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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平安。基督的荣光。
我该怎样在有限的篇幅里，讲述我们两个月来遇到的种种事情呢？况且现在，我甚至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到您手中。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写，也觉得有义务写下来。
我们的船从澳门出发后，一连八天天气都好得出奇。天空晴朗而蔚蓝，帆愉快地鼓起，时常可见成群的飞鱼闪着银光跃出水面。我和加尔佩每天早晨在船上做弥撒时，都感谢主赐予我们平安。不久，第一场暴风雨来袭，那是五月六日夜间。强风首先从东南方刮来，二十五名经验丰富的水手将帆桁降下，在前桅升起小帆，但到了半夜，船也只有任凭风浪摆布了。后来船的前方出现裂缝，开始进水，几乎一整晚我们都在不停地往裂缝里塞布条，把积水舀到船外。
天色开始泛白时，暴风雨终于停息了。我、加尔佩和水手们都筋疲力尽，躺在船货中间，仰望着含雨的乌云向东方飘去。那时，我想起了九十年前历经比我们更大的困难、终于抵达日本的圣方济各·沙勿略，他必定也在暴风雨过后的黎明见过乳白色的天空。不只是他，此后几十年间，好几十名传教士和神学生绕过非洲，经过印度，跨越这片海洋前往日本传教。德·赛凯拉主教、巴里尼亚、奥根蒂诺、戈麦斯、洛佩斯、格雷戈里奥……数也数不完。其中也有很多人像吉尔·德·拉·马塔一样，眼看日本就在眼前，却因船只失事而遇难。是什么激发出无比的热情，让他们能够忍受如此可怕的痛苦，现在我已经明白了。他们都凝视过这乳白色的云和向东飘去的乌云，当时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我也明白了。
船货旁传来吉次郎痛苦的声音。这个胆小鬼在暴风雨期间几乎没帮水手的忙，脸色煞白地躲在船货中间发抖，周围到处都是白色的呕吐物，不住地用日语嘟囔着什么。
起初我们同那些水手一样，用轻蔑的眼光看着他，疲累之下，也无心去听他在用日语喃喃什么。但不经意间，我从他的话中听到了“伽拉萨（圣宠）”和“圣玛利亚（圣母）”的发音。这个像猪一样把脸埋在自己呕吐物当中的男人，的确连续说了两次“圣玛利亚”。
加尔佩和我面面相觑。这次海上之旅，吉次郎不仅没帮上我们的忙，反倒添了不少麻烦。这样一个人，会和我们站在相同的立场上吗？不，不可能。信仰绝不会把一个人变得如此懦弱卑怯。
“你是信徒吗？”加尔佩问。
吉次郎抬起被呕吐物弄得脏兮兮的脸，痛苦地望着我们，然后狡猾地假装没听到刚才的问题，脸上浮现卑躬屈膝的浅笑。向人谄媚地笑是这男人的习惯。我还好，加尔佩一直很反感他这种笑容，如果是刚毅的圣·玛尔塔，更是会非常恼火。
“我在问你问题。”加尔佩提高了声音，“你老实回答我，是不是信徒？”
吉次郎用力摇头。中国水手们透过船货的间隙，用好奇又轻蔑的眼神望着这边。如果吉次郎是信徒，我想不透他为什么连我们这些司祭也要隐瞒。我猜想，这个胆小鬼是害怕回到日本后，我们向官差泄露他是天主教徒的事实。但如果他的确不是信徒，为何会在极度恐惧时说出“伽拉萨”和“圣玛利亚”的字眼？不管怎样，这个男人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我也会逐渐了解他的秘密。
直到那天为止，丝毫看不到陆地或岛屿的踪影。天空是无止境的灰色，偶尔有微弱的阳光照到船上来，让人眼皮沉重。我们被悲伤击垮了，只是盯着波浪起伏、仿佛朝我们露出白色獠牙的冰冷大海。但神并没有抛弃我们。
一个如死人般躺在船尾的水手突然叫了起来。从他所指的地平线上，一只小鸟飞了过来。这只横穿大海的小鸟，宛如黑点般落在昨夜被暴风雨撕裂的帆桁上。海面上飘来无数木片。我们料想，陆地已经不远了。然而喜悦很快变成了不安。如果这片陆地是日本，我们就不能被任何小船发现。因为小船上的渔夫们会立刻向官府报告：有外国人搭乘帆船漂流过来。
黑暗来临之前，我和加尔佩像两条狗似的蜷缩在船货中间。水手们只升起前桅的小帆，尽量远远绕过可能是陆地的地方。
深夜，船又开动了，我们尽量不让船发出动静。幸好没有月亮，天空黑沉沉的，没人发现我们。半里格高的陆地逐渐逼近，我们发现正在进入一个两侧是陡峭山脉的海湾，与此同时，也看到了海滩那边成排被压扁了似的低矮房屋。
吉次郎首先下到浅滩，接着是我，最后是加尔佩涉入还很冷的海水里。这里是日本吗？还是其他国家的岛屿？老实说，我们三人都不知道。
我们一动不动地躲在沙滩的低洼处，等待吉次郎探明情况。沙滩上有脚步声逐渐靠近，我们紧抓着湿衣服，屏住呼吸。一个头上包着布、背着筐的老婆婆从旁边走过，并没有发现我们。她的脚步声远去后，周遭重归沉寂。
“他不会回来了。他不会回来了。”加尔佩带着哭腔说，“那个胆小鬼不知跑哪儿去了。”
但我想到的是更可怕的命运。他不是逃走，而是像犹大那样去告密，很快就会带着官差出现。
“有一队士兵拿着火把和武器到这里来。”加尔佩低喃着圣经里的话，“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
