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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平安，基督的荣光。
我们于去年十月九日抵达果阿。五月一日从果阿到澳门，这些事已向您报告过了。因为旅途艰辛，同事霍安特·圣·玛尔塔体力消耗甚巨，饱受疟疾发热之苦，只有我和弗朗西斯·加尔佩受到这里的传教学院真诚款待，精力充沛。
但这所学院的院长，在这里住了十年之久的范礼安神父，一开始坚决反对我们去日本。我们在神父可以一览港口的客厅谈及此事时，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必须放弃向日本派遣传教士的念头。对葡萄牙商船来说，海上航行十分危险，在到达日本前可能还会遭遇若干阻碍。”
神父如此反对，也是理所当然。一六三七年以来，日本政府怀疑岛原之乱与葡萄牙人有关，不仅全面断绝通商，从澳门到日本近海的海上更有新教徒的英国、荷兰军舰出没，对我国商船加以炮击。
“但靠神的庇佑，我们说不定会偷渡成功。”霍安特·圣·玛尔塔热切地眨着眼说，“那里的信徒现在失去了司祭，就像一群小羊孤立无援，为了给他们勇气，确保信仰的火种不致熄灭，无论如何应该有人去。”
范礼安神父此时表情扭曲，默默无言。作为上司的义务和日本可怜的信徒被逼到绝路的命运，无疑令他苦恼至今。老司祭手肘撑在桌子上，手掌抵着额头，良久不语。
从房间看得到远处的澳门港，海水被夕阳染红，帆船犹如黑色污迹，点点浮在海面上。
“我们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寻访我们三人的老师费雷拉神父。”
“关于费雷拉神父，之后再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有关他的信息都很含糊，我们如今连确认真伪的办法都没有。”
“这么说，他还活着？”
“连这一点也不知道。”范礼安神父吐出一口气，听不出是呼气还是叹息，然后抬起头。
“他定期寄给我的书信，从一六三三年起已彻底断绝。他是不幸病死，还是被囚禁在异教徒的监狱，还是如你们想象已光荣殉教，抑或还活着但没有途径寄出书信，眼下一切都难有定论。”
那时，范礼安神父只字未提费雷拉神父在异教徒拷问下屈服的传言。想来他也同我们一样，不愿如此猜度昔日的同事。
“此外……”他仿佛在自言自语，“现在日本出现了一个令天主教徒很头痛的人物，他姓井上。”
井上这个名字，我们当时是初次听闻。范礼安神父说，跟这个井上相比，上一任长崎奉行，即虐杀过许多天主教徒的竹中，不过是个残暴的莽夫罢了。
为了记住这个踏上日本后可能会遇到的日本人的名字，我们重复了好几遍陌生的发音。
从九州的信徒最后寄来的书信里，范礼安神父对这位新奉行多少有些了解。据说岛原之乱后，井上成了镇压天主教的实际领导者。和前任竹中采女截然不同，他像蛇一样狡猾，运用巧妙的手段，让以往面对拷问、威胁也毫无畏惧的信徒们相继弃教。
“可悲的是，”范礼安神父说，“他曾经皈依和我们相同的宗教，还受过洗。”
关于这名迫害者，日后还会再向您报告吧……作为上司，这位谨慎持重的神父，最终也被我们（尤其是同事加尔佩）的热忱打动，准许我们偷渡日本。至此大势已定。为了教化日本人，为了主的荣光，今天我们历尽艰辛来到这东方，在往后的旅途中等待我们的，恐怕是从非洲到印度洋的海上旅行无法比拟的困难和危险。但是，“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马太福音》），然后我想起了《启示录》里的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在这句话面前，其他事全都微不足道。
如我先前所述，澳门位于珠江的出海口。城市建在海湾入口的岛上，但跟其他东方城市一样，这里没有城墙环绕，因此不知道哪里是城市的边界，中国人灰褐色的房子如尘芥般扩展开来。总之，此地之风貌，您拿我们国家任何都市、乡镇都无法想象。据说人口在两万人左右，但这个数字不确切。能唤起我们思乡之情的，只有市中心的总督官邸、葡萄牙风格的商馆和石板路。炮台的炮口正对着海湾，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一次都未使用过。
大部分中国人对我们的宗教不感兴趣。在这一点上，确如圣方济各·沙勿略所说，日本是“最适合天主教的东方国家”。但讽刺的是，由于日本严禁本国船只出洋，导致远东的生丝贸易完全被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垄断，澳门港今年的出口总额为四十万塞拉芬，远超前年和去年的十万塞拉芬。
今天要向您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昨天终于遇到了一个日本人。据说以前有相当多的日本修道士和商人来到澳门，但自从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他们就再未来过，少数居留的人也都回国了。我们询问过范礼安神父，他也说这城市里已没有日本人。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得知有一个日本人混在中国人当中生活。
