深，我沿着坟墓的长边更加缓慢地移动着。操纵手柄球时，我的双手鲜血淋漓。大臂操纵杆
快速推到顶，让铲斗落在地上，拉回，然后猛推小臂操纵杆
，电动机的转子发出了嘎吱声。油亮的金属小臂从肮脏的橙色车体滑出，把铲斗插到土里。碰到硬物，铲斗不时爆出几点火星。现在举起铲斗，转动——星空下，它就是一个黝黑的长方形（我试着忽略脖子上不间断的抽痛，就跟忽略背部更深的疼痛一样），把土倒进沟里，盖住那些沥青块。
没事的，亲爱的——完事了包扎一下手就好。等结果了他。
“她被撕碎了。”我哑着嗓子说，把铲斗装载机开回坟墓旁，从里面再挖出两百磅
的土。
人在开心的时候，时间过得多么快啊。
我注意到东边出现了鱼肚白，几分钟后，我下车用木匠用的水平仪再次检查地面的弧度。确实快到终点了，我觉得自己能成功。我俯身跪下测量，感到背上有什么东西断了，发出沉闷的“吧嗒”声。
我声音粗哑地喊叫起来，侧身瘫倒在大坑狭窄的斜面上，龇牙咧嘴地按住后腰。
痛楚一点点过去，我又能站起来了。
好吧，我想。就这样了。结束了。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现在结束了。
求你了，亲爱的。伊丽莎白轻声回应——虽然过去我绝不相信，但我脑海里的低语声已经带上了令人不快的调子，有一种怪物般的无情。请不要放弃。请继续。
接着挖吗？我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走！
但就剩一点点了！那个声音恸哭起来——这不再是替伊丽莎白说话的声音了，即使曾经是；这就是伊丽莎白。就剩一点点了，亲爱的！
在渐渐明亮的天色中，我看着自己的工事。她说得没错，铲斗装载机离终点只剩五英尺了，最多七英尺。但那是最深的五英尺或七英尺，是土块体积最大的五英尺或七英尺。
你能做到的，亲爱的——我知道你可以。温柔的甜言蜜语。
最终，不是她的声音让我继续干下去的，真正让我继续干下去的是多兰。我想到了他正躺在豪华公寓里安然入睡，而我却站在大坑旁，站在恶臭的、轰鸣的铲斗装载机旁，浑身都是尘土，双手伤痕累累。他正穿着丝质睡裤，搂着只穿了上衣的金发美女。
楼下停车场里，那辆凯迪拉克停在用玻璃隔开的要客区，已经装好了行李，马上就加满油准备出发。
“那好吧。”我说，慢慢爬回铲斗装载机的驾驶座，发动了起来。
我一直干到九点才停下——还有其他事要做，但时间不够了。我那有弧度的洞现在长四十英尺。应该够了。
我把铲斗装载机开回原来的地方，停好。接下来还会再用到，这就得弄更多汽油，不过现在没时间了。我需要更多阿司匹林，但瓶子里剩的不多了，而今天一整天我都会需要……还有明天。哦，是的，明天——周一，那光荣的七月四日。
我没吃阿司匹林，而是休息了十五分钟。其实我浪费不起这时间，但还是逼自己休息了。我四脚朝天地躺在车厢里，全身的肌肉都在跳动、抽搐，脑海里想着多兰。
他应该正在做最后的收拾，往行李箱里装一些东西——一些要看的文件、一个洗漱包，或许还有一本平装书、一副牌。
如果他坐了飞机怎么办？我内心深处一个邪恶的声音轻声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溢出了一声呻吟。他之前从来没有坐飞机去洛杉矶——总是开凯迪拉克。我猜他是不喜欢飞机。不过有时候也坐——有一次飞去了伦敦。这个想法挥之不去，刺痛着我，像皮肤上的一块皮屑。
九点三十分，我拿出了帆布、工业订书机和细木支柱。天色阴沉下来，凉快了一点——上帝有时候也帮个小忙。之前我一直没想起自己秃了的脑袋，因为想着其他更大的痛苦，但现在，用手指碰一下，我都疼得“嘶——”了好几声，立刻拿开了手。我从倒车镜里能看到那儿已经变成了一种刺目的深红色——几乎是李子的颜色。
在拉斯维加斯，多兰应该正在打出发前的最后几个电话。司机把凯迪拉克开到他跟前，离我只有七十五英里，而且很快会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缩短这段距离。没有时间站在这里痛惜自己晒伤的脑袋了。
我喜欢你晒伤的脑袋，亲爱的。伊丽莎白在我旁边说。
“谢谢，贝丝。”我说，然后把支柱拿到洞里。
和之前挖洞比起来，现在的活轻松了很多。背上那几乎难以忍受的疼痛也平息了下来，成了一种持续的钝痛。
但接下来怎么办？那个邪恶的声音暗讽道。那个怎么办，嗯？
之后再说吧，就这样。陷阱看起来快准备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支柱正好够插进两边的沥青里，紧紧地，这构成了整个工事的最上层。这活在晚上可能更难做，因为沥青很硬，但现在，上午十点的时候，沥青就跟烂泥一样软和，往里面插木头就像往正在冷却的太妃糖里插铅笔。
插完所有支柱后，这个洞看起来就跟我图纸上的一样了，除了中间那条线。我把沉重的帆布放在浅端洞沿旁，解开捆绑帆布的绳子。
