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罗马教会接到一份报告，称葡萄牙耶稣会派往日本的克里斯托弗·费雷拉神父在长崎遭受“穴吊”之刑拷问，宣誓弃教。这位神父在日本生活二十余年，担任教区长的要职，是统率司祭与信徒的长老。

这位神父拥有罕见的神学才能，在迫害之下也一直潜伏在京都、大阪一带传教，他的信里始终充满着不屈的信念。因此无论遇到何种情况，大家都不相信他会背叛教会。教会和耶稣会当中，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份报告可能是荷兰或日本的异教徒捏造的，也可能是误报。

因为有传教士的书信，罗马教会非常了解在日本传教的困难状况。自一五八七年以来，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改变以往的政策，开始迫害天主教徒。先是长崎西坂的二十六名司祭和信徒被处以火刑，随后全国各地众多天主教徒被赶出家门，遭到拷问和虐杀。德川将军沿用了这一政策，一六一四年决定将所有天主教神职人员驱逐出境。

根据传教士们的报告，是年十月六日和七日，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七十多名司祭被带到九州、木钵，押进开往澳门、马尼拉的五艘帆船，踏上了流放之路。那是个雨天，灰蒙蒙的海面波涛汹涌，被雨淋透的船从海湾驶向海角，消失在地平线上。然而实际上，还有三十七名司祭不忍舍弃信徒，不顾严厉的驱逐令，偷偷留在日本躲藏起来。费雷拉就是这些潜伏的司祭之一。他不断写信告知上司陆续被逮捕、被处死的司祭和信徒的情形，一六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从长崎寄给视察员安德烈·巴尔梅洛神父的信，一直留存至今，信中详尽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上封信里我向您报告了本地天主教的状况，现在继续报告后来发生的事。一切都是全新的、无以复加的迫害、压迫和艰辛。就从一六二九年以来因信仰被捕的五名修道士的遭遇讲起吧。五人即巴托洛梅·古铁雷斯、弗朗西斯科·德·赫苏斯、维森特·德·圣·安东尼奥三名奥古斯汀会修士，我们耶稣会的石田安东尼奥修道士，方济各会的加布里埃尔·德·圣·玛达莱纳神父。长崎奉行竹中采女试图迫使他们弃教，以嘲笑我们神圣的教义和主的仆人，打击信徒的勇气。但采女终于认识到，只靠言语无法动摇神父们的决心。于是他决定采取另外的手段，利用云仙地狱的沸水拷问他们。

采女下令：将五名司祭带到云仙，以沸水拷问，直到他们放弃信仰为止，但绝不可将其杀害。除了这五人，安东尼奥·达·席尔瓦的妻子贝亚特丽切·达·科斯塔和女儿玛利亚也将遭受同样的拷问，因为她们长时间以来被要求弃教而不予回应。

十二月三日，所有人离开长崎，前往云仙。两名女子坐轿，五名修道士骑马，与众人告别。到了距离长崎只有一里格的日见港后，他们就被绑起双手，套上脚镣，上了船。每个人都被牢牢地绑在船舷边。

傍晚，他们抵达了小浜港，这里是云仙的山麓。翌日上了山，七人分别被关进小屋严密看管起来，手铐脚镣日夜加身。尽管采女的部下众多，代官仍派遣警吏严加戒备。上山的道路皆安排人手监视，若无官府的许可证，任何人不得通行。

拷问开始。七人被逐一带到沸腾的水池边，看滚开的水溅到半空的飞沫，劝他们在亲身体味到可怕的痛苦前，放弃天主教的信仰。时值严寒，池水汹涌翻滚，气势惊人，如果没有上帝护佑，光看那景象就会昏倒。但因神的恩典，所有人都获得了莫大的勇气，回答说拷问我们吧，我们绝不会放弃信仰。官差们听了这决绝的回答，就脱掉他们的衣服，用绳子绑住他们的手脚，再用半卡纳拉的长柄勺子舀了沸水，浇到他们身上。而且不是一口气浇下，而是在勺子底部开了几个洞，让痛苦更长久。

天主教的英雄们一动不动地忍受这种可怖的痛苦，只有玛利亚年纪还小，因疼痛过度倒在地上。官差见状喊道：“弃教了！弃教了！”遂将少女送回小屋，翌日带回长崎。玛利亚拒绝回去，坚称自己并未弃教，要求和母亲等人一起接受拷问，但官差不加理会。

