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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博物館）是一座集巴渝文化、三峽文化、抗戰文化、移民文化和城市文化等為特色的歷史藝術綜合性博物館，其前身是肇建於1951年的西南博物院，1955年因西南大區撤銷更名為重慶市博物館。2000年，為承擔三峽文物保護工程的大量珍貴文物搶救、展示和研究工作，經國務院辦公廳批准設立了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主要在重慶市博物館的基礎上進行組建，並加掛重慶博物館牌子，實行兩塊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體制。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作為西南地區最負盛名的中央地方共建國家級博物館、首批國家一級博物館、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現有館藏文物11.5萬餘件套（單件超28萬件），涵蓋23個文物門類，藏品種類豐富。僅古籍一項，就經、史、子、集四部齊備，凡明清以來刻本、鈔本、影印本不一而足。據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統計，截至2016年10月31日，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收藏有古籍圖書4993套，40234冊，史志類文獻的收藏數量尤其眾多，其中僅稿鈔本就有近百種。
為了讓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館藏古籍走出冰冷的文物庫房，使更多研究者和文史愛好者能夠接觸到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我們從中選擇了一批保存狀況較好、文獻價值較大、稀缺程度較高、反映主題較為集中的稿鈔本古籍，嘗試編纂了這套“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稀見西南史志類稿鈔本叢刊”，因經費和人力所限，擬分多次編纂出版，先期推出的六冊主要包括以下八種文獻：《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文山縣志》（民國稿本）、《重修昭化縣志》（清鈔本）、《蜀藝文志》（稿本）、《國朝全蜀貢舉備考》（鈔本）、《漢代的重慶》（稿本）、《四川崖墓略考》（稿本）、《彭山崖墓建築》（稿本）
。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稿本，此志書記為十卷，今僅見七卷，分裝為十冊。鈐印“晉樹績”“撫辰”“西南博物院藏書”。竹紙線裝，未見界格板框。半葉6行至8行不等，行16字。無牌記。原登記有：“首冊扉頁題‘民國十九年編纂，民國三十三年李天柱敬錄’。其後列‘續修曲靖縣志稿姓氏’，言‘主修：曲靖縣縣長段克昌，宜良人。編纂：李克魁，邑人。孫天樞，邑人。採訪：李天和、晉樹藩、丁正身、許萬壽、陳文明、楊受之。’”今稿本未見。志書凡例言：
（一）曲靖前於明清兩代均為府治，管轄八屬，南寧縣為首縣。過去既無府志，民國成立裁府改縣，以後更無府制之存在。巍巍名郡，愈遠無徵，爰將府之部分，擇要加入。
（一）丁祭樂章，鄉飲賓具，前以詳在會典，略而不載。以後會典日少，钜典無徵，乃將從祀之先賢、先儒之姓氏、位次及咸豐以來舉行之鄉飲賓具參考列入，一見了然。
（一）越州在昔有志，縣志即略而不載。謹案：越州，舊志康熙六年即已裁撤。自咸豐以來至宣統三年之六十餘年間，行政系統既未獨立，越州部分自應歸納於縣志範圍，以使縣志保持完整。
（一）編志於民國十九年，而截止於清末之宣統三年。此十九年中，不但人文、政治之演變甚劇，即種種建設、破壞之改觀亦甚速，如交通、水系、官職、寺觀、閘壩等，宣統三年如彼，民國十九年如此，為保存實際真象，編者按時記實，此時代之關係也。
（一）舊志體例極為嚴謹，除原璧保存外，所得材料均依原有綱目逐一增入，其有不能究納者，另作附記於後，以備後來之參考之用。
（一）新增材料皆根據《大清一統志》《雲南通志》，各項舊志，各先達遺稿，及地方各方人士之幫助，一一均有來歷。惟事隔多年，難竭力採訪，掛漏仍所不免，其有湮沒者，亦喻芳余先生所諛，末如之何也。閱者賜教，幸祈諒解。