然后在71号公路上铺了四十二英尺长的帆布。
收尾了，陷阱并不完美——在前三排观众看来，舞台化妆和布景绝不完美。但是只要到了几码外，就基本上看不出来了。看上去只是一段深灰色的平面，完全贴合71号公路的真正路面。帆布带的左侧（面朝西）有一条断裂的黄色通行线。
我把帆布放在木头支柱上，然后慢慢绕上，用订书机把帆布订到木桩上。我的手拒绝做这事，但我哄着它们干下去。
帆布固定好了，我回到货车旁，滑进驾驶座（坐下这个动作又引发了一阵短暂却极度痛苦的肌肉痉挛），把车开回坡顶。我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分钟，看着放在自己腿上的双手，凹凸不平、伤痕累累。然后我下了车，回头看71号公路，悠哉游哉的。你看，我不想专注于某样东西，我想要的是一个整体——一个完全形态，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我想要尽可能多地看到多兰和他的保镖们来到这上坡时看到的景象。我想了解他们将感到多么正常——或不正常。
我看到的比我所能期待的更好。
公路尽头的道路施工设备合理解释了我挖出来的那堆土。沟里的沥青块大部分都被埋了，一部分还裸露着——风大了起来，吹散了一些土——不过看起来像过去进行道路施工时留下的。我装在货车车厢里带来的压缩机像是高速公路部的施工设备。
从这里看，帆布带的伪装完美无缺——71号公路看上去像是完全没有被动过。
周五的交通量很大，周六也同样——进入绕行车道的发动机的轰鸣声连续不断。然而，今天早上几乎没有车辆，大多数人已经到了计划过周末的地方，或者选择沿州际公路向南开四十英里到达目的地。这对我没什么影响。
我把车停到坡顶一处其他人刚好看不见的地方，趴着休息到十点四十五分。接着，一辆大型运奶车缓慢又笨重地开上了绕行车道。我把车倒下来，打开后门，把所有交通锥都扔了进去。
闪光指示箭头更难处理——一开始我想不出自己怎么能从上了锁的电池盒上取下它而不被电死，然后我看到了插头，几乎被箱子旁的一个硬质橡胶圈遮住了……这是一个小小的保险措施，针对蓄意破坏和搞恶作剧的人，他们大概会觉得拔了高速公路警示牌的插头很好玩。
我从工具箱里找出锤子和凿子，重重的四锤应该够弄坏橡胶圈的了。接着，我用一对钳子钳开橡胶圈，拉出电线。箭头停止发光，暗了下来。我把电池盒扔进沟里埋了。站在旁边，听着电池盒在下面嗡嗡作响有点古怪。不过这让我想起了多兰，我大笑起来。
我想多兰不会嗡嗡作响。
他可能会尖叫，但不会有“嗡嗡”声。
四个螺栓把箭头固定在了一个铁座上。我以最快速度拧开螺栓，同时竖起耳朵听下一辆车驶过的声音。是时候来一辆了——但还不是多兰那辆，当然不是。
这又让我内心的悲观情绪涌现了出来。
万一他坐了飞机怎么办？
他不喜欢坐飞机。
万一他走了另一条路怎么办？比如，走了州际公路？今天，所有其他人都……
他总是走71号公路。
对，但万一——
“闭嘴，”我愤怒地低声吼道，“闭嘴，去死吧，闭上你的臭嘴！”
放松，亲爱的——放松！一切都会好的。
我把箭头扔进货车车厢，它撞上了车厢侧壁，一些灯泡碎了。铁座扔进去后，更多灯泡碎了。
做完这些，我开回上坡，停到坡顶往下看。箭头和交通锥已经被拿走了，现在只剩下那个大大的橘黄色警示牌：道路封闭，请走绕道。
来了一辆车。我突然想到如果多兰提前到了，那么一切就都白费了——开车的笨蛋会直接走绕行道，留下我一人在沙漠里抓狂。
来的是一辆雪佛兰。
心跳慢了下来，我颤抖着吐出长长的一口气。没时间疑神疑鬼了。
我开回之前停车的地方，欣赏自己完成的伪装工事。停好车后，我在车厢底部摸索，找出千斤顶。后背疼得我想大喊大叫，但我只能无情地忽视。我用千斤顶托起货车尾部，拧开后胎螺母，取下后胎扔进车厢——他们如果来了，就能看到后胎没了。更多玻璃碎了，我只能祈祷轮胎没坏。我没有备胎。
我走回车头，拿了我的望远镜去绕行道那边。过了绕行道，我以最快速度登上相邻上坡道的坡顶——这次，小步蹒跚是我能做到的全部了。
到了坡顶，我把望远镜对准东边。
我能看到三英里远的地方，再向东两英里只能看到大致的情况。现在路上有六辆车，像一条长线上随意串着的珠子。第一辆是外国车，达特桑
或斯巴鲁，我想，还剩不到一英里了。后面是一辆皮卡，皮卡后面好像是福特野马。其他的看不清，只是一些金属和玻璃反射出来的光。
第一辆车靠近了，是斯巴鲁。我站了起来，伸出拇指。考虑到自己现在的样子，我没指望能搭上车，也就没有失望。驾驶座上做了昂贵发型的女人惊恐地看了我一眼，脸绷得像个拳头。她消失了，下了坡，上了绕行道。
“洗个澡吧，朋友！”半分钟后，皮卡司机对我喊道。
福特野马其实是一辆福特福睿斯，再后面是普利茅斯、温尼贝戈，后者车内发出一群孩子在打闹的声音。
没有多兰的影子。
