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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 [1] ，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 [2] ，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 [3] 。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不能说杀人者所制造的“死亡恐怖”没有一点效力；不过，说“请愿”可以从此停止，倒是的确的。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知道死尸的沉重，所以鲁迅坚决反对和平请愿，他对专制政府是从来不抱幻想的。一些满嘴“宽容”而又具有“建设性”的论客，据说是反对一切暴力的，结果如何呢？学生手无寸铁，可谓是恪守此道的了，却只好在政府门前喋血，而且死后还得了“暴徒”的恶谥，遭到御用文人的讨伐。由此看来，这些论客倘不是卑怯，就是别有居心，因为他们实际上并无能力阻止官方的合法的暴力，唯是一味反对小民的暴力、革命的暴力、不合法的暴力而已。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 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 [4] 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注释
[1] 言语道断 不可言说，无话可说。《璎珞经》：“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2] 死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研究系机关报《晨报》3月20日发表林学衡的《为青年流血问题敬告全国国民》一文，指爱国青年“激于意气，挺（铤）而走险，乃陷入奸人居间利用之彀中”，又指徐谦等“驱千百珍贵青年为孤注一掷……必欲置千百珍贵青年于死地”，还指“共产派诸君故杀青年，希图利己”。3月22日，又发表陈渊泉写的题作《群众领袖安在》的社论说是“纯洁爱国之百数十青年即间接死于若辈（按，即所谓‘群众领袖’）之手。”
[3] “没齿而无怨言” 语见《论语·宪问》。没齿，终身之意。
[4] 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 《爱与死的搏斗》，罗曼·罗兰的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其中写道：国约议会议员库尔跋齐反对罗伯斯庇尔捕杀丹东，在议会投票判决丹东死刑时，他放弃投票，中途退场。而他的妻子在家中接待她的情人，一个被通缉的吉隆德派分子，正遭人告发。他的朋友加尔来到他家，告以政治委员会要他公开宣布对被通缉者的态度，被他加以拒绝；这时，加尔便给予两本事先准备好的护照，告诉他已得到罗伯斯庇尔的默许，要他带同妻子一起逃走。文中叙说的就是加尔对库尔跋齐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