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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中亚的阿魏在中国和印度以“兴渠[瞿]”（“hiṅgu”的转译）之名开始新的旅程，被记录在公元5世纪的佛教戒律《十诵律》（
Sarvāstivāda-Vinaya
）中，这也是最早从梵文翻译成中文的佛教戒律之一。其文本先是被人阅读和口头译介，而后又由一群僧侣在羌族建立的政权后秦（384—417）的都城长安城中转译成中文文本。后秦崇佛，而这些翻译者中包括来自中亚罽宾国（Kasmira）的佛教僧侣弗若多罗（Punyatara）和伟大的龟兹语翻译家鸠摩罗什（Kumārajīva，344—413）。
在鸠摩罗什组织的这一盛大而又繁杂的翻译项目的驻地逍遥园里，《十诵律》首先是由弗若多罗以梵文进行诵读，而后被翻译成中文，有超过三千名僧侣和佛教徒出席了这场盛会。
这部不完整的译稿在提到僧侣的佛教行为准则时，介绍了“兴渠”这一物质，它是僧侣可以从捐赠者那里接受的五种树脂之中的一种。同一段落中还介绍了有关其他食物的新知识，包括糖浆、油膏、根茎植物、果实、汤类，其中大部分都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因为它们没有对应的中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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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渠作为印度佛教文化中一种常见的材料，在中国还是表现出了它的异域性。在长安参加历史性翻译会议的三千名僧人第一次听说了这种叫做“兴渠”的东西，他们了解到这是一种树脂，却对它的外表和性质一无所知。
据《隋书》记载，这种树脂最早于公元7世纪以“阿魏”的新名字作为朝贡贸易的产品引入中国。其《西域传》中提到，“阿魏”是中国的朝贡国“漕”的几种作物和产品当中的一种，“漕”在梵文里指的是“Jaguda”，也就是阿拉伯语里的扎哈尔，位于今天的阿富汗。
此时，有关阿魏树脂和漕国为其主要生产国的知识已经在中亚佛教界广为人知。
从那时起，“阿魏”一词就成为各体裁的汉语文本中最常见的指代“树脂”的词汇，其他所有与之共存的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蒙古语音译词汇都遭到淘汰，包括最早的中文译名“兴渠”。
阿魏作为一种药物成分在中国很快被接受。它被记录在颁行于659年的中国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中，作为一种药物的知识在中国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明确下来。在这部书里，它被记载为一种具有中等药用价值、味道辛辣、没有毒性的药物，但具有一种令人反感的气味。人们认为它是一种有效的杀菌剂，有助于溶解腹部的结节和肿块，驱散体内的恶“气”，保护病人免受鬼魂和恶灵的侵扰。
据描述，它是由一种形似中国本土植物白芷（
Angelica dahurica
Benth. et Hook.，另一种伞形科植物）的根部“汁液”经晒干后磨成粉末而制成的，但也可以使用一种由分节根组成的较差的品种来制作。最后，《新修草本》的编纂者苏敬在未对这种药的产地进行说明的情况下，强调了阿魏矛盾而又典型的属性：它自身具有一种不寻常的臭味，却能够有效地去除其他臭味。
公元8—9世纪时，阿魏独特的恶臭，加之被认为具有杀虫药的功效，以及能够抑制臭味的矛盾效果，使它在中国成为一种神秘的药物。在这一时期，它被列入药方成分，主要用于驱除邪灵。有时阿魏被制成药片，以烟熏的方式来给被诊断出遭到恶鬼附体的病人消毒。
医生还建议患者服用阿魏丸，以防止疾病通过尸体散发的有害气体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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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7世纪，麻风病的治疗方法中就开始用它来消灭爬虫之类的害虫，因为当时人们相信麻风病是由体内蠕动的虫子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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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介绍阿魏此类食用方法的医生是孙思邈（581—682），他把这种食疗法的起源归于印度。
孙思邈也是最早在治疗腹部肿块的药方中使用阿魏的医家之一，这为中国此后的几个世纪确立了使用阿魏的悠久传统。
唐代医家王焘根据他在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弘文馆中钻研的医书，编撰了方剂书《外台秘要方》（752）。这是第一部介绍了一系列使用阿魏入药的方法，以达到驱逐邪灵这一神秘目的的医书。阿魏作为药方的组成部分，常与另一种从中亚新引入的树脂——安息香一起入药，有时也与牛奶（中国药方中极少用到的物质）进行混合，阿魏也被用作驱除恶灵——包括化身为美女的幽灵与狐精——以及与这些恶灵性交所产生的交感幻觉的药物。有时阿魏还会被与砷等有毒元素以及各种动物毛发和骨骼混合在一起，制成药片用于熏蒸，以驱除病人身上的恶灵，或在当地预防流行病；这种药丸还可以挂在房子里，或者作为一种驱魔符咒随身携带。