我看了看表，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如果他今天能出现，应该快了。这时间很好。
我表上的指针慢慢移到了十一点四十分，还是没有他的影子。只有一辆新款福特和积雨云一般黑的灵车。
他不会来了。走了州际公路，不然就是坐了飞机。
不。他会来的。
然而并不会。你担心他嗅到了你的阴谋，他确实嗅到了，所以改变了行程。
远处又亮起金属的反光。这辆车很大，大到可能是一辆凯迪拉克。
我趴下，在路肩的沙砾上支起胳膊肘，将望远镜贴到眼睛上。车消失在坡后……又出现了……在一个弯道滑出视线……然后又出现了。
好吧，是一辆凯迪拉克，但不是灰色的，是深薄荷绿色。
接下来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三十秒，长得像三十年的三十秒。一半的我当机立断，斩钉截铁地认为多兰用旧的凯迪拉克换了一辆新的。他之前就这么做过，虽然没换过绿色的，但这又不违法。
另一半的我激烈反对，认为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的公路和支路上的凯迪拉克多如牛毛，那辆绿色凯迪拉克属于多兰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一。
汗水流进眼里，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放下望远镜。不管怎么说，望远镜也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等我能看到车里的人，就已经太晚了。
现在也快错过了！赶紧下去扔了绕行道的警示牌！你快错过他了！
我来告诉你如果现在藏起警示牌你会抓到什么：两个去洛杉矶看望自己的孩子并带孙子去迪士尼乐园的有钱老人。
行动吧！就是他！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了！
没错。唯一的机会。所以别搞错人，毁了这次机会。
是多兰！
不是！
“闭嘴，”我呻吟着，捧住了头，“闭嘴，闭嘴。”
现在，我能听到发动机声了。
多兰。
老人。
女士。
老虎。
多兰。
老——
“伊丽莎白，帮帮我！”我呻吟着。
亲爱的，那个男人一辈子都没买过绿色凯迪拉克。他永远都不会买的。当然不是他了。
我脑袋里的疼痛消失了。我又站了起来，伸出拇指。
不是老人，也不是多兰。看上去像是十二个拉斯维加斯的歌舞团女郎挤在车里，再加一个老男孩，戴着我见过的最大的牛仔帽和最黑的福斯特·格兰特太阳镜。绿色凯迪拉克摆着车尾上了绕行道，车里一个女郎向我亮出屁股挑衅。
慢慢地，我又举起了望远镜，感到筋疲力尽。
然后看到他来了。
在望远镜所能看到的最远处，我看到他的车转过了弯，毫无疑问，就是那辆凯迪拉克——灰得和头顶的天空一样，在东向上坡的沉闷棕色的映衬下，显得惊人的澄澈，非常惹眼。
是他——多兰。此刻，我刚刚长时间的疑虑和犹豫立刻显得如此遥远和愚蠢。就是多兰，我都不需要看那辆灰色凯迪拉克就知道是多兰。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嗅到我，但我能嗅到他。
知道他正在过来让我更容易抬起自己疼痛不已的腿，一路跑起来。
我回到绕行道的警示牌旁，把它正面朝下地推进沟里，在上面盖了一块沙色帆布，又弄了些沙子到底座上。总体效果不像假路面那么好，不过我想已经够用了。
我跑上第二个上坡，我的车停在那里，现在它是整个画面的一部分了——一辆暂时被车主抛下的车，车主可能去什么地方寻找新轮胎或者修理旧轮胎了。
我坐进驾驶座，在座位上伸展四肢，心脏怦怦跳着。
时间仿佛再次被拉长了。我躺在那儿，听着发动机声，但一直没来，没来，没来。
他们转弯了。他在最后一刻识破了你的阴谋……或者有什么东西看起来不对劲，不管是在他看来，还是在他的保镖看来。然后他们转弯了。
我躺在座位上，背部时不时地传来绵长而缓慢的抽痛，眼睛紧紧地闭着，好像这样能听得更清楚。
那是发动机声吗？
不是——只是风而已，现在吹得厉害起来，足以将大片沙子吹到车壁上。
没来。要么转弯了，要么回去了。
只有风。
要么转弯了，要么回——
不，不只是风。是发动机，声音在渐渐变大，几秒钟后，一辆车——只此一辆——从我身边呼啸而过。
我坐起来，抓住方向盘——我必须抓住点什么，透过风挡玻璃往外看。我眼珠子鼓起，舌头抵在牙齿间。
灰色凯迪拉克下了山坡，开向平路，车速五十或五十多一点。刹车灯完全没亮，到了最后都没亮。他们完全没看到陷阱，甚至连一点点想法都没有。
