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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界域，本来是极可弛张的。鲁迅发表的文字，除了小说，我们几乎都把它们归入杂文一类。对于一个思想战士来说，这种归纳，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从读者方面考虑，分类细一些，当更便于理解和掌握。在信中，鲁迅把《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分别称作“短评”和“杂论”，可见在他那里是可以细分的，而且“评”与“论”明显有别。相对于杂感，他还多次说到他有一本评论集，这意义好像并不曾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实，评论在他的文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他本人就说到，《二心集》是“最锋利”的。
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认为，必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和“启发明白的理性”。从文体论，最富于理性色彩，便是评论，鲁迅的评论，从大的格局上说，可分前后两部分。前期以论为主，重在自由平等观念的阐发；后期以评为主，重在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在后期，鲁迅参加了几次重大的论争，这时的评论，不只是现象的评论，而且产评论的评论；也就是说，他已经把社会改造的基本理念转移到针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斗争实践上来了。的确，他是一个游击战专家，如果说，杂文体现了他的灵活多变的游击风格话，那么评论则是从正面发动的进攻，庄严，平正，率真，推进式，以集中而强大的火力形成一种摧毁性打击。
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同时沿着两条平行的路线开展他的文学活动：一是搞翻译，再就是做评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都是启蒙的大题目。这些评论有三个要素：一、世界眼光；二、历史经验；三、危机感和责任感。五四时期的评论，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等，论教育，论道德，论妇女，论社会改革，一样是大题目。不同的是，此时的论文不再羁限于西方现代观念的介绍，而是以介绍过的观念对本土文化传统实行批判。当作者进入新的论述范围，尤其是卷入女师大风潮以及相随的各种现实中的斗争之后，评论明显地增加了一个要素，就是个人经验的介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前后两个著名的例子。经验性可以激活思想观念中的东西，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在场感。
由于战斗的需要，鲁迅虽然在文体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是在行文中，却也常常打破彼此在形式上的限界，同时使用最富于个人智慧和力量的手段。在评论中，习惯使用一些日常性材料，以支持他的论点，正如政治家潘恩将他的关于人权的政治小册子命名为“常识”一样，这样的常识，可能并不见于知识分子的词典，却是实实在在的常识，有一种真理的自明性；在论战中使用，则具有特别的杀伤力。比如在《“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中反驳梁实秋所谓的“普遍的人性”时，他这样写道：“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这是常识，当然无可辩驳。此外，还有一大特点，便是比喻。其中有的带有总体的象征性，如说“无声的中国”，说“老调子已经唱完”；“痛打落水狗”“脚踏两只船”之类，取喻是为了突出事物或事象的典型性；更多的比喻乃出于论证过程的需要，目的以图像化代替逻辑推理。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中，当鲁迅说到“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时，便援用了原始部落和动物世界中的事例，说是猴子的首领要它们怎样，它们就怎样，又说部落里的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同样使用了这个比喻，只是别有意义，旨在证实思想自由对于颠覆一个专制政体的作用。在反驳“第三种人”时，有一个有名的比喻：“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自然，他的评论有许多精警之处，仍在于直话直说，短兵相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就是这样。他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又说：“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是有害的。”完全以率真出之，由伦理而政治，造就一种质疑、抗辩的风格。
彻底的批判精神是鲁迅评论的灵魂。正是批判性使他的评论不同于学院派，或者官派。胡适和他的朋友曾经创办过《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其实所载不是讨匪的檄文，便是媚官的策论，遗风是很古远的。倒是鲁迅这个人从莽原和荒坟里走来的不挂任何好看的名目的人物，以他的野性文字，显示了评论这一文类的现代性与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