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教会接到一份报告,称葡萄牙耶稣会派往日本的克里斯托弗·费雷拉神父在长崎遭受“穴吊”之刑拷问,宣誓弃教。这位神父在日本生活二十余年,担任教区长的要职,是统率司祭与信徒的长老。
这位神父拥有罕见的神学才能,在迫害之下也一直潜伏在京都、大阪一带传教,他的信里始终充满着不屈的信念。因此无论遇到何种情况,大家都不相信他会背叛教会。教会和耶稣会当中,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份报告可能是荷兰或日本的异教徒捏造的,也可能是误报。
因为有传教士的书信,罗马教会非常了解在日本传教的困难状况。自一五八七年以来,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改变以往的政策,开始迫害天主教徒。先是长崎西坂的二十六名司祭和信徒被处以火刑,随后全国各地众多天主教徒被赶出家门,遭到拷问和虐杀。德川将军沿用了这一政策,一六一四年决定将所有天主教神职人员驱逐出境。
根据传教士们的报告,是年十月六日和七日,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七十多名司祭被带到九州、木钵,押进开往澳门、马尼拉的五艘帆船,踏上了流放之路。那是个雨天,灰蒙蒙的海面波涛汹涌,被雨淋透的船从海湾驶向海角,消失在地平线上。然而实际上,还有三十七名司祭不忍舍弃信徒,不顾严厉的驱逐令,偷偷留在日本躲藏起来。费雷拉就是这些潜伏的司祭之一。他不断写信告知上司陆续被逮捕、被处死的司祭和信徒的情形,一六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从长崎寄给视察员安德烈·巴尔梅洛神父的信,一直留存至今,信中详尽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上封信里我向您报告了本地天主教的状况,现在继续报告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是全新的、无以复加的迫害、压迫和艰辛。就从一六二九年以来因信仰被捕的五名修道士的遭遇讲起吧。五人即巴托洛梅·古铁雷斯、弗朗西斯科·德·赫苏斯、维森特·德·圣·安东尼奥三名奥古斯汀会修士,我们耶稣会的石田安东尼奥修道士,方济各会的加布里埃尔·德·圣·玛达莱纳神父。长崎奉行竹中采女
试图迫使他们弃教,以嘲笑我们神圣的教义和主的仆人,打击信徒的勇气。但采女终于认识到,只靠言语无法动摇神父们的决心。于是他决定采取另外的手段,利用云仙地狱的沸水拷问他们。
采女下令:将五名司祭带到云仙,以沸水拷问,直到他们放弃信仰为止,但绝不可将其杀害。除了这五人,安东尼奥·达·席尔瓦的妻子贝亚特丽切·达·科斯塔和女儿玛利亚也将遭受同样的拷问,因为她们长时间以来被要求弃教而不予回应。
十二月三日,所有人离开长崎,前往云仙。两名女子坐轿,五名修道士骑马,与众人告别。到了距离长崎只有一里格
的日见港后,他们就被绑起双手,套上脚镣,上了船。每个人都被牢牢地绑在船舷边。
傍晚,他们抵达了小浜港,这里是云仙的山麓。翌日上了山,七人分别被关进小屋严密看管起来,手铐脚镣日夜加身。尽管采女的部下众多,代官
仍派遣警吏严加戒备。上山的道路皆安排人手监视,若无官府的许可证,任何人不得通行。
拷问开始。七人被逐一带到沸腾的水池边,看滚开的水溅到半空的飞沫,劝他们在亲身体味到可怕的痛苦前,放弃天主教的信仰。时值严寒,池水汹涌翻滚,气势惊人,如果没有上帝护佑,光看那景象就会昏倒。但因神的恩典,所有人都获得了莫大的勇气,回答说拷问我们吧,我们绝不会放弃信仰。官差们听了这决绝的回答,就脱掉他们的衣服,用绳子绑住他们的手脚,再用半卡纳拉
的长柄勺子舀了沸水,浇到他们身上。而且不是一口气浇下,而是在勺子底部开了几个洞,让痛苦更长久。
天主教的英雄们一动不动地忍受这种可怖的痛苦,只有玛利亚年纪还小,因疼痛过度倒在地上。官差见状喊道:“弃教了!弃教了!”遂将少女送回小屋,翌日带回长崎。玛利亚拒绝回去,坚称自己并未弃教,要求和母亲等人一起接受拷问,但官差不加理会。