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突然间，凯迪拉克好像开在了路里，而不是路面上。这想象如此有说服力，我感到了一瞬的眩晕，即使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也让我觉得困惑不已。多兰的凯迪拉克已经深深地陷在了71号公路里，先是毂盖，接着是车门。我突然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通用汽车公司生产豪华潜水艇，这估计就是那玩意下水时候的样子。
支撑帆布的支柱在车的撞击下断裂了，我能听到微弱的断裂声，还有帆布起伏和撕裂的声音。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三秒内，但这三秒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我感觉凯迪拉克现在只看得见车顶和两三英尺的车窗了，然后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巨响，以及玻璃碎裂、金属压弯的声音。空中扬起一大片灰尘，很快就被风吹散了。
我想下去看看——想立刻下去，但首先得把绕道警示牌放回去。我不想自己被打断。
我下了车，绕到后面，拿出轮胎。我把轮胎放到后轮位置，尽快拧紧六个螺母，只用了手指。过会儿可以做得更细致，现在只需要把车开回绕行车道和71号公路分岔的地方。
我放下保险杠，一瘸一拐地迅速跑向驾驶座。我在那儿停了一会儿，支起脑袋听着。
能听到风声。
还有长方形洞里传来的喊叫……也可能是尖叫。
我微笑着上了车。
我沿着道路快速开了回去，货车醉酒似的前后摇晃。我下了车，打开后车门，拿出交通锥。我竖起耳朵，留心听着不断靠近的车辆，但风太大了，听不清楚。当我听到声音的时候，车子已经很近了。
我跳进沟里，摔倒了，屁股着地地滑到了底部。我推开沙色帆布，把绕道警示牌拖到最上面，然后立起警示牌，回到车旁，“砰”地关上后门，完全不打算装回指示箭头。
我开车返回第二个上坡，停在刚好看不见绕行道的老位置，然后下车拧紧后轮的螺母，这次用了撬胎棍。喊叫停了，不过明显是尖叫了，声音越来越大。
我不紧不慢地拧紧螺母，不担心他们会爬出来，也不担心他们会攻击我或者跑进沙漠里，因为他们没法出来。陷阱运行完美。凯迪拉克现在不偏不倚、轮子着地地陷在洞底，两侧都只有不到四英尺的空隙。车里的三个人最多只能打开门，伸出一只脚。他们没法开窗，因为窗是电动的，而电池早已被挤碎，成了塑料、金属和酸液，散在发动机的残骸里。
司机和副驾驶座上的人大概也被挤成了碎片，不过我并不关心；我知道车里还有人活着，正如我知道多兰总是坐在后排，系着安全带，像一个好公民会做的那样。
螺母拧紧到我满意了之后，我把车开到陷阱较宽、较浅的一端，下了车。
大部分支柱都没了，但我还能看到一些碎裂的末端，仍戳在沥青上。帆布“路”在洞底躺着，皱了，撕裂了，变形了，看上去像蜕下的蛇皮。
我走到较深的一端，多兰的凯迪拉克就在那儿。
车头完全废了。发动机盖向上翻折成了锯齿状的扇形。发动机部分则是一堆金属、橡胶和软管，整个被撞击时崩塌的沙子和灰尘给盖住了。洞里传出“嘶嘶”声，还能听到某个地方有液体往外漏，滴滴答答地响个不停。防冻液里冰冷的酒精味飘在空气中，辛辣刺鼻。
我之前担心风挡玻璃，担心它可能向内破裂，让多兰有足够的空间挤出来。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说过，多兰的车是按小国家独裁者和暴虐军事领袖的规格搞的。玻璃不应该碎，也确实没碎。
后窗更结实，因为面积小。多兰没法打碎它——当然了，在我给的时间里做不到，而且他也不敢开枪打。近距离射击防弹玻璃简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俄罗斯轮盘赌。子弹只会在玻璃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白色斑点，然后弹回车里。
我确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他能找到出来的办法，但有我在，我什么都不会给他。
我朝凯迪拉克的车顶踢了一脚土。
下面立刻有了反应。
“我们需要帮助，求你了。我们陷在这里了。”
多兰的声音。他听起来没有受伤，而且镇静得让人毛骨悚然。不过我感受到了他深层的恐惧，他被这种恐惧牢牢地控制着，当时我对他产生了极度同情。我能想象到他正坐在自己被压扁的凯迪拉克的后座上，一个保镖受伤了，不停地呻吟，大概是被发动机压住了，另一个保镖不是死了就是昏迷了。
我想象着，感到了一瞬间的紧张——共情幽闭恐惧症，我只能这么形容。摇车窗——没反应。试试门吧，虽然你也明白，在他们能挤出来之前，怕是得用力敲上半天。
然后我止住了想象。是他自己买的这车，不是吗？是的。他买了自己的死亡车票，还付了全价。
