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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相信所有我听到的、读到的以及自己头脑发热想象出来的东西。这些东西导致了不少失眠夜，但也让我的世界充满了色彩和质感——即使用一生的安眠夜来换，我也不换。早在当时我就知道，世界上有些人——事实上，这种人太多了——的想象力要么迟钝不堪，要么完全死去，而其精神状态几近色盲。我总为他们感到遗憾，从没想到（至少在当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在同情着我，或看不起我，不单单是因为我遭受了众多非理性恐惧的折磨，还因为我深深地、毫无保留地相信几乎所有的事物。“有个男孩，”他们中肯定有人想过（我知道我妈妈就这样想过），“不是只信了一次那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而是一生中反复如此。”
我觉得这话放在当时倒也不全错，而且老实说，到了现在，这话也还有一定的道理。我妻子至今还享受告诉大家她的丈夫在幼稚的二十一岁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时，把票投给了理查德·尼克松的快乐。“尼克松说他有让美国撤离越南的计划，”她说，眼睛里通常闪着兴奋的光，“史蒂夫信了他！”
没错，史蒂夫信了，而这也不是史蒂夫在他那四十五年的生命历程（经常很怪异）中所相信的唯一的事。比如，同一个小区的孩子里，我是最后一个明白所有那些街角的圣诞老人意味着并没有真实存在的圣诞老人（我还是觉得这个想法毫无逻辑和价值，这就像是说出一百万个门徒就能证明没有大师的存在）。我的奥伦叔叔说可以用钢铁制的帐篷桩撕碎一个人的影子（前提是正好在正午时分），他的妻子说每次我们打寒战的时候，都有一只鹅正走过我们日后的墓地。这些我都从未质疑。考虑到我一生中打寒战的次数，死后我必然要被葬在罗迪阿姨位于怀俄明州鹅潭的谷仓后面。
我也相信所有在校园里听到的事，小小的鲦鱼和鲸鱼大小的庞然大物可以同样轻松地滑入我的喉咙。有个孩子非常笃定地告诉我，如果在铁轨上放一枚十美分硬币，之后来的第一列火车将会因此脱轨。另一个孩子告诉我，铁轨上的十美分硬币会被下一列火车完美地弄平滑（他就是这么说的——完美地弄平滑），而火车经过后，你将得到一枚一美元硬币那么大的柔软又几乎透明的硬币。我自己的想法是两者都对：那些放在铁轨上的硬币在让火车脱轨前先被火车完美地弄平滑了。
其他我在上学时候——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的中心学校、缅因州达勒姆的达勒姆小学——听到的引人入胜的事实涉及各类事物，比如高尔夫球（球心有毒，有腐蚀性）、流产儿（有时候活着出生，但是畸形的怪物，必须由医护人员杀死，这些医护人员是不吉利的，被称为“特别护士”）、黑猫（如果有黑猫穿过你走的路，你必须立刻朝它做出化解邪恶之眼的手势，否则在天黑前必死无疑），还有人行道上的裂缝。或许我不必解释裂缝与完全无辜的妈妈的脊柱之间所存在的可能的危险关系。
当时，这些奇妙且令人惊讶的事实主要来自里普利所著的《信不信由你！》——口袋书出版社发行的平装合集。正是在里普利的书里，我发现刮下扑克牌背面的赛璐珞，然后把它们塞入一根管子，就可以制作出有杀伤力的炸弹；在你头盖骨上钻一个洞，插上蜡烛，你就成了人体夜灯（我没想过为什么会有人想干这样一件事，直到多年以后）；真的有巨人（身高超过八英尺
的男人），有小矮人（身高不足十一英寸
的女人），有恐怖到难以描述的怪物……而里普利描绘出了所有这些东西，用充满爱意的细节，还常常配着图片（哪怕活到一百岁，我都忘不了那个在剃了头发的头盖骨正中插蜡烛的人）。
那套丛书是世界上最神奇的表演——至少对我而言，我会把它们装在后裤兜里带着四处走动。周末下午下着雨，又没有棒球比赛，而所有人都厌倦了大富翁游戏时，我会和这本书一起宅着。里普利说的所有那些绝妙的奇珍异物和人类怪物都是真的吗？在这个语境下，那似乎毫不相关。它们对我而言是真实的，而且那段时期——六岁到十一岁——大概是人类想象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们对我来说都极为真实。我相信它们，正如我相信一枚十美分硬币可以使一列货运列车脱轨，或者相信如果不小心沾到了高尔夫球的中心那黏糊糊的东西，你的手就会被腐蚀掉。正是在里普利的书里，我才开始意识到奇妙和乏味间的区别有时候可以如此微妙，也开始懂得这两者的并存不但照亮了生命中那些普普通通的时刻，同时也照亮了生命中那些偶尔出现的奇特瞬间。记住，我们这里说的是相信，而相信是神话的摇篮。那么现实如何？好吧，就我个人而言，现实可以像滚动的甜甜圈一样能滚多远滚多远。我从不为现实说话，至少在我的作品中如此。通常情况下，现实之于想象简直如同白蜡树树桩之于吸血鬼。