不晚于10世纪，阿魏这种神秘的用法也出现在日本的方书中。由丹波康赖（Tanba Yasuyori，912—995）基于中医经典编写的，日本最早的，同时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医典——《医心方》（
Ishipò
，982）记载了一个将阿魏与酒混合来预防死后污染（疰）的处方。
早期在长安的佛教僧侣可能在传播阿魏的知识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除了他们的翻译项目之外，有几位在中亚和中国之间游学的著名中国佛教僧侣不断把有关阿魏树脂的新知识带回长安，告知他们的听众。其中，慧日和尚（680—748）对“兴渠”的讨论，显示了他对阿魏树脂作为印度文化中的禁忌独具敏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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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琳和尚（737—820）是曾在长安西明寺修持的语言学家。
在其代表作《一切经音义》中，他引用了前辈玄应法师对“兴渠”的解释：“此是树汁。西国取之以置食中。今有阿魏药是也。”
玄应在此澄清了由梵文的“hiṅgu”转译而来的“兴渠”在印度是一种食物，而“阿魏”在中国则是一种药物，从而丰富了人们对阿魏的认识。玄应对阿魏树脂的兴趣源于其和尚的身份：阿魏树脂不仅是印度佛教中一种著名的禁忌食品，也是一种存储在连接中印的寺院中常见的药物，这些寺院途经塔里木盆地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不丹，沿中印通道而建。中国考古发现，和田地区的佛教寺院中保存的常用药材之一便是阿魏。
一份公元743年的列有阿魏在吐鲁番地区市场价格的文献显示，它作为一种易得的商品在此时已完全融入了中医市场：一两好品质的阿魏粉价值8个铜钱，中等和低等的阿魏则分别卖7个和6个铜钱，与抢手的本地干茯苓差不多价格。
然而，直到公元9世纪，有关阿魏的植物属性的知识才被记录下来。文人段成式（约803—863）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采访了当时正旅居唐朝（618—907）都城长安的来自中亚和波斯的旅行者，他以退休官员之闲暇执笔为文，第一次描述了这种植物。在其颇具影响力的随笔中，段成式指出了这种食材的地理来源——波斯和印度北部，并给出了它的波斯语名称“阿虞截”（anguzad）。他向读者介绍：“（阿魏）树长八九丈（一丈差不多3米），皮色青黄，三月生叶，叶似鼠耳，无花实。断其枝，汁出如饴，久乃坚凝，名阿魏。”段告诉他的读者，这一信息是由一位来自中亚的景教僧告诉他的（“拂林国僧弯所说同”）；而印度的和尚则告诉他，这种植物的汁液要与大米和豆类混合制成阿魏。 [12] 段成式的文本必须放在位于丝绸之路东端的唐代都城的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解读。长安从公元5世纪的宗教（佛教）中心，至公元7世纪已发展成为统一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和商业中心。通过来往于中国和中亚之间的商人、僧侣、外交官和其他旅居人员与本地医生、学者及政府官员的互动交往，长安形成了能够促进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知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通的环境和氛围。
公元9世纪时，阿魏作为一种医用食材已在中医著作中广为流传，并被广泛使用。通过它构建的药物知识，沿着丝绸之路传播，从今天的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出发，经过塔里木盆地，传到中国西部，最终到达丝绸之路最东端——长安城的寺庙、市场和宫廷中。从这个世界性的中心城市出发，阿魏树脂又被传播到所有的东亚政权，在中国被称为阿魏，在日本被称为“agi”，在朝鲜被称为“awi”，在越南则被称为“ngui”。然而，关于这种食材的知识——不论是保存在寺庙里，以粉末的形式在市场上出售，或是出售晒干切好的根，还是以各种混合物的形式出售——仍然是碎片化的、难以捉摸的。没有一个记述它的作者曾亲眼见过生产它的草本植物或树木，也没有哪位作者目睹过市场上以各种形式售卖的这种食材的生产过程。早先占有主导地位的吐火罗文术语“awei”——使得区分植物、植物的各个部分、树脂及其衍生物的所有其他的文字（梵语、波斯语或阿拉伯语）都黯然失色——极大地简化了对这一食材知识的构建。正是这种关于阿魏的零散和不完整的知识，在以后滋生了人们对阿魏的故乡、物理形态、实质内容和医药品级的想象，并且通过这些方面来判定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