“谁在那儿？”
“我，”我说，“不过我不是你想要的帮手，多兰。”
我又踢了一脚沙石到车顶。那个尖叫的人又开始尖叫，因为第二波沙石从车顶“哗啦”漏了下去。
“我的腿！吉姆，我的腿！”
多兰的声音突然变得警觉起来。外面的这个男人，这个站在车顶的男人，知道他的名字。这意味着现在的情况极度危险。
“吉米，我的腿骨都露出来了！”
“闭嘴。”多兰冷酷地说。听他们的声音这样飘上来有点诡异。我想我可以爬下去，站到凯迪拉克的后备厢盖上，透过后窗往里看，不过也看不到什么，就算把脸紧紧贴在玻璃上也不行，因为玻璃是偏光的，我之前可能说过。
不管怎么说，我并不想见到他。我知道他长什么样。我见他干吗呢？为了搞明白他有没有戴劳力士？有没有穿名牌牛仔裤？
“你是谁，兄弟？”他问。
“我谁也不是，”我说，“只是一个完全有理由把你弄成如今这样的无名之辈。”
突然，多兰说：“你是鲁宾逊吧？”真是诡异又恐怖。
我感觉有人冲我的腹部打了一拳。他如此快速地建立了联系，在一堆不熟悉的名字和脸中分析筛选，然后找出了完全正确的那一个。我是否想过他是个野兽，有着野兽的直觉？我一点都不知道。事实上，还好我不知道，不然我没胆子做今天的事情。
我说：“我的名字无关紧要。但你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对吧？”
尖叫又开始了——叫得很好，听起来像液体在沸腾。
“让我出去，吉米！让我出去！上帝哪！我的腿断了！”
“闭嘴。”多兰说。然后，他对我说：“我听不清你说话，朋友，他叫得太大声了。”
我趴了下来，双手和双膝着地，向前倾了倾身子。“我说你知道——”
突然，我眼前浮现出狼外婆对小红帽说话的场景。亲爱的，再靠近一点，这样我能听得更清楚。我立刻后退，很是及时。左轮手枪响了四次。在我刚刚趴着的地方声音已经很大了，车里一定震耳欲聋。凯迪拉克的车顶出现了四只黑漆漆的眼睛，我感到有什么东西擦着我的额头过去了。
“打中你了吗，狗娘养的？”多兰问。
“没有。”我说。
尖叫变成了哭泣。这个人在副驾驶座上。我看到了他的手，惨白得像一个溺水之人的手，虚弱地拍打着风挡玻璃，旁边倒着一具尸体。吉米必须把他救出去了，他在流血，痛得厉害，痛得要死，痛得超过了承受范围。以上帝之名，他真心为过往的罪行忏悔，但这实在是超过了——
又传来两声巨响。副驾驶座上的人不叫了，他的手从风挡玻璃上滑了下来。
“好了，”多兰说，声音里带点深思的意味，“他不痛了，我们也能听清彼此说话了。”
我一言不发，突然感到晕眩和不真实。他刚刚杀了一个人。杀了他。我又感到自己远远低估了他，虽然一直很小心谨慎，但现在我还能活着已经很幸运了。
“我有个提议。”多兰说。
我继续沉默——
“我的朋友？”
继续沉默。
“喂！你！”他的声音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如果你还在那儿，说话啊！这又能有什么坏处呢？”
“我在，”我说，“我只是在想，你已经开了六次枪，不久之后，你可能会希望给自己留一发子弹。不过枪里也可能有八发子弹，或者你还有备用的。”
现在轮到他沉默了。
“你在计划什么？”
“我想你已经猜到了，”我说，“过去的三十六小时，我一直在挖洞，挖出了世界上最长的坟墓，现在，我要把你埋在你那辆该死的凯迪拉克里。”
他声音里的恐惧还在控制之弦内。我希望那根弦断掉。
“你想先听听我的提议吗？”
“我会听的，不过得几秒钟后。我要先去拿点东西。”
我走回货车，拿上铲子。
我回来时，听到他在喊：“鲁宾逊？鲁宾逊？鲁宾逊？”像一个对着挂了的电话喊话的人。
“在呢，”我说，“你说吧，我听着呢。你说完了我可能会提一个相反的提议。”
他开始说了，听上去开心了很多。我说的相反提议其实就是交易。如果我开始谈交易，那么他就快出局了。
“我给你一百万美元，让我离开这里。但是，同样重要的是——”
我往凯迪拉克的后备厢盖上铲了一铲沙土，小石子在后窗上噼里啪啦地蹦着，尘土沿着后备厢盖的缝隙往下漏。
“你在做什么？”他的声音尖利起来，充满警觉。
“手闲着干点坏事，”我说，“我觉得在听你说话的时候手可不能闲着。”
我又挖了一铲土，倒了进去。
多兰的语速变快了，声音更加急切。
“一百万美元，再加上我的个人保证，绝对没有人伤害你……我不会，我的人不会，任何其他人的人也不会。”
我的手不疼了，这很神奇。我不断地铲土，五分钟不到，凯迪拉克的后盖就已经深埋在了土下。显然，把车埋起来，即使是徒手，也比弄出来简单得多。
我停了一会儿，靠在铲子上。
“接着说。”
“嘿，这就是疯了，”他说，现在我能明显地听出他声音里的惊恐了，“我说这完全就是疯了。”
“这点你说对了。”我说，铲了更多土。