事实上，我认为神话和想象几乎是可以互换的概念，而相信则是两者的源泉。对什么的相信呢？说实话，我不觉得这很重要：一个神或多个神，或者一枚十美分硬币可以让一列货运列车脱轨。
我的这些相信和信仰毫无关系，这一点我们必须说清楚。我作为卫理公会教徒被养大，儿时学到的教义还对我起着作用，使我相信我的这个想法往好了说是狂妄，往坏了说就是完全的渎神。我之所以相信所有那些奇怪的事物是因为我天生如此。人们参加跑步比赛是因为他们天生跑得快，去打篮球是因为上帝让他们长到六英尺十英寸高，又或者在黑板上解出又长又复杂的方程是因为他们天生沉浸于数字，对数字敏感。
然而信仰将在某处介入，我想这个某处就是你不断地重复做一件事。即使在最真实的内心深处，你相信自己无法做得比现在更好，而且你相信如果继续做，只能走下坡路，可你还得继续做。第一次击打皮纳塔
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可失去，但击打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三十四个）时你将面临失败、沮丧的风险，而体裁已被很好定义的短篇小说领域，对作家来说就意味着要冒自嘲的风险。不过我们还将继续，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虽然情况会变得很艰难。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我绝不相信这一点，可事实就是如此。情况越来越难。有时候我觉得这台旧王氏文字处理机五年前就不再靠电驱动了，从《黑暗的另一半》开始，它就完全靠信仰驱动。但这没关系，不管是什么，只要能让文字出现在屏幕上就行，对吗？
这本书里的每个故事，其灵感来自相信的瞬间，且在信仰、幸福和乐观一齐爆发的时刻写就。然而这些积极的感受有它们黑暗的同类——对失败的恐惧还远非其中最可怕的那个。最可怕的——至少对我而言——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推测，即我可能已经说了所有我想说的话，而如今只是在重复听我自己连续发出的不断的“嘎嘎”声，因为声音停下后的寂静太过毛骨悚然。
最近几年，让短故事成型的必要条件之一——信仰之跃渐渐变得非常难得。现在，似乎所有东西都想成为小说，而所有小说都想有接近四千页的篇幅。不少评论家提到了这一点，通常是以批评的态度。我写过的每一本长篇小说——从《末日逼近》到《必需品专卖店》，都有评论指责我的作品过于冗长。在某些情况下，批评有好处；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只是坏脾气的男人和女人说的废话而已，这些人接受了过去三十年的文学厌食症，缺乏讨论和异议，这很令人费解（至少对我而言）。这些自封的当代美国文学教会执事似乎带着怀疑看待慷慨，带着厌恶看待质感，带着完全的厌恶看待大胆的文学上的新尝试。其结果就是催生了一种奇怪而荒芜的文学氛围，诸如尼科尔森·贝克的《声音》，简直如指甲屑般无意义，却成了大众热烈讨论和研究的对象，而真正志向远大的美国小说，如格雷格·马修斯的《国之心》却完全受到了冷落。
不过说起来，这些都是题外话，而且就是点小牢骚——毕竟，哪个作家不会感到自己遭到了评论家不公平的批判呢？在我粗鲁地打断自己之前，我最开始想说的是，信仰将相信转变为实物（一篇人们真正想要阅读的短篇小说）的行为，最近几年对我来说有点难。
“好吧，那就别写了，”有些人可能会说（通常这只是我脑海里听到的一个声音，就像杰茜·伯林盖姆在《杰罗德游戏》中听到的那样），“毕竟，你不像以前那样需要写书挣钱。”
这很真实。那些用四千字故事的收入为耳朵感染的孩子买青霉素或者付房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这样的逻辑错得离谱，是危险的。要知道，我确实也不需要写长篇小说挣钱了。如果只是为了钱，我可以洗洗睡了，或者在加勒比的某个海岛上度过余生，晒晒太阳，看看自己的指甲能长到多长。
不过这无关乎钱，无论那些浮夸的小报说了什么；这也并不是关于卖书，虽然那些自大的评论家似乎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时间在流逝，但根本的东西还是适用，我的目标始终如一——我的工作是写书给你们看，我的书迷，我可以随意摆布你们，把你们吓得毛骨悚然，吓到你们晚上都不敢关灯睡觉。这些关乎看到不可能之事，然后说出来；也关乎让你们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至少在那一瞬。