是的，我们这时应该想想客西马尼的那个夜晚，将自己的命运全部交付他人之手的主。然而对我来说，这段时间漫长得令人心碎。说实话，我很害怕，汗水从额头流到眼睛。我听到一队士兵的脚步声，看到火把在黑暗中阴森地燃烧着，越来越近了。
有人将火把向前照过来，火光中现出一个矮小老人红黑色的丑陋脸孔，周围站着五六个年轻男子带着困惑的眼神俯视着我们。
“Padre，padre.”老人画了个十字，小声唤道。那声音有着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温柔。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里听到“Padre（神父）”这令人怀念的葡萄牙语。当然，除此之外，老人根本不懂我们国家的语言，但他在我们面前画了十字，那是我们共同的标志。他们是日本信徒。我只觉得一阵眩晕，勉强在沙滩上站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到这时，我才真切地体认到这个事实。
吉次郎躲在众人身后，露出卑微的笑容，那模样就像老鼠似的，一有风吹草动随时可以跑路。我羞愧地咬着嘴唇。主总是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人，因为他爱世人，但我却怀疑吉次郎这个人。
“快走吧！”老人小声催促我们，“不能被那些Gentio（异教徒）看到。”
Gentio——这里的信徒也知道这个葡萄牙语单词。一定是自圣方济各之后，我们诸多前辈教给他们的。开垦不毛之地，施肥耕耘到这般程度，该是多么困难啊！不过，撒下的种子已经萌生出可喜的嫩芽，培育它就是我和加尔佩今后的重大使命。
这天晚上，我们藏身在他们天花板低矮的家中，旁边就是牛棚，飘来阵阵臭气。但他们说，连这里也很危险。异教徒只要发现我们，就可以得到三百枚银币的奖赏，因此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不可掉以轻心。
但是，为什么吉次郎这么快就能找到信徒呢？
翌日早晨天还没亮，我和加尔佩便换上农民下地劳作的衣服，在昨天那些年轻男子的带领下，登上村庄后面的一座山。信徒们打算把我们藏在更安全的烧炭小屋里。浓雾隐没了树林和山路，很快雾也化成了细雨。
在烧炭小屋里，我们第一次得知现在身在何处。这是个距离长崎十六里格、名叫友义的渔村，不到两百户人家，在过去几乎所有村民都受过洗。
“现在呢？”
“神父，”带我们过来的一个叫茂吉的年轻人回头看看同伴，“现在我们毫无办法。如果被发现是天主教徒，我们就会被杀。”
当我们把挂在脖子上的小十字架送给他们时，他们的喜悦是我无法以笔墨形容的。两人都恭恭敬敬地俯伏在地，将额头贴在十字架上，反复礼拜了很久。据说，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连这样一个十字架都得不到了。
“还有司祭吗？”
茂吉紧握着手，摇了摇头。
“修道士呢？”
司祭自不待言，就连修道士他们也六年没遇到过了。六年前，有个叫米格尔·松田的日本司祭和耶稣会的马特奥·德·科洛斯司祭还暗中与这一带的村落保持联系，但两人都在一六三三年十月劳累过度而死。
“那这六年来，洗礼和其他的圣礼怎么办？”加尔佩问。没有比茂吉他们的回答更打动我们的了。请您务必将这事实转告我们的上司，不，不只是上司，希望整个罗马教会都知道。我现在想起了《马太福音》里的话：“（种子）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他们没有司祭也没有修道士，还深受官府迫害，却偷偷成立了秘密组织。
在友义村，这个组织是这样建立的。他们从信徒中选出一名长老代替司祭的工作。我将茂吉告诉我的情况如实写在这里。
昨天在沙滩上遇到的老人被称为“爷爷”，在所有人当中地位最高，他保持身体的洁净，为村里的新生儿施行洗礼。“爷爷”手下有一群“爸爸”，负责暗中教信徒祷告并传授教义。还有称为“弟子”的村民，极力延续行将熄灭的信仰之火。
“不只是友义村，”我振奋地问，“其他村子应该也有这样的组织吧？”
但茂吉依旧摇了摇头。我后来才知道，在这个重视血缘的国家，同村的人就像一家人般紧密团结，对其他村庄有时却视同异族，存有敌意。
“神父，我们只相信自己的村民。这种事要是被其他村民知道了，一定会告诉地方官。捕吏每天都会巡视各村一次。”但我还是拜托茂吉他们帮忙寻找其他村子的信徒。我一定要尽早告诉他们，在这片荒废的、被抛弃的土地上，司祭高举着十字架又回来了。
从翌日起，我们开始了这样的生活：就像在地下墓穴
做礼拜的时代一样，我们在深夜做弥撒，清晨悄悄等待登山来访的信徒。每天，他们派两个人带来少许食物，我们聆听他们告解，教他们如何祈祷，为他们讲解教义。白天我们将小屋的门紧闭，不发出任何声响，以免被经过的人发现。生火和炊烟当然更是禁忌。
友义村西边的村庄和岛屿上可能还有信徒，但碍于这种形势，我们无法外出。不过，我终究要想个办法，把那些被抛弃的、孤立的信徒逐一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