他坚持的时间比我想的要长了很多，说话，讲道理，哄骗——但是随着沙土持续地在后窗上堆积，他说话越来越没有章法，重复、出尔反尔、结结巴巴。有那么一会儿，车门被开到最大，“砰”的一下撞到洞的侧面。我看到了一只手，关节上长着黑毛，食指上戴着一枚巨大的红宝石戒指。我快速往车里送了四铲松散的泥土。他大骂起来，用力关上门。
又过了没多久，他崩溃了。我想是沙土掉落的声音最终吓住了他。当然是了。在凯迪拉克里，这声音听起来肯定很大。沙土和石头噼里啪啦地掉在车顶，再沿着车窗下滑。他一定是终于意识到了自己正坐在一个装着软垫、带有八缸发动机的棺材里。
“让我出去！”他尖叫道，“求你了！我受不了了！让我出去！”
“你准备好听我的提议了吗？”
“是的！是的！天哪！是的！是的！是的！”
“尖叫。这就是我的提议。这就是我想要的。为我尖叫。如果你叫得够大声，我就让你出来。”
他发出刺耳的尖叫。
“不错！”我说，而且我真这么觉得，“不过离好差远了。”
我又开始挖土，一铲子一铲子地往车顶上倒。散开的土块沿着风挡玻璃往下滑，落进流水槽里。
他又叫起来，甚至更大声了，我开始好奇人到底能不能喊破自己的喉咙。
“不差嘛！”我说，加倍努力地干起活来。虽然我的背抽痛着，但我露出了微笑。“你可能会成功哟，多兰——你真的可能成功。”
“五百万。”这是他说出来的最后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想还是不要了。”我说，靠在铲子上，用脏兮兮的手掌根擦了擦前额的汗，手上满是污垢。整个车顶几乎已经被土盖住了，看上去像星暴
，或者像一只巨大的棕色的手攫住了多兰的凯迪拉克。“不过如果你能从嘴里发出一声，我想想，和一辆在点火开关上绑了八捆炸药的1968款雪佛兰爆炸时一样大的声音，我就让你出来，你可以信我这话。”
他叫起来，我继续把土铲进洞里。有那么一会儿，他确实叫得很大声，但我判断也就两捆炸药的音量。最多三捆。到凯迪拉克整个被盖住的时候，我歇了下来，看着洞里这个被土覆盖的小圆丘，他已经发不出什么声音了，只有一些嘶哑破碎的咕哝。
我看了看表，刚过一点。手又开始流血，铲柄也滑溜溜的。一捧沙砾吹到脸上，我后退了一步。沙漠里的强风发出了让人特别不舒服的声音——长而平稳的嗡嗡声，持续不断，像一个蠢蛋幽灵发出的声音。
我靠近洞口。“多兰？”
没有回答。
“叫啊，多兰。”
一开始没有声音，然后传来一串尖利的咆哮。
圆满！
我回到车里，发动货车，开了一点五英里回到道路施工的地方。在路上，我把收音机调到了拉斯维加斯的WKXR台——这辆车唯一能收到的电台。巴里·马尼洛说他写出了让整个世界一起歌唱的歌，对此我是存疑的，接下来天气预报开始了。预报有强风，拉斯维加斯到加利福尼亚的主路上已经架起了通行警示牌。电台主持人说，席状砂的出现很可能导致能见度不足，但真正要小心的东西是风切变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因为我能感觉到风切变正在切割我的货车。
我的凯斯-乔丹铲斗装载机就在这儿，我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了。上了车，哼着巴里·马尼洛的歌，我把蓝线和黄线接到一起，铲斗装载机顺利地发动起来。这次我记得挂空挡。不错嘛，朋友。我能听到廷克在我脑海里说。你在学呢。
是的，我一直都在学。
我坐了一分钟，看着沙帘呼啸着穿过沙漠，听着铲斗装载机的发动机嗡嗡作响，想着多兰现在怎么样了。毕竟，这是他绝佳的机会。打破后窗，或者爬到前座去打破风挡玻璃。虽然前后玻璃上都堆了几英尺厚的沙土，但还是有可能打破的。这主要看他现在疯成什么样了，不过这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事了，所以真的没法去想。其他事情却可以想。
我挂上挡，铲斗装载机动了起来，上了公路，开向大坑。到了以后，我紧张地小跑过去，往下看，希望能看到凯迪拉克小圆丘的前窗或后窗上出现一个人形的鼠洞——多兰打破玻璃爬出来了。
我艰苦卓绝的工作没有被破坏。
“多兰。”我说。我想我的语气足够高兴。
没有回答。
“多兰！”
没有回答。
他自杀了，我想。我感到一阵苦涩的失望。用某种方法自杀了，或者被吓死了。
“多兰？”
土堆里传出笑声，明亮的、不受抑制的、完全真实的笑声。我感到自己的肌肉自动鼓胀起来。这是一个疯子的笑声。
他笑着，用嘶哑的声音笑着。然后叫了起来，又笑了起来。最后又笑又叫。
我和他一起笑了一会儿，叫了一会儿，或者又笑又叫，风也对着我们又笑又叫。
然后我回到铲斗装载机上，放下铲斗，开始真正地埋葬他。
四分钟后，凯迪拉克连形状都看不出来了，只剩下一个填满了土的洞。
我感觉自己能听见点什么，但风声很大，还有铲斗装载机发动机的嗡嗡声，所以没法判断。我跪下来，然后整个趴倒在地上，头探到洞里。
洞的深处，在所有土层下面，多兰还在笑。那种声音像漫画书里读到的声音：嘻嘻嘻，哈哈哈。可能也夹杂了些什么话，不好说。可我还是笑了，点了点头。