邑人李占魁謹識
就凡例所述來看，此志於民國十九年（1930年）編修，旨在補充前志之缺，記事主要以曲靖縣史事為主，但因曲靖縣曾在相當長一段時期為當地府治所在，故纂者又將“府之部分，擇要加入”。至於記事之時間起止，諸門目各有不同，但大體尤重於咸豐以後及至宣統三年（1911年）間事。部分門目，如交通、水系、官職、寺觀、閘壩、藝文等，則因念及“宣統三年如彼，民國十九年如此”之現實情況，時間下限延至民國中期，如藝文志中所存《民國丁卯兵災紀略碑》一文即成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亦即志成之前一年。
此志既然名為《續修曲靖縣志稿》，本身是為續前志而來，而此中所謂前志，凡例中言曲靖“過去既無府志”，而“管轄八屬，南寧縣為首縣”，恐是指稱《（康熙）南寧縣志》《（咸豐）南寧縣志》，抑或包含《（同治）古越州志》等鄉邦舊志。
清代方志學家章學誠曾於己著言續修方志之要時說，“（續）修志者，當續前人之紀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别為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後人矣。”
今觀《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凡例中所謂“舊志體例極為嚴謹，除原璧保存外，所得材料均依原有綱目逐一增入，其有不能究納者，另作附記於後，以備後來之參考之用”這一修志觀念，可以說正是對章學誠有關續修方志理論的忠實踐行。另外，此志纂修所依據的材料，主要是《大清一統志》《（乾隆）雲南通志》，以及各類舊志，並摘錄曲靖先達遺稿，應該說此志材料的採擇是較為廣泛的，同時也具有相當的可信度。
一般而言，舊方志均是“自有篇卷，目錄冠於其首”。
但此稿本志書未見目錄，更無序文、跋語，故於修志之緣由、成書過程、經費籌集、付梓情況等，均無法詳考。惟詳列參與修志者姓名，共分纂修、評議、事務、協辦四類。其中，主修人列“李蓉、張熙瑞、楊本仁、張師聖、莊明馨、雷德泰、郎嘉佑、包德先、尹繩武、李世璸、馮詠仁、趙開甲、高登祚、傅夔龍、李天植、劉正乾、魏樹森、張紹渠、曹學孔、王朝柱、王紹清、張爕生、張習武、呂金榮、潘桂芬、湯錫齡、唐有能、喻紹清，以上均邑人。”評議者列“孫天策、薛毓祥、唐鑑忠、那崯、趙文淵、楊樹階、丁德榮、李國選、孫坦、焦維邦、晉樹績、李天柱、曹學林、王鳳鳴、俞樹琪，均邑人。”至於事務則載為“晉樹玉、楊應培，均邑人。”協辦列“楊懋清，昆明人。陳洛書，邑人。”
需要註意的是，此處評議者列有晉樹績之名，而前文提及稿本鈐印中有“晉樹績印”，故此稿本恐為謄錄評議本，而非最終定本。晉樹績，字撫辰，曲靖人，雅好收藏，1928年曾出任南寧縣高等小學校校長。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此志的編纂方法與傳統舊志有所不同，並未單純採用“卷目式”結構，而是將卷、章、節三者結合，以卷統章，以章馭節，這種結構的編排很明顯具有舊方志向新方志過渡的色彩。須知，清代方志纂修，基本秉持“志為史體”
的觀念，大多採用卷、門、目三級結構。這樣雖顯條分縷析，便於敘事，但亦有明顯弊端，那就是部分志書過分強調沿襲舊有體例結構，在內容取捨及剪裁上產生偏頗。故自民國始，新修志書的體例改革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及至民國中期，“章節體”因“能完整地敘述歷史事件與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又能分門别類敘述多方面的史蹟，兼有編年體、紀傳體、紀事本末體的長處，而又能彌補其不足”
，故成為新修志書之主流。相較於“卷目式”結構，“章節體”更能完整地敘述有關事項及其之間的聯繫，並“能分門别類地講清有關問題，方法靈活，層次清楚，有利於把有關成果記述下來。同時，也便於讀者的閱讀和理解。”
而從《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一志的結構安排來看，其明顯受到新方志編纂理念的影響，但同時舊體志書色彩亦較為濃厚，故其結構安排中纔出現“卷、章、節”糅合並存的現象。而對於這一點，在此志的內容設置上也有體現，通覽全志，其內容設置大體如下：
卷一：第一章 地理
第一節 沿革
第二節 治亂紀事（附兵事始末）
第三節 疆域
第四節 分野
第五節 災祥
第六節 山脈
第七節 河流（附名勝）
第八節 風俗（婚禮、喪禮、葬禮、祭禮、房舍、交易、稱名、歲時）
