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不能“带住”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满载着一些东西，现在有人称它为“攻周专号” ^[1] ，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儿，倒可以看见绅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将这事结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 ^[2] 教授开场白，徐志摩“诗哲”接后段，一唱一和，甩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 了。还“声明一句，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云。

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但是，前几天不是因为“令兄”关系，连我的“面孔”都攻击过了么？我本没有去“混斗”，倒是株连了我。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从绅士们看来，这自然不过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语”，正无须“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实也并没有“跳到半天空”，只是还不能这样地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

杂文中的叙事艺术。

对不起，那些文字我无心细看，“诗哲”所说的要点，似乎是这样闹下去，要失了大学教授的体统，丢了“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的丑，使学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烦了。可怜可怜，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多的丑可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讷呀 ，……毫不中用的！

痛快！

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 ，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还要我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我“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我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 ^[3] ——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 ^[4] 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五） 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鲁迅被目为“褊狭”“刻毒”“好斗”，源头可远溯“现代评论派”，且看他个人对此如何解说。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从材料看，鲁迅的论敌“现代派”其实并不“宽容”。对北师大学生如此，对支持学生的所谓“某派”“某系”教授亦如此。奇怪的是至今说到这段公案时，却并没有人说过这些欧美学者——新标签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不宽容。

“诗哲” ^[5] 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 ^[6] 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二月三日。

注释

[1] “攻周专号” 1926年1月31日《晨报副刊》用全部篇幅刊载徐志摩的《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和陈源的《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所以2月2日《京报副刊》发表署名杨丹初的《问陈源》一文，称它是“陈源同徐志摩两个人凑成的攻周的专号”。
徐志摩（1896—1931），浙江省海宁县人。先后留学英美，新月派诗人，现代评论派主要成员之一，曾任《晨报·诗刊》主编、《新月》月刊编辑。作品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散文《落叶》等。
陈源（1896—1970），笔名西滢，字通伯，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1912年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参加编辑《现代评论》杂志，先后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46年受国民党政府委派，赴巴黎出任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著有《西滢闲话》等。

[2] 李四光 （1889—1971） 湖北黄冈县（今黄冈市）人，地质学家。1913年赴英学采矿，后改学地质。1919年冬应蔡元培电聘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教授，北京图书馆第一副馆长等职。1948年应邀参加伦敦国际地质学会，1950年4月返回北京，先后任地质部长、全国科协主席等职。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及中央委员，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3] 勃罗亚 （L.Bloy，1846—1917） 通译布洛瓦，法国作家，著有《一个专事拆毁的工程师的话》《失望者》等。

[4] 指王世杰，因他与李四光同为“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后改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的成员，故这里称“贵会友”。他曾针对支持女师大学生的教授说：“北大教授在女师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实属违法，应加以否认。”对此，鲁迅写《“公理”的把戏》一文反驳说：“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么？使之何以为情？”
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宪法学家。英国伦敦大学毕业，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920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教育部长、外交部长、总统府秘书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著有《比较宪法》（与钱端升合著）。

[5] “诗哲” 指徐志摩。这里说的徐志摩引用罗曼·罗兰的话的文章，见发表于1926年1月20日的《晨报副刊》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图解围》：“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件事情你可以除外你自己专骂旁人的。……引申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懂得罗曼·罗兰‘Above the Battle Field’的喊声。鬼是可怕的；也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要打鬼的话，你就得连你自己身上的一起打了去，才是公平。”

[6]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国作家、音乐家、社会活动家。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剧本《爱与死的搏斗》以及《莫斯科日记》等。 vPPb5yEC8G0+IEd9JitBqPN1zP0+SWOaeQkBXcWBRkm3KB95j/5H588jWPign+O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