“叫吧，”我低声说道，“叫吧，如果你想。”但那微弱的笑声一直持续着，不断从土里渗出来，像有毒的蒸汽。
一阵突如其来又神秘的恐惧攫住了我——多兰在我身后！对，不知怎的，多兰到了我身后！在我转身之前他就要把我推到洞里了——
我跳起来，转过身，伤得厉害的手勉强握成拳。
被风吹起的沙子拍了我一脸。
没有任何其他东西。
我用脏手帕擦了擦脸，回到铲斗装载机驾驶室，继续工作。
天黑之前我就把洞填回去了。
甚至还有剩余的土，即使风吹走了一部分，因为凯迪拉克占了很大一块地方。事情进展很快，如此之快。
我开起铲斗装载机，直接轧过埋多兰的地方，思绪疲倦、茫然若失，还有点神志不清。
把车停到一开始的地方后，我脱下衬衫，用它擦了驾驶室里的所有金属，为了抹去指纹。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哪怕到了今天也不知道，因为在其他一百多个地方，我肯定也留下了指纹。做完一切后，伴着风暴下黄昏的棕灰色微光，我回到了货车上。
打开后门，看到多兰蹲在里面，我尖叫着，踉跄地退了几步，抬起一只手护住脸。我感觉自己的心脏要在胸腔里爆炸了。
什么都没有，没有人从车里出来。门在风中拍打摇晃，像闹鬼房子里的最后一扇百叶窗。最后，我慢慢挪过去，心怦怦跳着，往车里看。什么都没有，只有我留下的那堆东西——碎了灯的闪光指示箭头、千斤顶、工具箱。
“你必须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轻轻地说，“坚持住。”
我等着伊丽莎白说：你会没事的，亲爱的……就像这样的话……但只有风声。
我上了车，发动起来，朝着坟墓开了一半。这是我能到的最远的地方了。虽然我知道这很蠢，但我就是越来越相信多兰正在车里潜伏着。我不停地瞟后视镜，想从那堆东西里找出他。
风更大了，吹得货车摇摇晃晃。大片沙尘被吹起，落到车前，像是车头灯在冒烟。
最后，我停到路边，下车，关上所有门。我知道想在这样的户外睡觉简直就是疯了，但我实在没办法睡在车里。就是不行，所以我拿着睡袋爬到了货车底下。
我拉上睡袋，五秒后就睡着了。
我被噩梦吓醒了，但我忘了这个梦，只记得有手掐着我的喉咙，然后我发现自己被活埋了。鼻子上有沙，耳朵里有沙，喉咙里也有沙，这让我窒息。
我大声尖叫，奋力爬起。一开始，我还以为困住我的睡袋也是沙土，结果脑袋一下子撞到了货车的底盘，几块铁锈掉了下来。
我滚出车底，这时候正是黎明时分，天色是混浊的青灰色。一出睡袋，它就像风滚草似的被吹走了。我惊叫一声，追着跑了二十英尺，然后意识到这是最可怕的错误。可见度已经降到最多二十码，还可能更低。某些地方的路已经完全消失。回头看车，模糊一片，也几乎不见了，像一幅深褐色幽灵城的遗迹照片。
我摇摇晃晃地回到车旁，找出钥匙上了车。我还在不停地吐沙子、干咳。车子发动起来，沿着来时的路慢慢开回去。没必要等天气预报，整个早上，主持人能讲的只有天气，内华达州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沙漠风暴。所有道路都封闭了。在家待着，除非万不得已，那也还是在家待着。
这光荣的七月四日。
待着别动。疯了才出去。会被沙子弄瞎的。
我愿意冒险。这是永远掩盖这一切的最好机会——我从未想过自己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即使在我最大胆的幻想里，而如今机会就在眼前，我要抓住它。
之前多带了三四条毯子，我从上面撕下又长又宽的一条，绑在头上，看上去有点像疯了的贝都因人。出发。
整个早上，我都在把沥青块从沟里弄上来，放回挖出的坑里，尽量弄得和泥瓦匠砌墙或者砌壁龛那么整齐。这活本身并不是特别困难，虽然我得从土里挖出大部分沥青块，就跟考古学家挖文物似的，而且差不多每二十分钟我就得回到车里躲避风沙，让刺痛的眼睛歇一会儿。
我从洞的浅端开始，慢慢向西挪动。到了十二点一刻——六点开始的，已经到了最后的十七英尺左右。当时风快停了，我时不时能看到头上的一块块蓝天。
我搬着、填着，搬着、填着。算起来，现在我应该正站在多兰上面。他死了吗？一辆凯迪拉克能有多少立方英尺的空气？考虑到多兰的两个朋友都已经不呼吸了，那还要多久车里的空气才会没法支撑生命？
我跪倒在光秃秃的土里。风已经侵蚀了铲斗装载机的车辙，但还没有完全消除；在那些淡淡的锯齿状痕迹下方的某个地方，有一个戴着劳力士手表的男人。
“多兰，”我亲切地说，“我改主意了，决定让你出来。”
没反应。什么声音都没有。这次肯定是死了。
我又回去拿起一块沥青，放到坑里。正要站起来，我听到了微弱的、咯咯的笑声从土里渗出来。
我瘫成一团，蹲了下来，头往前伸——如果我还有头发，这会儿头发就挂脸上了，这个姿势维持了一会儿，我听着多兰在下面笑。声音很微弱，毫无音质可言。