我不太说这些事，因为这让我觉得尴尬，而且听起来有点自大，但我一直把故事本身看得很伟大。它们不但可以提高生活水平，而且真的可以拯救生活。我并非在用隐喻的方式述说。好的写作——好的故事——是想象的撞针，而想象的目的，我认为，是在难以承受的生命历程和处境下，给我们提供安慰和避难所。当然了，我只能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说，但对我而言，想象——在我儿时常常让我惊恐到难以入眠的想象，帮助我度过了成人时期一些极为疯狂、可怕的现实。如果源自那些想象的故事也可以帮助到一部分读到它们的人，那么我会非常开心、非常满足——就我所知，这种感受无法用高额的电影合约或者数百万美元的图书合约来交换。
然而，短篇小说仍然是一种困难的、有挑战性的文学形式，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如此高兴地——同时如此惊讶地——发现我有足够的储备，可以出版第三本集子。这本集子到来的时间也很合适，因为孩童时期我完全确信的事实之一是（我很可能是在里普利的《信不信由你！》中看到的）人们每七年就会完全更新一次自身：每一块组织、每一个器官、每一块肌肉都会被全新的细胞取代。我是在一九九二年的夏天编纂的《夜梦故事集》，那一年正好是我上一本短篇小说集《斯蒂芬·金的故事贩卖机》出版七年后，也是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守夜》出版十四年后。我知道，虽然将想法变成现实所需的信仰之跃愈来愈难（你知道，跳跃肌每天都在衰退），但还是能做到的——这是最好的事情。次好的事情是知道仍然有人想读我的故事——那就是你们，我的书迷——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些的话。
这些故事中最老的是《上头》（我个人版本的高尔夫球黏液杀手和流产恶魔，如果你愿意那样说的话），最早发表在缅因大学一本叫《沼泽根》的文学杂志上。不过这个故事在本书里做了大量改动，这样它就能更贴近它本身想要表达的东西——对遭到诅咒的小镇城堡岩的终极回顾。最新的故事《十点民族》写于一九九二年夏天发烧的那三天。
书里有一些真正的珍品——我唯一一部原创电视剧剧本的初版；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其中华生医生走到台前解开了案子；设定是发生在伦敦郊区的克苏鲁神话故事，我第一次碰到彼得·斯特劳布时他就生活在那里；强硬的理查德·巴克曼
式“犯罪”故事；《我漂亮的小马驹》的略微修改版，芭芭拉·克鲁格
为其绘制了插图，这个故事最初是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作为限量版出版的。
深思熟虑后，我还决定加入一篇很长的非虚构作品——《低头》，是关于孩子和棒球的，最早在《纽约客》上发表。在过去十五年里，这大概是我花了最多工夫的作品。当然，这并没有让它很优秀，但是我知道写作和发表它让我感到巨大的满足，正因为此，我决定把它放入集子。这个作品其实并不适合收在一本主要是关于悬疑和超自然现象的故事集里，但从某种角度来看，它又适合：质感是相同的。看看你认同与否。
我做过最努力的事就是避开老掉牙的栗子和树干的故事，还有抽屉底部之类的东西。差不多自一九八〇年起，有些评论家就一直说我出版自己的洗衣单都能卖出上百万本，但这么说的评论家中，大部分都认为我本来就是这么干的。不过那些为了找乐子读我书的人显然不这么想。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为了这些读者编的这本书，而不是那些评论家。我想，这本书成了分配不均衡的“阿拉丁的山洞”，它造就了一个三部曲，前两本分别是《守夜》和《斯蒂芬·金的故事贩卖机》。现在，所有好的短篇小说都被收进了书里；坏的都被尽可能远地扫到了毯子下，而且将一直待在那里。如果还会有另一本集子，那么里面都是新故事——还没写出来的，甚至是还没想到的故事（还没有被相信的故事，如果你愿意这么说），我想这本集子会在以“2”开头的年份出来。
同时，我还想说这二十几个故事（我必须提醒你，其中一些非常古怪），每个故事都包括了一些我相信了一段时间的东西，我知道有些东西——下水道里伸出的手指、食人的蟾蜍、饥饿的牙齿——有点吓人，但我想，我们一起经历的话就没事。首先，跟着我念：
我相信一枚十美分硬币可以让一列货运列车脱轨。
我相信纽约城的下水道系统里有短吻鳄，更不用说像设得兰群岛的矮种马那么大的老鼠。
我相信可以用钢铁制的帐篷桩撕碎一个人的影子。
我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而我们在圣诞节看到的那些红衣人都是他的帮手。
我相信我们周围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我相信高尔夫球里充满了有毒气体，如果切开后吸入溢出的气体，我们就会死。
最重要的是，我真的相信有鬼，我真的相信有鬼，我真的相信有鬼。
可以吗？准备好了吗？好的。拉住我的手，我们现在出发啦。我知道路，你所要做的就是紧紧抓住我的手，然后去相信。
班戈市，缅因州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