余下的六人留在山上，度过了三十三天。其间，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两位神父和贝亚特丽切各受到六次沸水拷问，维森特神父四次，巴托洛梅神父、加布里埃尔神父两次，但谁都没有呻吟出声。

安东尼奥神父、弗朗西斯科和贝亚特丽切受拷问的时间比其他人更长。尤其贝亚特丽切·达·科斯塔，她身为女性，面对各种拷问、劝告，表现出更胜男儿的勇气，因此除了沸水折磨，还遭受了其他的刑罚，被迫长时间站在小石头上，遭到劈头盖脸的谩骂羞辱，但官差越是凶暴，她越是凛然无畏。

其他人因为体弱且患有疾病，并未受到太大的折磨。采女本就无意杀害他们，只是希望他们弃教。基于同样的理由，还特地派了一名医生来山上给他们治伤。

采女终于意识到，自己无论如何都赢不了。他还接到部下的报告：从神父们的勇气和力量来看，在让他们洗心革面之前，云仙所有的温泉和池水都会告罄。于是他决定将神父们带回长崎。一月五日，采女将贝亚特丽切·达·科斯塔收容在某栋声名狼藉的房子里，五名司祭关进城内的监狱，他们至今仍在狱中。这就是这场光辉斗争的结局：我们神圣的宗教赢得大众景仰，信徒勇气倍增，一切都与暴君采女先前的计划和期待背道而驰。

罗马教会相信，写出这样一封信的费雷拉神父，无论遭到何种拷问，都不会放弃上帝和教会，屈服于异教徒。

一六三五年，鲁比诺神父和四名司祭聚集在罗马。他们为了洗刷费雷拉弃教事件给教会带来的耻辱，计划不惜代价潜入迫害天主教的日本，进行地下传教。

这个一看就很鲁莽的计划，起初并未得到教会当局的赞同。虽然理解他们的热情和传教精神，但作为上司，自不能痛快允准将司祭们送到危险至极的异教徒国家。然而另一方面，自圣方济各·沙勿略以来，天主教已在东方的日本播下了上好的种子，失去领导者后，信徒们逐渐灰心失望，对此教会也不能弃而不顾。不仅如此，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费雷拉在世界尽头的一个小国被迫放弃信仰，这件事不只是他个人的挫折，更是整个欧洲信仰和思想的耻辱。这样的看法最终占了上风，经过一番波折，鲁比诺神父和其他四名司祭获准赴日。

此外在葡萄牙，也有三名年轻司祭基于不同的理由，计划潜入日本。他们是费雷拉神父过去在坎波利德的古老修道院教神学时的学生——弗朗西斯·加尔佩、霍安特·圣·玛尔塔和塞巴斯蒂安·罗德里戈。如果费雷拉是光荣殉教，自然另当别论，但这三个人无论如何都不相信，自己的恩师会像狗一样屈服于异教徒。而且，这些年轻人的看法也代表了葡萄牙神职人员的共同感受。三人打算去日本亲自查明事情的真相。这里的情形也和意大利一样，上司起初不同意，但最终被他们的热情打动，允许他们前往日本进行危险的传教。这是一六三七年的事。

三名年轻司祭立刻着手准备长途旅行。当时葡萄牙的传教士要去东方，通常都先搭乘从里斯本开往印度的印度舰队。那时印度舰队的出航是里斯本最热闹的活动之一。一直以来被视为世界尽头的东方，而且是东方最边缘的日本，如今在三人眼前呈现出鲜明的形状。翻阅地图时，非洲的对面是葡萄牙属地印度，再往前散布着无数岛屿和亚洲各国，而日本就在东边，形如不起眼的幼虫。要抵达那里，必须先到印度的果阿，而后还要经过漫长岁月，穿越茫茫大海。自圣方济各·沙勿略之后，果阿就是向东方传教的门户，它有两所圣保罗神学院，东方各地的学生来此留学，立志传教的欧洲司祭也在此了解各国的情况，等待开往各自传教国家的便船，时间长达半年甚至一年。

三人又尽全力调查了所有能获取到的日本的情况。幸好自路易斯·弗洛伊斯以来，有许多葡萄牙传教士从日本送回报告，据这些报告所说，新将军德川家光采取了比他的祖父和父亲更为残酷的高压政策。尤其在长崎，从一六二九年起，奉行竹中采女对信徒施以残忍暴虐、毫无人性的拷问，将囚犯浸在滚开的温泉里，强迫他们弃教和改宗，有时一天之内，罹难者不下六七十人。费雷拉神父自己也曾向祖国报告过类似情形，因此该报告所述应当是事实。总之，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做好心理准备，在漫长艰辛的旅途之后，等待他们的是比旅途更为严酷的命运。

