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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 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轻视对手，一意孤行。 《资治通鉴》通过两件事，来表达智伯的狂妄，一个是他做的，一个是他说的。
智伯乘车去巡视攻城情况，他坐在车上，另外两位也在车上，不过位置不一样。春秋战国时期，车可以同时乘坐三人：尊者坐在左边；保安陪同叫骖乘，坐在右边——这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坐汽车后排右边是尊者；中间是御（驾车的意思，就是车夫）。智伯坐在最尊贵的左边，魏桓子驾车坐在中间，是他的车夫，韩康子骖乘，拿着武器护卫他。都是卿大夫，但这么不平等。智伯说了一句话，不无轻佻：我今日才知道，大水可以亡人国的。霸气十足呀。可是这个霸气的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担心。担心什么呢？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安邑是魏国国都，平阳是韩国国都。
两位盟友的心思很快被智伯身边谋士絺疵注意到了，因为韩、魏的忧虑，可能在脸色上、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了，这个絺疵就观察到了。 他提醒自己的主公：“韩、魏必反。” 智伯问：“子何以知之？”你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就可推知。晋阳城亡在即，这两位不但没有高兴的样子，反而忧心忡忡，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嘛。如果赵完了，韩、魏担心它是下一个。”智伯就问韩康子和魏桓子：“有人说你们要谋反了。”两人矢口否认：“哪有的事，这一定是奸人为赵氏充当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从而放松对赵氏的进攻，我们都期盼着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怎么会这么做呢？我们完全不可能冒犯您呐！”智伯居然相信了这两个人的辩解，毫不怀疑。为什么呢？ 因为他根本不相信魏、韩有胆量反叛他。所以魏、韩当初的骄兵之策，已经起到作用了。 事后，絺疵质问智伯：“主公你怎么把我的话告诉韩康子、魏桓子呢？”智伯问：“子何以知之？”你怎么知道的？絺疵说：“刚才我进来的时候，看见这两位狠盯了我一眼，就赶紧离去了，我猜一定是他们知道我说的话，知道我读懂了他们的心思。”智伯完全不理会絺疵的分析。絺疵害怕了，找了个机会出使齐国，溜了。
被围困在晋阳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了，他秘密地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说唇亡齿寒，我完了，下面就轮到你们了。这两人心中忧虑的正是这个，当下双方一拍即合，约定第二天采取联合行动，反攻智伯。就在约定的时候， 赵襄子突然对岸上的军队发动袭击，掘开水坝倒灌入智伯军队营地，智伯军队一下子就乱了。韩、魏两家趁机从侧翼进攻，赵襄子从正面攻击，大败智氏军队。 智伯被杀，智氏家族被灭，三家尽分晋地。
五十年之后，就出现了《资治通鉴》开篇所讲到的，周天子正式封魏、赵、韩为诸侯的事。
司马光在这里有很长的一段评论——“臣光曰”。他说了一番道理， 对于领导人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有才有德是圣人，无才无德是愚人，德胜于才是君子，才胜于德是小人。他说如果得不到圣人，得不到君子，与其得一个小人，还不如得一个愚人呢。为什么呢？因为小人本事太大了，他一使起坏，那可让人受不了；愚人没什么本事，想干坏事也干不成。他意思是说，智伯是才胜于德，是小人，所以他当领导以后，就出事了。
这段评论里有司马光对他那个时代，也就是王安石变法事件的影射，他甚至有激愤之词。人性到底是恶还是善，孟子和荀子都争论不清楚。就今天的角度来看，与领导者的个人道德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更根本。但是 在制度对权力的约束下，选择什么人当接班人，人品高下还是重要的。
司马光对领导者修炼有很系统的看法。
他曾经跟宋神宗谈到，人君即领导者， 领导素质有三个标准：仁、明、武。 什么是仁？仁就是懂政治，善于把政治理想濡化为社会的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育万物、养百姓，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戴。 智伯行事，考虑的只有自己的私利，刚愎自用，不仁之名当之无愧。
但是我们要进一步问，是不是魏、赵、韩三家就不贪婪，就比智氏更有德呢？恐怕也不尽然。可是我们有一点是看得出来的，赵襄子懂得城池固然重要，物资重要，但是人心的拥戴才是最重要的。这说明，赵襄子比智伯更懂政治。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因为智伯那五个优点，都是匹夫之能，都不是领导应有的能耐，以“官人”为能， 安排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这是领导者的能耐。 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智伯的能耐是做事的本事，不是当领导的本事。领导不比具体做事的本事，领导比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让别人为你去干事，今天把这个本事叫作领导力。智伯恰恰缺乏领导力。领导力最重要的体现是人们愿意跟你干，愿意跟你走。可是智伯不行，智伯狂妄霸道，而且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能听絺疵的正确谏言，这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机敏和细致。
当然 智伯犯的错误，不光包括战略层面，还有战术层面的。 说话不谨慎，行为太张狂，招来另外两家，曾经是自己盟友的韩、魏的疑忌。这个临时统一战线解体以后，本来是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一对三的劣势，智伯焉得不败？其实，智伯也曾立有赫赫战功，为智氏家族威望的确立，也曾立下过汗马功劳，他最终的覆亡结局，与狂妄自大很有关系。
总之， 智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应有的素质和领导能力是带好队伍，不光自己要谦虚谨慎地处理国务政务，而且要让手下的人愿意跟你走，愿意为你做事。 《资治通鉴》之所以从智伯开始，固然跟三家分晋的时代有关系，同时，也要看到，因为《资治通鉴》是给皇帝看的书，尤其需要提醒皇帝：怎么带队伍，怎么管理他的这个团队。智伯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反面例证。对于皇帝来说，他一定要看到这么一个前车之鉴，让他觉得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能再重蹈智伯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