余下的六人留在山上,度过了三十三天。其间,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两位神父和贝亚特丽切各受到六次沸水拷问,维森特神父四次,巴托洛梅神父、加布里埃尔神父两次,但谁都没有呻吟出声。
安东尼奥神父、弗朗西斯科和贝亚特丽切受拷问的时间比其他人更长。尤其贝亚特丽切·达·科斯塔,她身为女性,面对各种拷问、劝告,表现出更胜男儿的勇气,因此除了沸水折磨,还遭受了其他的刑罚,被迫长时间站在小石头上,遭到劈头盖脸的谩骂羞辱,但官差越是凶暴,她越是凛然无畏。
其他人因为体弱且患有疾病,并未受到太大的折磨。采女本就无意杀害他们,只是希望他们弃教。基于同样的理由,还特地派了一名医生来山上给他们治伤。
采女终于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赢不了。他还接到部下的报告:从神父们的勇气和力量来看,在让他们洗心革面之前,云仙所有的温泉和池水都会告罄。于是他决定将神父们带回长崎。一月五日,采女将贝亚特丽切·达·科斯塔收容在某栋声名狼藉的房子里,五名司祭关进城内的监狱,他们至今仍在狱中。这就是这场光辉斗争的结局:我们神圣的宗教赢得大众景仰,信徒勇气倍增,一切都与暴君采女先前的计划和期待背道而驰。
罗马教会相信,写出这样一封信的费雷拉神父,无论遭到何种拷问,都不会放弃上帝和教会,屈服于异教徒。
一六三五年,鲁比诺神父和四名司祭聚集在罗马。他们为了洗刷费雷拉弃教事件给教会带来的耻辱,计划不惜代价潜入迫害天主教的日本,进行地下传教。
这个一看就很鲁莽的计划,起初并未得到教会当局的赞同。虽然理解他们的热情和传教精神,但作为上司,自不能痛快允准将司祭们送到危险至极的异教徒国家。然而另一方面,自圣方济各·沙勿略
以来,天主教已在东方的日本播下了上好的种子,失去领导者后,信徒们逐渐灰心失望,对此教会也不能弃而不顾。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费雷拉在世界尽头的一个小国被迫放弃信仰,这件事不只是他个人的挫折,更是整个欧洲信仰和思想的耻辱。这样的看法最终占了上风,经过一番波折,鲁比诺神父和其他四名司祭获准赴日。
此外在葡萄牙,也有三名年轻司祭基于不同的理由,计划潜入日本。他们是费雷拉神父过去在坎波利德的古老修道院教神学时的学生——弗朗西斯·加尔佩、霍安特·圣·玛尔塔和塞巴斯蒂安·罗德里戈。如果费雷拉是光荣殉教,自然另当别论,但这三个人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自己的恩师会像狗一样屈服于异教徒。而且,这些年轻人的看法也代表了葡萄牙神职人员的共同感受。三人打算去日本亲自查明事情的真相。这里的情形也和意大利一样,上司起初不同意,但最终被他们的热情打动,允许他们前往日本进行危险的传教。这是一六三七年的事。
三名年轻司祭立刻着手准备长途旅行。当时葡萄牙的传教士要去东方,通常都先搭乘从里斯本开往印度的印度舰队。那时印度舰队的出航是里斯本最热闹的活动之一。一直以来被视为世界尽头的东方,而且是东方最边缘的日本,如今在三人眼前呈现出鲜明的形状。翻阅地图时,非洲的对面是葡萄牙属地印度,再往前散布着无数岛屿和亚洲各国,而日本就在东边,形如不起眼的幼虫。要抵达那里,必须先到印度的果阿,而后还要经过漫长岁月,穿越茫茫大海。自圣方济各·沙勿略之后,果阿就是向东方传教的门户,它有两所圣保罗神学院,东方各地的学生来此留学,立志传教的欧洲司祭也在此了解各国的情况,等待开往各自传教国家的便船,时间长达半年甚至一年。
三人又尽全力调查了所有能获取到的日本的情况。幸好自路易斯·弗洛伊斯以来,有许多葡萄牙传教士从日本送回报告,据这些报告所说,新将军德川家光采取了比他的祖父和父亲更为残酷的高压政策。尤其在长崎,从一六二九年起,奉行竹中采女对信徒施以残忍暴虐、毫无人性的拷问,将囚犯浸在滚开的温泉里,强迫他们弃教和改宗,有时一天之内,罹难者不下六七十人。费雷拉神父自己也曾向祖国报告过类似情形,因此该报告所述应当是事实。总之,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好心理准备,在漫长艰辛的旅途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比旅途更为严酷的命运。
