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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勃尔根 [1] 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伦敦路透电。）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会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学博士讲演，中有谓孔子乃耶稣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时皆祷告上帝。当有听众……质问何所据而云然；博士语塞。时乃有教徒数人，突紧闭大门，声言‘发问者，乃苏俄卢布买收来者’。当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国民公报》。）
苏俄的神通真是广大，竟能买收叔梁纥 [2] ，使生孔子于耶稣之前，则“忘却孔子之教”和“质问何所据而云然”者，当然都受着卢布的驱使无疑了。
西滢教授曰：“听说在‘联合战线’中，关于我的流言特别多，并且据说我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纸上到也不大见。”
（《现代》六十五）
该教授去年是只听到关于别人的流言的，却由他在纸上发表；据说今年却听到关于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纸上发表。“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实在特别荒唐，可见关于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为关于别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据说“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他的什么《甲寅》居然渐渐的有了活气了。可见官是做不得的。
然而他又做了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了，不知《甲寅》可仍然还有活气？如果还有，官也还是做得的……。
从第四节开始，突然插入“三一八”惨案的内容，毫不顾及文思的延续与结构的统一。目睹了有为的生命的中断，这个敬畏生命的人，遂视自己所有的文字为“无聊”。一种愤激之辞。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 [3] 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清党”杀人时，鲁迅也感叹过灵魂之不能相通。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
，仅有一点相像。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 [4] 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鲁迅一方面赞颂血的“骗不过，打不死”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又痛感血的易于黯淡和消亡。事实证明，流血未必一定有结果，它完全有可能为时间所淡忘。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注释
[1] 勃尔根 当时英国的印度内务部部长。文中引用的是他在伦敦中央亚洲协会的演说词。
[2] 叔梁纥 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父亲。按，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比耶稣出生早五百多年。
[3] 大杀戮 指“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奉系军阀张作霖等进兵关内，遭到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的打击，接连失利。日本帝国主义见势公开出面援助奉军，派出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党。国民军被迫还击。于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此向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驻北京各国公使，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停止军事活动，撤除津沽防务，并限于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否则，“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云。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游行示威，赴执政府前请愿。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木棒砍杀追打，死四十余人，重伤二百余人，造成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屠杀中国人民的大惨案。
[4] “子孙绳绳” 语见《诗经·大雅·抑》。绳绳，相承不绝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