第九節 古蹟
第十節 古碑蹟
第十一節 冢墓（附漏澤園）
卷二：第二章 建置
第一節 城池
第二節 公署
第三節 學校
第四節 學額
第五節 學田
第六節 書院（義學附）
第七節 津梁
第八節 閘壩“附圩堤含（涵）洞”
卷三：第九節 關哨
第十節 市集
第十一節 坊表（附園亭）
第三章 祠祀
第一節 壇廟
第二節 寺觀
第四章 賦役
第一節 戶口
第二節 田賦
第三節 經費
第四節 物產
第五章 官師
第一節 勳封
第二節 官制
第三節 職官表
卷四：第六章 人物
第一節 鄉賢
第二節 忠烈
第三節 宦蹟
第四節 孝義
卷五：第五節 文學
第六節 隱逸
第七章：人物下
第一節 列女
卷六（未見細目）
卷七：第二節 流寓
第三節 仙釋（方技附）
（第四節）選舉
卷八：第（八）章 藝文
韻文 古近詩 五言古詩
卷九：第九章 藝文下
第一節 駢散文下（序記）
卷十：（藝文）
從以上所列可以看出，此志主要分為地理、建置、祠祀、賦役、人物、藝文等六門八章，每門之下再有若干節，每節之下則分記諸事。這種結構與傳統舊志編排並無二致，無非名稱不同而已。而實際此志所列諸節中，很多亦遵舊體志書定例。比如，“人物”門內所見列女、流寓、仙釋等；“建置”門內列城池、公署、學校、學額、學田、書院、津梁、閘壩等，均可謂傳統舊志之標配。惟此志因以節統篇，故在內容安排上更為靈活，如“學校”一節後緊附“學額”，並將“學田”單獨成節列出，使讀志者能對曲靖的教育情況一目了然。另外，首章“地理”一門中，對於氣候、災祥、山脈、河流的敘述，盡可能引入了當時自然科學方面的調查結果，較舊志所論更具說服力。
當然，此志畢竟非最終稿本，因此錯誤、缺點在所難免，特别是在結構安排上稍顯雜亂。比如，卷三之第四章“賦役”部分列四節，中有“物產”一節，然所述卻雜入“風俗”條目。又比如，卷八之“藝文”部分收列朝駢散文，但章中又見有大量近體詩文收錄。另外，作為稿本，此志恐怕並非完本。比如，卷一之第一章“地理”部分共分十一節，其中第八節“風俗”本擬列婚禮、喪禮、葬禮、祭禮、房舍、交易、稱名、歲時等，但稿本中僅具標題而未見內容。同樣，第九節“古蹟”亦所述甚略。從此志書結構的邏輯安排來看，卷五之後，卷六至卷八本應同為“藝文”之“駢散文上”，且均應屬第八章所載，但此三卷稿本中並未見錄，而是直接接續卷九之第九章的內容。上述缺漏，此志中還有很多，恕不逐一列舉，研究者當可於原文中查證。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稿本，此志書今存二卷，竹紙線裝。行楷書就，每葉8行，行28字至31字不等。無封面，修撰、凡例、序跋、目錄等信息均無存，全志僅見“西南博物院藏書”印一方。不同於《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此志之修纂粗有記述，惜多顯語焉不詳，故至今不得知悉全志之要。
據叢刊編者查知，現有史料涉及此志之修纂者主要有四處：其一為2002年雲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的《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該志第六卷“人物傳略”部分記文山縣舉人陳價事時有載，言其曾“倡修《文山縣志》，惜未竟而謝世。”
其二為雲南省施甸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的《施甸縣志》所載。該志記李郁高事云，“二十三年（9314年）初，（李郁高）主持編修《文山縣志》，歷時兩年纂成。”
其三為《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所載龍開甲事所涉。“民國三十一年（9142年），縣長李墉為前任纂修《文山縣志》，志稿雖成而苦於無錢付梓，相商於龍，龍即慷慨捐出國幣.51萬元以為印費。民國二十五年（9361年），龍徵得縣長同意後，秉烈、露結、紅甸三鄉自馬塘析出，成立第七區，縣政府委龍任區長。同年，《文山縣志》脫稿，原編8卷，現存6卷7本及大事記共8本。同年，麻栗坡特别區對汛督辦為避免徵兵時邊民流入越南，呈請省府緩徵兵，省府允。”
其四為方國瑜先生所著的《雲南史料目錄概說》一書所記，“《文山縣志》，民國初年纂輯，雲南通志館藏抄本。按一九三八年冬，瑜入通志館任編纂時，曾記館藏志目錄有四十餘種，迨館結束，所有圖籍移交圖書館。今取舊時之目校對，諸本悉在，惟已無《文山縣志》，不識何時失去。”
