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立信变法

商鞅变法分两个阶段。

周显王十年，即公元前359年，商鞅公布了变法的第一套改革措施，这是第一阶段。

首先是基础制度建设。包括基层什伍保甲组织的建设，治安联保制度的建设。其实这个制度在秦献公时候就有了。秦献公时代，就有对社会管控的一些基层体系，商鞅不过使它更加完善了而已。这套东西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特色，就是保甲、乡里、乡村、乡镇。这套国家管理体系，春秋管仲是始作俑者，到商鞅时更加完善。

其次， 是建立一套奖励耕战的激励制度。这个制度其实就是一个产业导向、资源导向，即国家资源要往哪儿去推动，是耕还是战。 商鞅告诉大家，人一生就两件事儿，一个是打仗，一个是种地。那么怎么让大家都去打仗种地呢？那就是立功受奖。如果不干这个，不打仗种地，而是去干别的事儿，那就受穷受苦，官府会收你为奴。

商鞅这套制度，我觉得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方面是价值观的提倡，就是说不断地努力工作，打仗、种地，你就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它很早就打通了平民通向贵族的通道。 西方不是这样的，西方长时期是等级制、世袭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要革什么命呢，就是革贵族制度的命，要平等，而且通过各种制度要通向平等，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可是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商鞅就说了，血统不重要，自己有本事最重要。有什么本事呢，一个是打仗的本事，一个是种田的本事。为此，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限制贵族的特权。贵族如果没有军功，那你的户籍就不能算在国君的宗族里面，而且一个人的所有待遇，都是靠你的爵位来决定。总共有二十等爵，爵只有通过战争打仗才能获得。爵位不一样，获得的待遇也不一样，包括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家里的佣人，都不一样。因此有功的人，尽享荣华富贵；没有功的人，有钱也没处花。宗室没有军功，就不能当贵族；平民有了军功，可以得到富贵。

十年之后，商鞅推行第二套改革，这是第二阶段。

这次新的改革，秦国都城从雍迁到了咸阳。改革集中表现在行政、经济和社会几个层面。社会层面的改革，比如规定，孩子长到成人的年纪了，就要分家。 分家析户，也是中国特色。 我们总觉得日本跟中国很类似，其实在这方面，日本、欧洲跟中国都不一样，一个贵族怎么能称贵族呢？父亲的东西都要传给儿子，但是传给儿子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有很多儿子怎么办呢？欧洲和日本方式是都传给一个儿子，所以他的家业就不坠，就不会分散。中国人方式是分家，把家业分掉。一个英雄的爸爸生十个儿子，家业就分成十份了，这每个儿子再生十个，就分为一百份了。在日本和欧洲没有这种情况。

经济方面的改革是土地买卖制度。《汉书·食货志》里讲， 商鞅“废井田，民得买卖”。井田制是一种土地占有制度，就是说贵族占有土地，庶民为他耕种土地，但是产权是不能转让的。商鞅废除井田，民得买卖，产权可以转移了，激发了劳动者生产的积极性。 贵族之所以为贵族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土地归贵族所有，且不得买卖、不得分家。所以， 中国的贵族制被商鞅打破了。 商鞅确立的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后代，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色，这个特色是商鞅用制度的办法确立的。

贵族因为不是职业官僚，他在经济上有采邑的收入保障，不靠当官拿薪酬吃饭，因此它跟国君的关系就不一样，所以国君无法集权。商鞅打破了贵族制，就为君主集权奠定了基础。

商鞅还在赋役制度、经济制度和度量衡的标准上，做了很多的改革，都说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其实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总之，商鞅两手抓，两手都很硬。一手抓军事，能打胜仗，一手抓粮食生产，发展农业。 “利出于地，名出于战。”什么意思呢？想要利益、财富，就从土地上去找；要想有名，有地位，就通过战争获得。所以把一切社会资源，都驱使到耕战方面去。

这个体制坚持实行了一百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统一了全中国。

商鞅变法从立法入手，所以信用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如果立法没人遵守，就说明政府没有信用，政府说的话不算数，所以商鞅有个“徙木立信”的典故。他把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放在市门之南，张榜告诉大家，谁能把这个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赐十金。十金是多少钱呢？那时候的金不是我们今天的黄金，大概是铜，十金相当于那个时代一个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这么高的赏赐，这么简单的一份工作，所以老百姓议论纷纷，却没人相信。商鞅于是把赏金增加到五十金，秦民奔走相告，激动万分，大家都说，这简直是天上要掉馅饼了。有人就跃跃欲试，真的就把这个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结果马上被政府找去，当场兑现奖金。全国一片哗然，这个消息比什么传得都快，人们见面第一句话就讲这件事，原来政府说话是算数的。