声音停了，我走回去又拿起一块沥青。这块有一段断裂的黄色通行线，看上去像连字符。我跪了下来。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尖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鲁宾逊！”
“对啊，”我笑着说，“看在上帝的分上。”
我把手头的沥青块整齐地摆放在其他沥青块旁，侧耳再听，多兰已经没声了。
那晚十一点，我回到了拉斯维加斯，睡了十六小时，起床去厨房煮咖啡时，突然就瘫倒了，背上袭来一阵可怕的痉挛，痛得我在地板上打滚。我一只手去够后腰，另一只手塞到嘴里止住尖叫。
过了一会儿，我爬进浴室——试着站起来，但引来了又一阵电击般的疼痛，扶着脸盆架支起身体，让自己刚好能够到药柜里的阿司匹林。
我吃了三片，打算洗个澡。浴缸放水时，我躺在地板上。水满了，我扭动着脱掉睡衣，设法进入浴缸。我在里面躺了五小时，大部分时候都在打盹。出来的时候，可以走路了。
一点点而已。
我去找了一个脊椎按摩师。他说我有三节椎间盘突出，而且下面的脊椎还严重错位。他好奇我是不是打算去做马戏团的大力士。
我告诉他这是在花园里挖坑时弄伤的。
他让我去堪萨斯城。
我去了。
他们给我做了手术。
麻醉师把氧气罩放到我脸上时，我听到多兰在嘶嘶作响的黑暗中大笑。我知道自己要死了。
恢复室贴了水绿色的瓷砖。
“我还活着吗？”我哑着嗓子说。
护士笑了。“是的。”他的手碰了碰我的眉毛——绕着整个脑袋长的眉毛。“你晒伤太严重了！天哪！痛吗？还是你还晕乎着呢？”
“还晕乎着，”我说，“我昏迷的时候说话了吗？”
“说了。”
我感到浑身冰冷，冷到了骨子里。
“说了什么？”
“你说：‘这里很黑，让我出去！’”他又笑了。
“哦。”我说。
他们再也没找到他——多兰。
多亏了风暴，那赶巧的风暴。我很确定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如果我告诉你我从没靠近去查看，我想你也能理解。
RPAV——记得吗？他们在重铺道路。风暴几乎埋了绕行车道所关闭的那段71号路。他们回来工作后，不用费力一次性地移走堆积起来的沙丘，而是干到哪儿算哪儿——何苦全移走呢？反正也不用担心交通问题，所以挖沙子和拆除旧路面同时进行。如果铲斗装载机司机碰巧留意到某一路段上被沙子覆盖的沥青——一段约四十英尺长的路面——在他的铲斗前断裂成了整齐的、几乎呈几何状的碎块，而他什么都没说，那大概是醉了，也可能是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带着孩子出去了。
然后大型垃圾车就来了，装着满满当当的新沙砾，后面跟着洒布机和压路机。再后面是罐式汽车，车尾接着大喷枪，散发出热沥青味，特别像化了的皮鞋味。等新鲜沥青干了，贴合机将到场。帆布遮阳伞下的司机会不断回头看黄线，保证它笔直，完全不知道自己正压过一辆雾灰色的凯迪拉克，里头还有三个人，不知道在下面的黑暗中，有一枚红宝石戒指和一块金色劳力士手表——这手表估计还在走时。
本来这些重型设备中的任何一个肯定能压坏一辆普通的凯迪拉克，压下去的时候设备会晃一下，发出嘎吱声，然后一堆人就会去挖土，看能找到什么——或者谁。不过多兰的车简直就是辆坦克，而他的极端小心又成功地不让任何人找到他。
当然了，凯迪拉克迟早会塌，可能是在一辆半挂车的重压下，然后经过的下一辆车将在西向车道上看到一个巨大的凹陷，人们会通知公路部，再安排一次RPAV。不过如果工人们不去现场勘察情况，不去发现其实是路面下的空心导致仅仅一辆卡车的重量就引发坍塌，我想他们会认为“沼洞”（就是这么叫的）是由霜冻、塌陷的盐丘，或者一次沙漠地震引起的。他们会把路修好，生活继续。
他——多兰，被报失踪了。
有几个人流了那么几滴眼泪。
《拉斯维加斯太阳报》的一个专栏作家认为他可能在和吉米·霍法
一起打牌、打台球。
或许这个推测很接近事实了。
我很好。
我的背现在基本恢复了。医生严厉嘱咐我不能独自提任何超过三十磅的物体，好在今年我有一大帮三年级学生，他们什么样的忙都能帮。
我开着自己新的本田讴歌，在那段路上跑了几个来回。有一次我还下了车（提前确认了两个方向上都没有来车），在那个点上撒了一泡尿，我很确定就是那个点。但尿不太出来，虽然膀胱满满当当。我继续上路，不断查看后视镜：你看，我有个很滑稽的想法，多兰会从后座上冒出来，皮肤烧成了肉桂色，木乃伊一般干瘪的皮肤挂在骨架上，头发上满是沙子，眼珠子和劳力士手表闪闪发光。
事实上，那是我最后一次走71号公路。现在，向西走的时候我都走州际公路。
伊丽莎白呢？跟多兰一样，她也归于宁静了。这对我是一种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