綜合以上四處材料所反映的信息，大體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判斷：《文山縣志》（民國稿本）初由文山縣舉人陳價宣導修纂，但事未竟而身死。後由文山縣縣長李郁高主其事，於1936年修成脫稿。因無錢付梓，繼任縣長李墉於1942年乞當地士紳龍開甲捐國幣1 .5萬元助印，但錢雖捐而事終未成。此志最終無印本流傳，僅以稿鈔本傳世。1938年冬，也就是志稿修成之第三年，方志學家方國瑜入雲南通志館任編纂時曾目睹此志稿本，但後來再入滇，“諸本悉在，惟已無《文山縣志》，不識何時失去。”後再據《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纂者所考，此志“原編8卷，現存6卷7本及大事記共8本。”也就是說，該志稿本於雲南所藏今僅六卷，缺二卷。
對於雲南所存卷帙的內容，1999年文山縣志編纂委員會在編纂《文山縣志》時，於“晚清民國”部分多有引錄。據該志所引，大體包含地理、官制、宗教、民俗、物產、民族、大事記等。而2016年雲南文山學院組織點校出版的《民國<續修文山縣志>點註》一書凡例中提到，“根據《縣志》第一卷總目錄，該書稿是參照道光《開化府志》的體例組織修纂的，計劃全書分為十卷，依次輯錄圖像、建置、山川、賦役、官制、學校、人物、戎政、風俗、藝文十個方面的資料，從我們手上現有的《縣志》稿本看，全書稿共分八卷，但卻沒有第五卷、第六卷的內容，對照原稿總目錄，大致是缺少山川、人物、戎政等方面的內容。另外，有兩個第四卷：第一個第四卷，內容是與學校有關的內容，涉及學校、歷代尊崇孔子考、廟學、禮器、陳設、樂器、樂章、祀事、關岳、忠烈、五子、教育、典禮、書籍、儀器。第二個第四卷，則是較為龐雜，包括詩歌、墓志，以及需要採訪的問題等，估計還未經過分類、整理。”
可以說其內容是較為雜亂的。2017年中共文山市委、文山市人民政府主持出版《民國文山縣志點校》一書，將內容厘定為九卷，並重新命名。惟上述各版本在點校過程中均未能引錄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所存之二卷（含“建置”門、“山川”門及第某卷
之“人物”門），殊為遺憾。另外，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文山縣志》（民國稿本）“建置”門內有多處提到“今縣長李郁高”，故有理由相信，其或正是《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志》缺所中稱失部分。
今觀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二卷之內容，其中“建置”門下設置沿革、城池、倉庫、公廨、坊表、院所、亭榭、古蹟、金石、塚墓、造像、匾額、寺觀等目；“山川”門下設置山脈、水系、名勝、橋梁、道里、交通、區鄉等目；另外一卷“人物”門下則有科舉、學校、鄉飲、選舉、名宦、鄉賢、忠烈、孝友、宦蹟、封蔭、文學、武功、耆隱、方技、仙釋、流寓、善良、男壽、女壽、貞烈、節烈、節孝、節壽等目。
就現今寓目之二卷體例來看，《文山縣志》（民國稿本）修纂雖晚於《續修曲靖縣志稿》（民國稿本），但是該志少有創新，體例安排一依清志。僅以“學校”目為例，據新纂《文山縣志》記載，文山縣於“民國六年（1917年），遵照新學制規定，學堂改稱學校，縣城設三所高等和一所初等小學校，並在明倫堂創辦了第一所女子初等小學校，農村有12所小學校。縣勸學所統管東、西、南、北四學區，設勸學員9人。民國十二年（1923年），全縣共辦29所高、初等小學校。由於地方動亂，時辦時停。民國十五年（1926年）地方稍安，學校復課，學生入學日漸增加。城區學校因升學銜接失調，故將三所高等和兩所初等小學合併分設為四校，其中三所完全小學，一所初等小學。民國十九年（1930年）和民國二十年（1931年），遵照省教育廳訓令，積極興辦義、民兩教，取締私塾。經籌措經費，培訓師資，選擇寺廟、公房作校址。全縣劃為八個學區，合理佈局，擴大國民學校和民辦學校。全縣共建小學164所，超過省下達的指標，省政府傳令嘉獎，發給獎金2500元，並頒給‘文石騰輝’匾額。縣長李郁高，又獎給遍行農村興辦學校、飽嘗艱辛的縣督學歐陽宗‘義教勤勞’匾。民國二十二年（ 1933年），城內四所小學合併，一、二校為興華小學，三校為啟秀小學（女生），四校為毓材小學（男女合班）。”
