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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我觉得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这是当革命的进行和胜利中，一定要有的现象。沪宁的克复
，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这“别人出力我高兴”的报应之一，是搜索枯肠，硬做文章的苦差使。其实，我于做这等事，是不大合宜的，因为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即如现在，何尝不想写得切题一些呢，然而还是胡思乱想，像样点的好意思总像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忽然想到昨天在黄埔
[1]
看见的几个来投学生军的青年，才知道在前线上拼命的原来是这样的人；自己在讲堂上胡说了几句
便骗得听众拍手，真是应该羞愧。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
[2]
，民国二年后，便被张勋毁掉了，今年顷又可以重立。忽而又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
[3]
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虽然留在后方的是呻吟，但也有一部分人们高兴。后方的呻吟与高兴固然大不相同，然而无裨于事是一样的。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记得一种期刊 [4] 上，曾经引有列宁 [5] 的话：
“永远进击”，是“革命无止境”的观点的合理的延伸，而一贯主张韧战的精神也在这里。
“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 [6] ，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况且我以此施之人，人又以报诸我，报施将永无了结的时候。但是，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取近例，则如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 [7] ，对于异己者何尝不赶尽杀绝。只是他嘴上却说着什么大度和宽容，还有什么慈悲和仁厚；也并不像列宁似的简单明了，列宁究竟是俄国人，怎么想便怎么说，比我们中国人直爽得多了。但便是中国，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论宽容。
庆祝和革命没有什么相干，至多不过是一种点缀。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怕研究系
[8]
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
[9]
，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
[10]
，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
，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革命也如此的，坚苦的进击者向前进行，遗下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使我们可以放心歌呼，也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是和革命毫不相干。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
提出一个革命精神随着革命的发展和队伍的壮大而相反浮滑化（熵过程）的问题，极有创见。
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
当盛大的庆典的这一天，我敢以这些杂乱无章的话献给在广州的革命民众，我深望不至于因这几句出轨的话而扫兴，因为将来可以补救的日子还很多。倘使因此扫兴了，那就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的证据。
四月十日。
注释
[1] 黄埔 指黄埔军校，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后创办的陆军军官学校。该校成立于1924年5月，校址在广州黄埔。
[2] 一块碑 指辛亥革命时，革命军攻克南京，临时政府在莫愁湖畔建立的“粤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3] 李守常 （1889—1927） 名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13年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1916年回国，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工作，与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次年主编《晨报副刊》，还协助北大学生创办了《国民》和《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他热情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其中由他引发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反响强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曾任北方区书记，1924年6月曾代表中共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4月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同月遇害。先后出版过《守常文集》和《李大钊选集》。
[4] 一种期刊 指《少年先锋》，旬刊，李求实（伟森）主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会的机关刊物。
[5] 列宁 （1870—1924） 苏联共产党的创始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大学时代即参加革命活动，曾被流放；后在彼得堡从事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工人斗争团体的组织工作，一度被捕。1900年在国外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制定了国际共运史上第一个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党纲，并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1905年领导了第一次俄国革命，1907年出国；1917年二月革命后回国，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亲自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主席。1918年8月遇刺受伤，次年主持成立并领导第三国际，1924年1月病逝。
[6] 一篇短文 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后收入《坟》。
[7] 袁世凯 （1859—1916）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李鸿章死后，他继任直隶总督，以后任军机大臣，执掌清政府军政大权。辛亥革命后，他以促使清帝逊位为交换条件，窃取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职位。1915年12月宣布接受中华帝国的皇位，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1916年6月病死。
[8] 研究系 1916年袁世凯死后，在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期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该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依附段祺瑞政府，又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被称为“研究系”。
[9] 《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1924年12月在北京创刊，1927年移至上海出版。围绕该刊的人物，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作“现代评论派”。
[10] 居士 这里指在家的佛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