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恶臭 难辨真假

一、恶臭

沿着阿魏漫长的时空轨迹，其独特而典型的恶臭味塑造了它在不同文化中作为食品或药物的多样角色。中国和欧洲的作家们写到这种食材时，首先就会提及它的恶臭气味。大约在1415年，明朝（1368—1644）政府派陈诚（1365—1457）出使西域，他首次记录了中国人亲眼在中亚所见的阿魏植物。据他发现：“沙鹿海牙城（Shahrokia）在撒马儿罕（Sarmarqand）之东，相去五百余里。……地生臭草，根株独立，高不尺余，枝叶如盖，春生秋死，臭气逼人，生取其汁熬以成膏，即名阿魏是也。” ^[32] 同样地，奥尔塔在1563年写道：“对我来说，阿魏的味道是世界上最难闻的气味。”他还写道，葡萄牙人称阿魏树脂是“魔鬼的食物”，但印度人“对它已经习惯了”。然而它在欧洲也被称为“魔鬼粪”。 ^[33] 来拉告诉他的读者，那种“难以忍受的蒜臭气”正是辨别阿魏的标志。 ^[34]

与阿魏在印度和波斯被用作调味品的悠久历史有所不同，东亚和欧洲人厌恶其浓烈的气味，因此这种食材未能进入这两类文化的烹饪传统。如前所述，阿魏对中国佛教徒而言，不像对印度佛教徒那样是禁忌食品，因为它对中国人来说毫无作为食物的诱惑。20世纪初，吕西安·勒克莱尔（Lucien Leclerc）在翻译贝塔尔13世纪对阿魏的描述时也评论说，“东方人”（意指印度人和波斯人）将不同类型的阿魏用于饮食，而欧洲人则不会，因为它的气味太重了。 ^[35]

然而，正是这种恶臭定义了阿魏在中国药典中的独特价值。带有强烈气味的药物从中亚和东南亚引入中国，深刻影响了中国药学家对药物进行分析和分类的方式。12世纪负责为宋朝政府采购药品的官员寇宗奭在他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本草衍义》（1116）中，开始重新定义药物的“气”，将“气味”与药物的“性”区分开来。在此之前，中国人按照五种味道（酸、咸、甘、苦、辛），以及四种“气”（寒、热、温、凉）对药物进行分类。然而寇宗奭把“气”重新诠释为“气味”，并将药物的气味分为香、臭、臊、腥四类，同时将以前的“四气”重新诠释成药物的“四性”。阿魏与大蒜、咸鱼和汗湿的袜子一起被列为“恶臭”的例子。

更重要的是，药物的“恶臭”与其特定的治疗效果直接相关。 ^[36] 早在14世纪有关阿魏臭味价值的说法（“阿魏无真却有真，臭而止臭乃为珍”）广为流传之前，阿魏的疗愈功能就在12世纪的综合性医书《圣济经》（1118）中得到了阐释。这部由宋徽宗撰写的书中提到：“然化气为臭，则腥臊膻香，不独可食，而亦可以已疾，世之人亦莫之知也。……鲍鱼利肠中，其臭足以通瘀血也。” 这就解释了阿魏能够有效治疗消化问题和腹部肿块的原因。

这种将药物的“气”理解为气味来重新检视的研究取径，在帝国晚期得到持续的发展，阿魏也一直是药剂手册中恶臭类药物的代表。 ^[37] 明朝后期名医缪希雍（约1546—1627）进一步阐释了阿魏的性质：“阿魏之气臭烈，人之血气，闻香则顺，闻臭则逆，故凡脾胃虚弱之人，虽有痞块坚积，不可轻用，当先补养胃气。” 中国药剂师处理阿魏的标准方法甚至表露了对于作为损耗表征的恶臭的担忧：在干净的钵中研磨成细粉后，它必须通过一个热酒器来吸收气味。