可以看出，清民易代之後，文山縣學制發生很大變化，從學者日眾，辦學層次亦日漸提高，教育規模即於雲南省內亦可謂名列前茅。但《文山縣志》（民國稿本）於此目中僅列本貫內周崧、劉祖武、朱紹曾等入高等學校者數人，於本縣學校、人才全未涉及，且該目所加按語述學校源流時，多言科舉及舊體官學情況，而對民國以後學校之制略而不言，僅謂“（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科舉停，專辦學校。科舉所得人才，錄至歲貢生止，學校所得人才，錄至大學畢業與大學畢業有同等資格者為止。”實際上，這祗不過是撰者所備註的編選範圍而已。當然，雖存上述缺憾，客觀地說，該志於保存文山一地史料方面，價值還是極大的，同時此稿本本身亦具有重要的文物及文獻價值，值得研究者所珍視。
需要註意的是，據我們的有關研究，民國《文山縣志》的修纂時間跨度實際很長。雲南文山現存稿本的內容從1928年始至1950年止
，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收藏的稿本殘卷最晚也提到“三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九年九月”之事。我們考慮到這部分內容較少，且時間較短，不影響方志主體部分撰成於民國時期的事實，因此在影印整理過程中不作另外的區分，志名仍定為《文山縣志》（民國稿本）。
昭化縣（今四川廣元昭化區）隸屬四川廣元，據史書記載，該縣古無志書，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貢生吳珍奇（字苞符）始纂輯修志，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志成，前後歷時二十二年。其間，苟翰俊亦襄與厘定。甫成，吳珍奇卒，該志未能梓行，僅有鈔本傳世。此志主要收載山川疆域、沿革、官師人物、風土物產、學校祀典、古蹟祠寺等門類，僅兩萬餘字，較簡略，於唐宋時期及明末之部分史料略具價值。但總體來說，此志錯訛較多，文辭生澀。因此，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縣令李元到任，再度倡修縣志，“命各房吏書撿數十年案牘，分類編次，具得事理之本末。而山川、景物、風土、人情，日召父老恭詢之，或公餘踏勘，徵於目睹者為多，其舊志與他紀載相迕者，略為考核，以成一家之法。别《土地》《人民》《政事》三篇，從陸稼書《靈壽》例也。《藝文》附本事下，從康對山《武功》例也。述土產名狀而常產不僃書，從范石湖《虞衡》例也。同時，年近諸寅好及邑人善績不書，從楊升菴《蜀藝文》例也。徵引必標書名，採訪人具載姓氏，從各註疏家例也。瑣屑事書之，從各志外紀例也。載考志乘家，山不載形勢，水不載源流，古蹟不加考訂，用發新例，僃書之。”
應當說，李元所修《昭化縣志》是昭化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方志，其開創之功，不可不倍加褒譽。但是該志的缺點也很明顯，“舛錯頗多，文過乎質”（《重修昭化縣志序》張紹齡語）。且該志倡修於乾隆丙午（1786年），至道光年間再議修志時，已曆近六十年，“其間制度屢更，賢哲輩出，亟宜廣為搜羅，補所未備。”正是針對上述問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時任知縣張紹齡再度主持編修志書，“乃取《通志》《府志》與各房舊牘詳加校訂其邑中往事與夫土風物產之彰彰可傳者，更與二三同人相商榷。”如此，則“太初（李元）縣志未確者，更正之；未備者，補輯之”，名之為《重修昭化縣志》（以下簡稱“道光志”）。此志成書後，曾雕版付梓，但流傳不廣。又十餘年，楚南曾寅光為官昭化，其於公餘，偶閱舊志，認為“志經張公修後，已十餘年，鼠嚼蠧吞，殘缺在所不免，而此十餘年中制度之變更，賢哲之挺出，又知幾許耶，不亟為搜羅，是猶金在沙而不披，玉在石而不琢也。”於是曾寅光再組志局，“於殘缺者補之，又採近日人物之彰彰可傳者而增訂之，分類編次，以成全璧。爰命邑貢生王永仁等採訪、參校，共襄厥成，付諸梨棗”（《復修昭化縣志序》曾寅光語）。
這樣“道光志”纔得以增修完成並大規模刊刻。今天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這部同治間增修的“道光志”了，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收藏的鈔本《重修昭化縣志》也正是這部志書。