昨天下着雨，我们去中国人聚居区寻找偷渡到日本的船。我们一定要找到一艘船，还要雇船长和水手。在雨中，澳门这座可怜的小城更显凄凉，从大海到城市，一切都被淋得灰蒙蒙的，中国人躲在畜舍似的简陋小屋里，泥泞的路上不见半个人影。看着这样的街道，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人生，悲从中来。
我们找到别人介绍的中国人，表明来意后，对方当即说，有一个日本人想从澳门回国。应我们的要求，他的儿子立刻去把那个日本人叫来。
对这个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的日本人，该怎么形容呢？一个醉汉跌跌撞撞地走进房间，这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名叫吉次郎，年纪大约二十八九岁。他很费劲地回答了我们的问题，由此得知他是长崎附近肥前地方的渔夫，岛原之乱前在海上漂流，被葡萄牙船只救起。这男人虽然喝醉了，却有一双透着狡猾的眼睛，跟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时常别开视线。
“你是信徒吗？”
同事加尔佩如此一问，男人顿时沉默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加尔佩的问题会惹得他不快。起初他不愿多说，后来在我们的恳求下，才一点一点说出天主教徒在九州遭受迫害的情形。他在肥前的仓崎村见过二十四名信徒被藩主处以“水磔”之刑。所谓“水磔”，就是在海中竖立木桩，将天主教徒绑缚其上，等到涨潮，海水淹到大腿根处，囚犯们逐渐筋疲力尽，约一周左右便悉数在痛苦中死去。如此残忍的方法，就是罗马时代的尼禄也想不到吧？
谈话中，我们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向我们讲述那令人战栗的场景时，吉次郎的表情扭曲，突然噤口不言，然后挥挥手，仿佛要挥去那段可怕的记忆。想来那被处以“水磔”之刑的二十余名信徒中，就有他的朋友或熟人。我们或许触碰了他不愿触及的伤口。
“你果然是信徒。”加尔佩固执地追问，“对吧？”
“不是，”吉次郎摇着头，“我不是。”
“但你想回日本，而我们正好有购买船只和雇用水手的资金。所以，如果你和我们一样打算去日本……”
听了这番话，这个喝醉了酒的日本人浑浊泛黄的眼里，突然闪出狡黠的光，在房间角落抱着膝盖，仿佛辩解似的喃喃低语，说他希望回国，只是因为想见到留在故乡的父母兄弟。
我们也有自己的打算，当即同这个战战兢兢的男人谈起交易。脏兮兮的房间里，一只苍蝇嗡嗡地在同一个地方打转，地板上扔着他喝光的酒瓶。无论如何，我们登陆日本后两眼一抹黑，必须联系信徒帮我们藏身，为我们提供种种便利。我们需要这个男人做我们的第一个向导。
吉次郎抱着膝盖面朝墙壁，对我们提出的交换条件考虑良久，最后终于应承下来。对他来说，这次冒险，危险性十足，但他也知道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就可能永远回不到日本了。
多亏范礼安神父的帮助，本来我们要弄到一艘大帆船了。然而人的计划是多么脆弱和虚幻啊！今天接到船被白蚁蛀蚀的报告，而这里几乎买不到铁或沥青……
这封信我是每天写一点，所以就像没有日期的日记，请您耐心阅读。一周前我报告过，我们到手的帆船被白蚁蛀蚀得相当严重，好在仰赖神的护佑，我们找到了克服这一困难的办法，准备先从内侧用木板封住，航行到台湾。如果这种应急措施靠得住，就直接去日本。不过还要祈求主保佑我们，尽量不要在东海遇到暴风雨。
这次不得不报告一个悲伤的消息。如您所知，圣·玛尔塔因为漫长而艰苦的海上旅行，体力消耗殆尽，患上了疟疾。最近他再次饱受高烧和恶寒的折磨，躺在传教学院的一个房间里。您恐怕无法想象，从前健壮的他如今消瘦得多么可怜。他的眼睛充血而浑浊，湿巾放到他额头上，转眼就烫得像从热水里捞出来似的。以他现在的状况，根本不可能去日本。范礼安神父也表示，如果不将他留在这里疗养，就不允许另外两人出航。
“我们先去那里做准备，”加尔佩安慰玛尔塔，“等你恢复健康后再来。”
他能否平安无事地活到那时候，我们会不会像其他许多信徒那样落入异教徒之手，谁又能预言呢？
玛尔塔从脸颊到下巴长满了胡须，双颊深陷，默默无言地凝视着窗外。从这里的窗户望出去，夕阳宛如莹润的红色玻璃球，沉向港口和大海。这时我们的同事在想些什么，认识他已久的您一定是明白的。特茹河口在达斯科主教和您祝福下登船的日子，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不断被干渴和疾病折磨的船上岁月。我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些痛苦？为什么要费尽周折来到这个衰败的东方小城？诚然，我们司祭是一群只为了服务人类而生的可悲的人，但再没有比无法履行这种职责的司祭更孤独、悲哀的人了。尤其是玛尔塔，抵达果阿后，对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尊敬更深了，每天都去参拜这位死在印度的圣人的墓，只求无论如何都要抵达日本。