阿魏独特的臭味在欧洲的医学文化中也是识别这种食材的关键。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它是古老而珍贵的昔兰尼松香草的替代品，据说昔兰尼松香草这种更为优质的树脂已经绝迹了。19世纪的植物学家试图通过引用古罗马时期希腊植物学家迪奥斯克里德斯和伊斯兰医师阿维森纳（980—1037）的著作来确定阿魏的身份。两位作者都认为有两种阿魏树脂，一种来自波斯的恶臭味浓重，还有另一种来自利比亚昔兰尼（Cyrene）的气味轻一些。 然而，由于这种典型的恶臭是无形的，无法被测量，而且东亚和欧洲使用或书写阿魏的大多数人既没见过这种植物，也没有见过食材的加工过程，这种食材的真实性仍然难以捉摸，成为消费者和植物学家们长期以来面临的问题。

二、谣言与鉴定

在中国，阿魏作为“兴渠”一经问世，它难以捉摸的“真实”身份就成了一个问题。公元5世纪时，一部由梵文翻译过来的佛经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如欲食兴蕖，应当取真实；舍真食虚伪，自他无利益；如是愚痴人，千医莫能救。” 换句话说，在阿魏的东亚之旅伊始，印度人就已经认识到了兴渠的真伪问题，而中国人又通过印度人知晓了这一问题。公元7世纪阿魏树脂成为全球贸易品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由于人们在指称“阿魏”时，没有对阿魏树脂与阿魏植物及其各部分加以区分，11世纪时出现了第一次危机。当时阿魏在东亚医药方剂中的使用率正在迅速增加。此后的本草学著作中，有时会称阿魏为“广州阿魏”，并配以一种特征不明的树状植物的插图来描绘它，说明广州这个世界性的港口在当时被认为是阿魏植物的原产地；有的说阿魏也生长在东南亚、中国西南部，甚至是长江流域。 此外，这些文本的分歧还在于植物的哪个确切部位含有树脂，是茎、叶，还是根。唯一一致的看法是有关它臭味的认识。这场危机很快催生了验证药物真伪的技术（见图4）。有三种方法被记录下来：将成品放置于熟铜器中一宿，如果是正品，容器接触阿魏的地方就会变为银白色，而且不再变红；将成品浸入五 草汁液中一夜，真正的阿魏在第二天清晨会变成鲜血色；取阿魏树脂放置在柚子树上，真正的阿魏会令柚子树很快变干。

尽管有各方面的努力，人们对阿魏真实性的疑惑仍在不断增加。13世纪在中国东南部的主要贸易港口泉州（福建），士大夫赵汝适曾与东南亚和中亚的贸易商交谈。他从中得到的信息是，在中国出售的阿魏主要是通过三佛齐王国（一般指室利佛逝王国，在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从波斯转运来的。他还听到了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言，说阿魏实际上是被有毒的树脂腐蚀过的羊肉，这使得包裹着阿魏的神秘面纱更加厚重了（见图5）。后来包括李时珍在内的药物学家们都认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尤其在明知阿魏是无毒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这个奇怪的传言应该如何解释？是否与在印度观察到的价格最高的坎达哈里兴渠（Kandahari hing）在出口前不寻常的包装有关？这种包装“是用山羊皮缝起来的，形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小包，外面的毛发带有的气味让人联想到大蒜和葛缕子油” 。与李时珍同时代的陈嘉谟告诫买主，市场上的阿魏往往是用大蒜做的假货。还有人提出了鉴别优劣、辨别真假的方法。缪希雍指出，应该以色泽来判断阿魏的品质：上等的树脂应该是淡黄色的，而劣质的则是黑色的。17世纪初的陈士铎告诉他的读者，真正的阿魏会漂浮在水中，而假的则会沉底。 关于阿魏的讨论仍然集中在对其真伪的验证上。不晚于16世纪末，又有一种说法流行起来，将获取真阿魏与获取真黄芩（黄芩根， Radix Scutellariae ）的难易程度作了比较，突显出真阿魏的难以获取。 自那时起，阿魏几乎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