據志中所列目錄，同治增修的《重修昭化縣志》共計四十八卷，目次如下：卷一“天文志”，其下有分野一門；卷二至卷十六“輿地志”，其下有沿革、疆域、形勢、風俗、山川、城池、關隘、堤堰、津梁、公署、街巷、里鄉（場市附）、祠廟（寺觀附）、陵墓、古蹟諸門；卷十七至卷二十二“食貨志”，其下有蠲賑、田賦、倉儲、雜課、戶口、物產等門；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學校志”，其下有學校、典禮、書院（鄉學附）等門；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九“武備志”，其下有防守、兵制、驛傳、鋪遞等門；卷三十至卷三十四“職官志”，其下分縣令、丞簿、教諭、訓導、典史等門；卷三十五至卷三十八“選舉志”，其下分進士、舉人、貢生、吏監、武科等門；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五“人物志”，其下分忠義、孝友、行誼、隱逸、列女、仙釋、流寓等門；卷四十六“紀事志”，其下有紀事一門；卷四十七至卷四十八“雜類志”，其下有紀聞、祥異兩門。
與刻本相比，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鈔本《重修昭化縣志》主要有如下特點：
（一）此鈔本卷首目次與刻本不同。刻本縣志先載道光乙巳張紹齡《重修昭化縣志原序》，其後接乾隆間李元《昭化縣志原序》，再後依次為同治間《重修昭化縣志職名》、道光間《重修昭化縣志職名》、《昭化縣志原修姓氏》、《復修昭化縣志序》。而鈔本志書則不同，將曾寅光《復修昭化縣志序》放到了李元《昭化縣志原序》之後。此外，鈔本還將同治間《重修昭化縣志職名》放於纂修姓氏表之後。
（二）此鈔本實際卷數與刻本不同。雖然鈔本於卷首目錄中亦寫作四十八卷，但正文實為四十九卷。所多者為卷四十二“人物志”之“隱逸”門後另列卷四十三“義夫”門。此門所載僅一人，“雷興儒，年十七，娶妻吳氏，至二十四歲而妻歿。遺二子養健、養益，守義不變，誓不續弦，以訓蒙為業，孫襄舉附貢生。鄰里咸稱其義，以為品行端方之報。”此卷之後，卷數遞增，直至卷四十九。而四十九卷之後，再無刻本中所附跋文。
（三）此鈔本書風與刻本近似，每半葉行數、每行字數亦同。另外，刻本、鈔本均有避康熙、乾隆、道光帝諱，惟同治帝諱不避，這恐與此志修於同治之初有關。此外，鈔本中所存些許誤字、訛字，均在刻本中未見。
基於以上種種蹟象以及鈔本多出的志文內容判斷，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鈔本《重修昭化縣志》當書於刻本付梓之前，或為志書修成之後的謄錄本。
有關巴蜀藝文著述，最早當推宋人袁說友所編的《成都文類》。該書共五十卷，所收作品上起西漢，下至宋孝宗淳熙年間，共一千餘篇，內容則為歷代文人對蜀中尤其是成都山川風物、文物古蹟、風土人情的詠贊。該書搜採範圍頗為廣泛，保存了大量當時所能見到的珍貴資料，其涉及範圍遍及全蜀，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後至明代嘉靖年間，又有楊慎所編的《全蜀藝文志》，該藝文志是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楊慎於流放途中返蜀時，受時任四川巡撫劉大謨所邀編纂《四川總志》的一部分，後單獨刊印成冊，定名《全蜀藝文志》，共六十四卷，“博採漢魏以降詩文之有關於蜀者，匯為此書，包括網羅，極為賅洽。”
《全蜀藝文志》共收有名氏的作者630人，詩文1873篇，按文體編排，以時間先後為序，是截至明代蜀中最為全面的一部藝文類書。故清人朱彝尊言：“楊文憲公慎《全蜀藝文志》所由本也，自楊氏《志》行，而袁氏之《文類》束之高閣矣。”
而清人李元度在《天岳山館文鈔》中亦言：“藝文若專錄篇章，則自楊慎《全蜀藝文志》始也。”
可見楊慎之作影響之大。在楊慎之後，萬曆末，又有杜應芳所編的《補續全蜀藝文志》五十六卷，主要搜輯元、明詩文，包括楊慎直至杜應芳等人的作品。此書連同楊慎之作合在一起，於巴蜀藝文可謂蔚為大觀。入清以後，有關巴蜀藝文的大型類書再未編排，相關藝文僅收錄於雍正、嘉慶兩部《四川通志》之中。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稿本《蜀藝文志》，共三冊，不分卷，不署著者名姓。此稿本以巴蜀地域內行政區劃為綱進行編排，每一州縣下則以時間為線索匯入本地歷代著作、卷數，並署撰者名姓，除此之外别無其他信息。故此稿本更似一舊本蜀籍經眼錄，抑或是為續修蜀地藝文志所編的前期蜀人著作目錄。
今檢視此志書，其所收錄的蜀人文獻最早起自漢唐，但以明清人文集、雜著等為主，其中尤詳於清代，所記最晚至光緒末。如書中所錄的《夢雪月齋詩抄》，該書為萬縣謝詩純所撰，謝詩純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署雲南寧洱縣知縣，後歸鄉專心著述，撰成此書。由此可初步推斷，《蜀藝文志》（稿本）大約成書於清末民初時期。又，書中於“胤”“弘”“寧”“淳”等涉及清帝名諱者，皆嚴加避諱，此則更證是書應系於這一時期。