塞巴斯蒂安·罗德里戈出生于以矿山闻名的塔斯科镇，十七岁进入修道院。霍安特·圣·玛尔塔和弗朗西斯·加尔佩都出生于里斯本，两人与罗德里戈一同在坎波利德的修道院接受过教育。他们日常生活在一起，每天更是并排坐在课桌前学习，对教授自己神学的费雷拉神父记忆犹新。

现在，在日本的某个地方，那位费雷拉神父还活着。有着湛蓝清澄的眼眸，充满慈和光辉的费雷拉神父，在日本人的拷问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罗德里戈他们思量着。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将因屈辱而扭曲的表情和那张脸重合起来。他们不相信费雷拉神父会抛弃上帝，抛弃那份仁爱。罗德里戈和他的同伴无论如何都要到日本，查明费雷拉神父的下落和命运。

一六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一列印度舰队在贝伦要塞的礼炮声中，从特茹河口出发。三人接受若昂·达斯科主教的祝福后，登上了司令官乘坐的“圣伊莎贝拉号”。当舰队驶出黄色的河口，来到蔚蓝海面上时已是正午，他们靠在船舷上，久久眺望闪着金光的海角、山峦、农家的红墙和教堂。欢送舰队的钟声，从教堂钟楼随风一直飘送到甲板上。

当时要去东印度，必须绕行非洲南端。这支舰队出发第三天，在非洲西岸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

四月二日，舰队抵达圣波尔图岛，不久抵达马德拉岛。六日抵达加那利群岛后，遭遇无止歇的雨和无风状态。之后因为洋流，从北纬三度线被冲回五度，撞到几内亚海岸。

无风的时候，酷热难耐，各船都有许多人生病。“圣伊莎贝拉号”上，躺在甲板和铺位上呻吟的病人也超过百人。罗德里戈他们和船员一起忙着照顾病人，帮他们放血。

七月二十五日，圣雅各节，船终于绕过好望角。就在绕过好望角那天，猛烈的暴风雨再度来袭，船的主帆折断，重重砸到甲板上。船上的病人和罗德里戈他们都被动员起来，抢救同样处于危险之中的前帆。好不容易抢救成功时，船已经撞上暗礁。要不是其他船舰立即前来救援，“圣伊莎贝拉号”可能会就此沉没。

暴风雨过后，又是无风。桅杆上的帆无力地低垂，漆黑的阴影落在像死人般躺在甲板上的病人的脸和身上。海面上每天热得发亮，连一丝波浪都没有。随着航海时间的延长，食物和水也开始短缺。就这样，终于在十月九日抵达目的地果阿。

在果阿，他们比在祖国时更详细地了解到日本的形势。据说从三人出发前一年十月起，日本有三万五千名天主教徒起义，以岛原为中心与幕府军苦战，最后男女老少尽遭屠戮，无一幸免。战争之后，土地荒芜，几无人烟，残存的天主教徒也被逐一抓捕。不仅如此，对罗德里戈神父一行打击最大的消息是，由于这场战争，日本和他们的国家葡萄牙全面断绝通商贸易，禁止任何葡萄牙船只入境。

得知祖国再没有开往日本的便船，三名司祭怀着绝望的心情来到澳门。这座城市是葡萄牙在远东的根据地，也是中国与日本贸易的基地。他们抱着一丝侥幸来到这里，但一来就受到视察员范礼安神父的严厉警告。神父说，在日本传教已经不可能，澳门传教会也无意再用危险的方法送传教士去日本。

这位神父十年前就在澳门建立了传教学院，培养传教士向日本和中国传教。自日本迫害天主教以来，日本耶稣会管区也由他负责管理。

对费雷拉神父，范礼安神父向三人做了如下说明。从一六三三年起，潜伏在日本的传教士们的通信也彻底断绝。费雷拉被捕，在长崎遭受“穴吊”拷问的消息，是来自从长崎返回澳门的荷兰船员，但之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也无从调查，因为那艘荷兰船是在费雷拉遭到“穴吊”当天起航的。在当地了解到的，只有新上任的宗门奉行井上筑后守审问过费雷拉。范礼安神父直率地表示，这种情况下，澳门传教会无法同意他们去日本。

今天，我们可以在葡萄牙“海外领土史研究所”收藏的文书中读到一些塞巴斯蒂安·罗德里戈的书信，其中最早的一封如上所述，是从他和两位同事自范礼安神父处得知日本的情势写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