政府守信的观念得到强化。商鞅于是晓谕百姓，你们别觉得失去了机会，别后悔，机会有的是。现在奖励耕战，你们就按照政府说的去做，机会自然就有了。

法令颁布了，那么执行它就必须赏罚分明，否则的话，大家还是不能遵守。我们知道商鞅的这个法令，有点类似吴起在楚国的情况，法令触犯了贵族的利益，所以自然有人出来反对。

比如说，太子老师鼓动太子犯法，给商鞅出了个难题：要是对太子下手，那主公秦孝公能愿意吗？商鞅还没傻到这个程度。他说：“太子犯法，因为他是储君，不可施之以刑，可是太子的老师要负责。”太子的师傅你是怎么教太子的？于是把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加以刑罚，施以酷刑、脸上刺字。这下震慑了整个上层。而普通士兵百姓立功，立马兑现奖赏。这个做法， 该赏的赏，该罚的罚，使法律有尊严，所以商鞅的改革深入人心。 反对派把太子抬出来，不但没有阻碍变法，恰恰成就了商鞅。

商鞅变法不光有原则性，具体实施起来还有可操作性。 其实商鞅变法不光有原则性，具体实施起来还有可操作性。如果只是原则的抽象的规定，那么就很容易上下其手。商鞅不是，商鞅的变法非常具体。具体到什么程度呢？具体到你都难以想象。

我们从《史记》《资治通鉴》和《商君书》里面，都看不到变法的详细情况，但是睡虎地秦墓竹简给我们提供了一些详细内容。

比方说，农业管理方面，从播种开始，法律就规定，种稻子每亩地用种子二又三分之二斗；麦，每亩一斗；黍，即小米，每亩三分之二斗；菽，也就是豆类，每亩半斗。政府用法律来指导农民种田，使得科学的农业技术得到推广。 政府对农田作物管理如此精细，令人叹为观止。

法律还规定，地方政府每年要以书面形式，定期详细汇报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包括受雨多少田亩，抽穗多少田亩，已开垦还没耕的多少田亩，受水旱之灾、病虫害影响的田亩受损情况，都要报告。

牛是农耕之本。每年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举行一次耕牛的健美比赛，优胜者有赏，赏酒、赏干肉，还有一些徭役上的减免待遇。如果因饲养不善耕牛变瘦了，腰围每瘦一寸，养牛人要受到相应的处罚，比如笞刑。在乡里层面根据考核，优胜者有赏，低劣者要抽鞭子。驾车、畜役用的牛属官府所有，死亡要及时上报。如果十头牛中一年死亡三头以上，养牛人要受罚。还有，如果养了十头母牛，而其中六头不生小牛，那不但养牛人要受处罚，有关官吏也要受处罚。

还有 军功授爵制度，也是非常具体的，爵位直接跟战争业绩挂钩，十分具体细致。 比如说，士兵斩了敌人一个首级的，就可获得爵位，获得田宅，还有仆人。斩两个首级的，父母妻子都可以免罪，如果妻子是奴，马上就可以解除奴婢身份。奴婢本来是没有户口的，也就是说，你斩敌人两个首级，你太太马上就有户口了。

在部队里吃饭的伙食标准也看这个。三级爵位的士兵，每天有粳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二级爵位的士兵能吃到粗米，没爵位的能吃饱肚子就很好了。爵位不同，士兵的伙食标准都不一样。上等爵位的士兵，当然标准更高了。 这种待遇上的差别，就是激励士兵拼命去杀敌。 所以在秦国士兵的眼里，首级不是人头，首级就是房子，就是酱菜，就是下次吃饭会有更高的标准。

总之， 商鞅变法这些措施，内容细致周密，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商鞅身亡之后，仍然能推行下去，说明它符合秦国的社会实际，具有可持续性。 rrrPUeZLTKwuNQS0RFOkkDu7JsTQ+PqQjlIkQA4cdzgVhr5ZB3h+9RXBGaNcxD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