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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恒 [1] 先生：
你的许多话，今天在《北新》 [2] 上看见了。我感谢你对于我的希望和好意，这是我看得出来的。现在我想简略地奉答几句，并以寄和你意见相仿的诸位。
我很闲，决不至于连写字工夫都没有。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豫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我看得时光不大重要，有时往往将它当作儿戏。
但现在沉默的原因，却不是先前决定的原因，因为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这种变迁的径路，说起来太烦，姑且略掉罢，我希望自己将来或者会发表。单就近时而言，则大原因之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指出“进化论”的偏颇，而以“阶级论”补正之。
我至今还没有将这“恐怖”仔细分析。姑且说一两种我自己已经诊察明白的，则：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 [3] 。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
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
[4]
，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做“醉虾”的帮手：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识自己，质疑自己，解剖自己。
“智识即罪恶”。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倘若再和陈源教授之流开玩笑罢，那是容易的，我昨天就写了一点
。然而无聊，我觉得他们不成什么问题。他们其实至多也不过吃半只虾或呷几口醉虾的醋。况且听说他们已经别离了最佩服的“孤桐先生”，而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
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还有一点小事情。就是，我先前的弄“刀笔”的罚，现在似乎降下来了。种牡丹者得花，种蒺藜者得刺，这是应该的，我毫无怨恨。但不平的是这罚仿佛太重一点，还有悲哀的是带累了几个同事和学生。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
。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以被“投诸四裔”
[5]
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椅子要搬去两个，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
[6]
微笑道：又发名士脾气了。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气也，《春秋》笔法
[7]
，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这还是根据那一次的“名士脾气”的。
这不过随便想到一件小事。但，即此一端，你也就可以原谅我吓得不敢开口之情有可原了罢。我知道你是不希望我做醉虾的。我再斗下去，也许会“身心交病”。然而“身心交病”，又会被人嘲笑的。自然，这些都不要紧。但我何苦呢，做醉虾？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 [8] 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笔一滑，话说远了，赶紧回到“落伍”问题去。我想，先生，你大约看见的，我曾经叹息中国没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 [9] 。而今何如？你也看见，在这半年中，我何尝说过一句话？虽然我曾在讲堂上公表过我的意思，虽然我的文章那时也无处发表，虽然我是早已不说话，但这都不足以作我的辩解。总而言之，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真正的思想者，不会脱离社会现实而陷于抽象的玄谈。
还有，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即如目前的事，吴稚晖 [10] 先生不也有一种主义的么？而他不但不被普天同愤，且可以大呼“打倒……严办”者，即因为赤党要实行共产主义于二十年之后，而他的主义却须数百年之后或者才行，由此观之，近于废话故也。人那有遥管十余代以后的灰孙子时代的世界的闲情别致也哉？
鲁迅寄希望于民魂的发扬，又对民众的罚恶之心怀有警惕，这就是同时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内在矛盾性。
话已经说得不少，我想收梢了。我感于先生的毫无冷笑和恶意的态度，所以也诚实的奉答，自然，一半也借此发些牢骚。但我要声明，上面的说话中，我并不含有谦虚，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好几个满肚子恶意的所谓批评家，竭力搜索，都寻不出我的真症候。所以我这回自己说一点，当然不过一部分，有许多还是隐藏着的。
知识分子在批判社会的时候，往往以精英自居，难得的是与此同时，能够一样严酷地批判自己。
我觉得我也许从此不再有什么话要说，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恐怕不见得是好东西罢。但我也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 [11] 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
鲁迅知道有救助的“老法子”，却偏不能麻痹和忘却。
鲁迅。九，四。
注释
[1] 有恒 时有恒，江苏徐州人。他在1927年8月16日《北新》周刊发表一篇题作《这时节》的文章，其中写道：“久不见鲁迅先生等的对盲目的思想行为下攻击的文字了”，“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我们恳切地祈望鲁迅先生出马。……因为救救孩子要紧呀”。
[2] 《北新》 综合性杂志，上海北新书局发行，1926年7月创刊。初为周刊，后改半月刊，1930年12月停刊。
[3] “暴殄天物” 残害灭绝天生之物。语出《尚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蒸民。”孔颖达疏：“则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谓天下百物，鸟兽草木，皆暴绝之。”
[4] “醉虾” 江浙等地把活虾放进酒、醋、酱油等拌成的配料里生吃，谓之“醉虾”。
[5] “投诸四裔” 流放到边远的地方。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6] 教授 指顾颉刚。可参看《两地书·四十八》。
[7] 《春秋》笔法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子编修。古代学者评论说是“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以一字为褒贬”（杜预《左传》），含有“微言大义”（《汉书·艺文志》），后人因称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为“春秋笔法”。
[8] 唐有壬 （1893—1935） 湖南浏阳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关于《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一事，经《语丝》揭发后，上海《晶报》继而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一文，唐有壬为此致函《晶报》，《晶报》以《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为题加以发表。信中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
[9] “抚哭叛徒的吊客” 可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最先与最后》。“叛徒”，这里指现社会的叛逆者。
[10] 吴稚晖 （1866—1953） 名敬恒，江苏武进人。1902年留学日本，后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与章太炎等创办《苏报》，抨击清廷。“苏报案”发生后，被疑为告密，远走法国。1905年加入同盟会，发刊《新世纪》，宣传无政府主义。武昌起义后回国。“二次革命”失败后再赴西欧，1915年与李石曾等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创办《中华新报》，曾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27年国民党改组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等职。1926年2月，他还曾致信邵飘萍说：“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1927年4月初即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此后历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中央研究院院士，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1953年病死于台北。台湾曾出版《吴稚晖先生全集》。
[11] “淡淡的血痕中” “三一八”惨案后，作者曾作《淡淡的血痕中》一文，后收入《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