三、伪劣商品

中国人对阿魏真伪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价格波动而引发的，尤其是这种食材在东亚医药市场上逐渐失去人气的时候。迟至15世纪晚期，这种药品的官方价格仍然高昂，按照绝对价值来计算，它每斤的价格是2贯（约2两银子），不过与没药每斤5贯、龙涎香每两3贯的价格相比还是略低的。 奥尔塔在16世纪观察到，阿魏高成本的一部分原因是它的胶质会迅速变质，而且印度供应商会操纵原材料以维持高价。 ^[38] 这暗指印度在出口阿魏树脂之前普遍会掺假，这一点被18世纪日本的兰学家们所证实。他们告诉读者，由于兴渠在印度价格高昂（它在那里被广泛地用作药材和香料），全球市场上出现了食用假冒和掺假阿魏的风气。 ^[39] 1751年，瑞典商人彼得·奥斯贝克（Peter Osbeck）在他的游记中写道：在广州（不久它就成了中国唯一的国际贸易港口），“中国人从亚洲的一些地方获得了许多商品，尤其是鹦鹉、象牙、龟壳和阿魏” ^[40] 。作为四种进口物中唯一一个身份有问题的产品，阿魏很可能一直被作为异国进口的舶来品来定价。

19世纪包括印度的贸易统计数据在内的商业讯息，揭示了不同类型的阿魏在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情况，这可能是价格不稳定的原因。这些信息为商品的流通情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早期东亚地区关于阿魏的一些零散知识。孟买在19世纪是世界上最大的阿魏贸易中心，从波斯和阿富汗进口各种类型的树脂之后，经过“操盘”再出口一部分到世界各地。从1884年到1889年，孟买通过海运进口了37297英担（1英担约为四五十公斤）兴渠，而通过陆路从喀布尔（Kabul）进口了6020英担的hingra（“hingra”是出口到欧洲的阿魏食材，可能也出口到东亚）。在巨大的总进口量中，只有8586英担的出口量。在1886年至1890年期间，出口量进一步下降，进口总量稳定在37306英担，而出口仅2014英担。这些数据表明，印度是最大的兴渠消费国，消耗了总进口量的三分之二。印度也是主要的hingra“制造商”。 ^[41] 总之，似乎所有的进口阿魏树脂在进入市场上销售之前，都被以各种方式掺了假。

孟买主要进口三大类“生”树脂——来自蒜香阿魏（ F. alliacea Boiss.）、坎达哈里兴渠（Kandahari hing）的hing，以及来自香阿魏（ F. foetida Regel）的hingra，其下又分出许多类别的掺假产品，在市场上价格差异巨大。所有的兴渠，特别是最高级的坎达哈里兴渠，都比主要出口到西方和东亚的hingra要贵。 在19世纪末，高质量兴渠的价格可以高达每英担80卢比，其均价则在55卢比左右。 从波斯和阿富汗进口的hingra明显要便宜许多，均价大约只有每英担20卢比。 价格显然主要是由最大的印度市场决定的。

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国人不再担心阿魏价格高，而是对其不合理的低价感到困惑，认为这是阿魏掺假的结果。据名医许辛木目睹后所言，“盖肆中皆以胡蒜白伪造也。……江浙去西番万里，而肆中所售阿魏甚贱，其伪可知” 。这位中国医生看到的阿魏很可能和印度人卖给欧洲人的劣质原料一样。

四、经过鉴定的植物

16世纪之后，欧洲博物学家们在亚洲的不同地区游南闯北，寻找“真正的”阿魏植物，但他们的探索困难重重，越发令人沮丧。伊本·阿尔·贝塔尔、加西亚·达·奥尔塔和来拉都承认，不同语言（梵语、阿拉伯语、拉丁语、吐火罗语B、汉语等）中用来指代产出树脂的各种植物、这些植物的不同部分以及树脂本身的种种术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 许多欧洲的博物学者似乎都同意，实际上有两种乃至数种阿魏可能来自不同的植物，这其中的一种要比其他的更臭，同时颜色也不一样。英国旅行作家、医生费勒（John Fryer，1650—1733）曾在17世纪70年代担任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他甚至声称产于波斯并在欧洲销售的阿魏并不是印度的兴渠。 ^[42]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欧洲博物学者对这种植物的找寻使情况更加复杂，因为他们无法准确地指出欧洲市场上出售的树脂是由哪种阿魏植物提供的。 ^[43]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真的见过生产链。巴尔福在1860年提出，产出阿魏树脂的有林奈定名的 Ferula assa-foetida 和韦尔登诺（Carl Ludwig Willdenow，1765—1812）定名的 Ferula persica 两种植物，但他的说法从未得到证实。 ^[44] 自16世纪以来，阿魏树脂就在全球范围内流转，但很少有消费者在其自然栖息地看到过它，或目睹其生产和出口过程。