值得一提的是，此志書至今未見著錄於任何目錄學著作之中，亦未見於此前古籍普查名目。此志書中的內容雖較為簡略，但對蜀地文獻名目的保留，特别是對明清蜀人著述的記載，有助於我們以之為線索，對相關人物展開某些研究。同時，它也為我們進一步瞭解明清巴蜀學術概貌提供了一條便捷的探索路徑，其價值可謂頗大。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鈔本，共四冊，九卷，前有光緒九年（1883年）宜賓趙增榮所撰《國朝全蜀貢舉備考序》，其後有同治九年（1870年）綿州孫桐生撰《國朝全蜀貢舉考要原序》。
有關此書寫作緣由，孫桐生之序中有言，“蜀距京師五千餘里，士之懷奇蘊才，和聲以鳴國家之盛者，雖不逮江浙大省，然沐浴膏澤，涵泳聖涯，由此登膴仕而建勳閥者，按籍以求，亦自大有人在。爰廣為採輯，自順治丙戌迄同治戊辰二百餘年，凡邦人士膺斯選，及登賢書者，按科紀載，名曰《全蜀貢舉考要》。庶已往之姓字，炳然如新，俾後之覽者，指而可數，曰：某以德行著，某以功業顯，某以文章詞翰稱。蓋非第得科名之難，而不負科名之為難也。”
孫桐生，字小峰（亦作筱峰），四川綿州（今四川綿陽市）人，史載其幼英敏，讀書一目數行，一覽不忘。孫氏故世家，多載籍，頗恣披誦。咸豐元年（1851年）恩科舉人，聯捷進士，選翰林院庶起士。次年散館，授湖南安仁縣知縣。咸豐七年（1857年）充湖南鄉試同考官，得黃錫燾、王先謙、唐樹南等，皆名士。差竣，委署酃縣，繼署安福，均以小邑經亂，撫緩得理，民頌其德。後桃源大亂，上司急檄調桐生任知縣。蒞任後首惡正法，惡俗頓變。惲次山
中丞奇其能，破格保升永州府知府。光緒六年（1880年）改署郴州（今屬湖南省），嚴治豪猾，誅斬盜賊，刁風漸革，循績蔚然。卸郴任後，到省乞假回籍。時綿州治經書院甫立，延主講席，學徒鱗萃。生平著述頗多。屢出宦橐為鏤版資。著有《未信編》二卷、《未信續編》二卷、《末信餘編》二卷、《永鑒錄》二卷、《永州府題名記》一卷、《郴鑒錄》一卷、《郴案日記》一卷、《湘中時政記》一卷、《國朝貢舉考要》四卷、《楚遊草詩》四卷、《臥雲山房文鈔》二卷。輯選《明臣奏議》十二卷、《國朝全蜀詩鈔》六十四卷、《熊襄湣公集選》二卷。又校刻《吳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二卷、《彈指詞》一卷、《憶舊詞》一卷、《妙復軒評石頭記》，皆為之序。《綿陽縣志》有傳。
對於《國朝全蜀貢舉備考》的體例，“例言”中敘述較詳，“是編以一朝為一卷，不分鄉會試，祗以舉行之年為斷，共計九卷，始順治二年（1645年）乙酉，至光緒九年（1883年）癸未，以後三年一續刻。”孫桐生初撰是書於同治九年（1870年），至光緒時，趙增榮有感於自己“備官詞曹”，遂於“暇輒蒐補，三閱歲而始成，其同治戊辰以後各榜一例續之。凡登甲諸公仕履暨掌故遺聞之有關貢舉者，並撮附於編，名曰《全蜀貢舉備考》”。
應當說，《國朝全蜀貢舉備考》是孫桐生、趙增榮二人接力完成的，並於趙氏成稿後，由京都敘郡會館付梓刊印。今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所藏即為該刻本。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鈔本正書錄就，鈔紙界格分明，半葉10行，滿行22字，左下角有“四川叢書”字樣。我們由此認定，此鈔本恐為《四川叢書》之整理零本。據記載，清末民初時期，樂至謝無量提出了“刊行蜀鄉先輩遺書，名曰《蜀藏》。並廣徵蜀中私家著述，為之表章”的設想。之後，新津胡淦、資中游運熾在民國六年（1917年）以“存文獻、厚蜀風”為宗旨，發起編纂《四川叢書》，歷經四載，胡淦編成《四川叢書採訪書目》，得漢至清川人、遊宦、流寓、方外、婦女等各類人士近兩千人的著述五千餘種，供訪書、選書之用，但書目編成後，因經費短缺，叢書的編輯工作沒有進行下去。據上述記載推斷，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所藏鈔本即《四川叢書》之零本，故當鈔錄於民國初期，即或言此鈔本為民國鈔本無疑。從鈔本正文來看，鈔本所據為該書刻本，二者內容基本一致，但是鈔本中又有一些考校文字，字體、字風迥異，恐是《四川叢書》編者所加，這是刻本中所沒有的，而這對於我們全面認識《國朝全蜀貢舉備考》一書，瞭解其版本流傳、內容特點等，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漢代的重慶》一書是民國時期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錢幣學家、博物學家、文化人類學家衛聚賢先生有關巴渝歷史的代表性著作。