我们每天都祈祷他的病早日康复，然而病情毫无起色。不过，神必会赐人以我辈的智慧无法洞察的好命运。还有两个星期就要出发了，也许主会以其全能的奇迹安排好一切。
船只的修理工作进展相当顺利。白蚁蛀蚀的地方安上了新的木板，看起来焕然一新。范礼安神父替我们找到的二十五名中国水手会送我们到日本近海，这些中国水手瘦得就像几个月没吃饭的病人，骨瘦如柴的手却有着惊人的力气。那纤细的手臂，多沉重的粮箱都能轻松搬运，让人联想到铁制的烧火棍。接下来，就是等待航海所需的风了。
那个日本人吉次郎也跟中国水手一起搬运船货，帮忙修补船帆，但我们一直留意观察这个很可能左右我们今后命运的日本人的性格。目前我们可以看出，他的个性相当狡猾，而这种狡猾来源于他的软弱。
前几天，我们偶然看到了这样的场面。当中国工头盯着的时候，吉次郎装出一副全力工作的样子，但工头一离开现场，他马上就开始偷懒。水手们起初没吭声，后来可能是忍无可忍，一起向他发难。如果只是这样，倒也不算什么，但令人吃惊的是，仅仅是被三个水手推倒，腰上挨了一脚，他就脸色煞白，跪在沙滩上丑态百出地乞求原谅。这种态度与天主教忍耐的美德相去太远，纯粹就是懦弱和卑怯。他抬起埋在沙中的脸，用日语叫嚷着什么，鼻子和脸颊沾满沙子，嘴里流出肮脏的口水。这时，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谈到日本信徒会突然噤口不言了。大概在讲述那些事的同时，他自己也为之恐惧不已。总之，由于我们慌忙介入调停，这场单方面的斗殴总算平息了。吉次郎从此常对我们露出卑微的笑容。
“你真的是日本人吗？”
加尔佩很不痛快地问。吉次郎惊讶地强调说，他是。加尔佩太过相信那些传教士描述的“连死都不怕”的日本人形象了。日本人当中，的确有脚踝浸在海水里，遭受连续五天的拷问也坚守信念的人，但也有吉次郎这样怯懦的人。而我们不得不把抵达日本后的命运托付给他。虽然他答应联系愿意藏匿我们的信徒，但如今我不知道，他的承诺可以相信几分？
不过，千万不要因为我这样写，就认定我们已经失去了斗志。倒不如说，一想到要将自己的未来托付给吉次郎这样的人，就莫名地觉得好笑。仔细想想，就连我们的主，也曾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不可靠的人。无论如何，眼下除了相信吉次郎别无他法，那就相信他吧。
但有一件伤脑筋的事，就是他嗜酒如命。工作一天后，他把工头发给他的薪水全都拿去喝酒了。而他醉酒的样子也很不堪，让人觉得这个男人内心深处有某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回忆，他是为了忘记而喝酒。
在守卫炮台的士兵悠长而凄寂的号角声中，澳门的夜晚降临了。这里的修道院规矩跟我们国家一样，用完晚餐，在教堂祷告，之后司祭和修道士们手持蜡烛，各自回到房间。中庭的石板路上刚刚走过三十名男仆，加尔佩和圣·玛尔塔的房间也熄了灯。这里真是世界的尽头。
烛光下，我将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静静地体会自己所处的这个你们不知道的、一生都不会造访的极地的感觉。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痛楚——眼前霎时浮现出远阔得仿佛没有尽头的可怕大海和去过的港口，心头犹如被揪紧般痛苦。我现在确实正在这个无人知晓的东方小城，这就像一场梦，不，这不是梦。想到这里，我恨不得大声叫喊：这是奇迹！我真的在澳门吗？我不是在做梦吗？我到现在都难以置信。
墙上爬过一只大蟑螂，刺耳的声音打破了夜晚的寂静。
基督复活后，出现在众门徒聚餐的地方，如是说道：“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我现在正遵从他的诫命，不由得想起他的容貌。他有着一张怎样的脸庞，圣经只字未提。如您所知，早期的天主教徒将基督想象为一个牧羊人，穿着小外袍，披着短斗篷，一只手抓着扛在肩上的小羊的脚，另一只手握着拐杖，是我们国家常见的年轻人的打扮。这就是早期教徒心中简朴的基督形象。后来东方文化创造出长鼻子、卷头发、黑胡子，带有几分东方风格的基督容貌。中世纪许多画家描绘的基督更具王者的威严。但对今晚的我来说，他就是那幅收藏在博尔戈·圣塞波尔克罗的画里的模样。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见过那幅画，至今记忆犹新。基督单脚踏在墓上，右手拿着十字架，正面朝向我们，脸上带着鼓励的表情，就像在提比哩亚海边三次嘱咐门徒们“喂养我的小羊”时那么坚定有力。我从那张脸上感受到了爱。如同男子被恋人的容颜吸引一般，我总是被基督的脸吸引。
终于，距离出发只有五天了。除了自己的心，我们没有任何要带到日本的行李，因此专注于整理心绪。圣·玛尔塔的事我不想再写了，神最终没有赐予我可怜的同事恢复健康的喜悦。不过，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想来主已暗中为他准备了将要担负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