对于那些对阿魏身份感兴趣的欧洲植物学家来说，这个问题在19世纪中叶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那时得以获取更全面的印度贸易记录。通过全球网络，欧洲的贸易型博物学者开始更直接地与本土商人、艺术家、园艺家和药理学家互动，以便主导植物学数据的采集，并将此带回欧洲进行分析。 ^[45] 1850年，法国药理学家尼古拉斯·吉布特（Nicolas Guibourt）写道，他从一位巴黎的药理学家那里得到的印度阿魏与欧洲市场上出售的阿魏大不相同。 ^[46] 19世纪90年代，欧洲的博物学家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欧洲商业化了的阿魏身份之谜被解开了。1891年，英国药理学家威廉·戴莫克（William Dymock，1834—1892）写道，虽然无法再从昔兰尼获得松香草，但在欧洲市场上出售的树胶树脂——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来自亚洲（印度）的兴渠——其实和松香草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他认为欧洲商业中的阿魏根本不是印度的兴渠（产自蒜香阿魏， Ferula alliacea Boiss.），而是被印度人称为hingra的香阿魏（产自 Ferula foetida Regel）。前者具有更强烈的臭味，是由一种较小的长在呼罗珊（Khorasan，今属伊朗）的植物产出的，后者则产自刚伯法在17世纪末见到的那种生长在阿富汗西部的高大植物。

在19世纪70到80年代的印度和欧洲，鉴定树脂的过程中出现了几位关键性人物。戴莫克是在孟买的英国军医；阿尔德希尔·梅尔班（Ardeshir Mehrban）是为戴莫克买到兴渠的波斯商人；丹尼尔·汉璧礼（Daniel Hanbury，1825—1875）是英国药理学家和植物学家，他研究了戴莫克寄到伦敦的样品。瑞士植物学家皮埃尔·埃德蒙·布瓦西耶（Pierre-Edmond Boissier，1810—1885）将产出兴渠的植物鉴定为“ F. alliacea ”；苏格兰植物学家詹姆斯·艾奇森（James Aitchison，1836—1898）将产出欧洲商业阿魏（hingra）的植物鉴定为“ F. foetida ”。 戴莫克和英国植物学家、印度政府商业产品的通讯员乔治·瓦特（George Watt，1850—1930）都声称谜底已经解开，然而对于印度和欧洲市场上兴渠和hingra的确切种类，他们自己仍是模棱两可的。他们将“asafetida”确定为“阿魏属（Ferula）的、可以产出兴渠或Hingra或两者皆产的某些植物……不同的提取和操作体系，或者不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能够产出兴渠和Hingra” 。换句话说，19世纪的欧洲商人和植物学家构建的关于阿魏属植物和树脂的知识，只是证明了这一困惑的存在，而没有完全澄清这一困惑。

通过19世纪的资料来回望阿魏在中国的商业和医疗旅程，我们倾向于推断，阿魏的供应和价格自公元5世纪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市场。似乎从7世纪开始直到14世纪，中国出现了从中亚地区进口的、相对不掺假、价格昂贵的阿魏。这一时期，阿魏被广泛应用于许多药用配方中，并曾在短时间内被用于烹饪。从16世纪起，随着阿魏作为一种商品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人们开始围绕这种食材无法确证的真实性进行论述，而它作为药物的用法和价值在东亚地区已呈下降趋势。 QZ0iuZVx8xIW/VeIWf1XGQ68PuJQ0Yg5T14wavOdx3IESaj1eOKco9fyb01Hrv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