塞巴斯蒂安·罗德里戈出生于以矿山闻名的塔斯科镇,十七岁进入修道院。霍安特·圣·玛尔塔和弗朗西斯·加尔佩都出生于里斯本,两人与罗德里戈一同在坎波利德的修道院接受过教育。他们日常生活在一起,每天更是并排坐在课桌前学习,对教授自己神学的费雷拉神父记忆犹新。
现在,在日本的某个地方,那位费雷拉神父还活着。有着湛蓝清澄的眼眸,充满慈和光辉的费雷拉神父,在日本人的拷问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罗德里戈他们思量着。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将因屈辱而扭曲的表情和那张脸重合起来。他们不相信费雷拉神父会抛弃上帝,抛弃那份仁爱。罗德里戈和他的同伴无论如何都要到日本,查明费雷拉神父的下落和命运。
一六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一列印度舰队在贝伦要塞的礼炮声中,从特茹河口出发。三人接受若昂·达斯科主教的祝福后,登上了司令官乘坐的“圣伊莎贝拉号”。当舰队驶出黄色的河口,来到蔚蓝海面上时已是正午,他们靠在船舷上,久久眺望闪着金光的海角、山峦、农家的红墙和教堂。欢送舰队的钟声,从教堂钟楼随风一直飘送到甲板上。
当时要去东印度,必须绕行非洲南端。这支舰队出发第三天,在非洲西岸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
四月二日,舰队抵达圣波尔图岛,不久抵达马德拉岛。六日抵达加那利群岛后,遭遇无止歇的雨和无风状态。之后因为洋流,从北纬三度线被冲回五度,撞到几内亚海岸。
无风的时候,酷热难耐,各船都有许多人生病。“圣伊莎贝拉号”上,躺在甲板和铺位上呻吟的病人也超过百人。罗德里戈他们和船员一起忙着照顾病人,帮他们放血。
七月二十五日,圣雅各节,船终于绕过好望角。就在绕过好望角那天,猛烈的暴风雨再度来袭,船的主帆折断,重重砸到甲板上。船上的病人和罗德里戈他们都被动员起来,抢救同样处于危险之中的前帆。好不容易抢救成功时,船已经撞上暗礁。要不是其他船舰立即前来救援,“圣伊莎贝拉号”可能会就此沉没。
暴风雨过后,又是无风。桅杆上的帆无力地低垂,漆黑的阴影落在像死人般躺在甲板上的病人的脸和身上。海面上每天热得发亮,连一丝波浪都没有。随着航海时间的延长,食物和水也开始短缺。就这样,终于在十月九日抵达目的地果阿。
在果阿,他们比在祖国时更详细地了解到日本的形势。据说从三人出发前一年十月起,日本有三万五千名天主教徒起义,以岛原为中心与幕府军苦战,最后男女老少尽遭屠戮,无一幸免。战争之后,土地荒芜,几无人烟,残存的天主教徒也被逐一抓捕。不仅如此,对罗德里戈神父一行打击最大的消息是,由于这场战争,日本和他们的国家葡萄牙全面断绝通商贸易,禁止任何葡萄牙船只入境。
得知祖国再没有开往日本的便船,三名司祭怀着绝望的心情来到澳门。这座城市是葡萄牙在远东的根据地,也是中国与日本贸易的基地。他们抱着一丝侥幸来到这里,但一来就受到视察员范礼安神父的严厉警告。神父说,在日本传教已经不可能,澳门传教会也无意再用危险的方法送传教士去日本。
这位神父十年前就在澳门建立了传教学院,培养传教士向日本和中国传教。自日本迫害天主教以来,日本耶稣会管区也由他负责管理。
对费雷拉神父,范礼安神父向三人做了如下说明。从一六三三年起,潜伏在日本的传教士们的通信也彻底断绝。费雷拉被捕,在长崎遭受“穴吊”拷问的消息,是来自从长崎返回澳门的荷兰船员,但之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也无从调查,因为那艘荷兰船是在费雷拉遭到“穴吊”当天起航的。在当地了解到的,只有新上任的宗门奉行井上筑后守
审问过费雷拉。范礼安神父直率地表示,这种情况下,澳门传教会无法同意他们去日本。
今天,我们可以在葡萄牙“海外领土史研究所”收藏的文书中读到一些塞巴斯蒂安·罗德里戈的书信,其中最早的一封如上所述,是从他和两位同事自范礼安神父处得知日本的情势写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