衛聚賢（1899—1989年），字懷彬，號介山，又號衛大法師，甘肅慶陽人。民國十六年（1927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其後歷任暨南大學、中國公學、持志大學教授。民國十七年（1928年），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民國十八年（ 1929年），參與發掘南京明故宮遺址。民國十九年（1930年），主持發掘南京棲霞山三國時期墓葬，並致力於江浙古文化遺址調查。民國二十四年（ 1935年）春，參與常州淹城遺址調查，同年秋參加。上海金山衛戚家墩古文化遺址考察研究民國二十五年（ 1936年），擔任新成立的上海中國古泉學會評議。同年，八月任吳越史地研究會總幹事主編《吳越文化論叢》。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上海市博物館落成後，受聘擔任設備選購委員。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與郭沫若、沈尹默、盧作孚等數十人發起成立巴蜀史地研究會。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在重慶任“說文社”理事長，主編學術期刊《說文月刊》。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離開中國內地，歷任香港珠海、聯合、聯大、光夏、遠東、華夏等書院的教授，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研究員，臺灣輔仁大學教授。其著作有《中國考古學史》《中國考古小史》《古史研究》《中國社會史》《古今貨幣》《古器物學》《臺灣山胞由華西遷來》等。
《漢代的重慶》文稿最早刊登在1941年第3卷第4期《說文月刊》上。這篇文章以史料為據，詳細介紹了重慶的得名、民族構成、山川形勝、人文歷史等，足可視作《重慶通志》的提綱和輪廓。
從當前的學術研究視角來看，《漢代的重慶》一文中，衛聚賢提出的有些觀點仍存可商榷之處，有些說法更，是完全站不住腳但其利用規範的學術話語對重慶歷史研究的開創之功則是不容抹煞的。如衛聚賢說重慶得名於宋代，“重慶是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八月，即西曆一一八九年，距今七百五十一年時，由恭州改的。由於宋光宗初封在恭州為恭王，於孝宗淳熙十六年二月即帝位，因於斯年八月改恭州為重慶府，他是以封為恭王就可以慶了，由恭王而即帝位，可謂為重慶了。”對於衛聚賢的這種說法，後人概括為“雙重喜慶”說。雖然此說至今爭議很大，未成定論，但衛聚賢畢竟是以嚴謹的文獻考據結合專業的史事梳理得出的結論，其論述過程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衛聚賢精通歷史，又勤於鑽研、耙梳。因此他對重慶民族史研究的一些看法，多富有新意。如對於巴人的民族問題，衛聚賢認為巴人或屬於苗民之一種，並以巴人能歌善舞而證明之：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云：“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按：武王伐紂之歌，《華陽國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按：《尚書·牧誓》祗言武王伐紂率庸、蜀、羌、鬃、微、盧、彭、濮八國人，未有巴人。但《漢書·禮樂志》載，郊祭樂有巴俞（渝）鼓員，顏師古註云：“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渝）人，並矯捷善鬥，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也。”又按：《楚辭》載宋玉文有“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是古代巴人善於歌舞，而目下苗民亦長於歌舞，而且是且歌且舞的。殷本苗人，見於我《古史研究》第三集《中國民族之來源》。武王伐紂率有苗人，在陣前歌舞，於是前徒倒戈。此與漢高祖圍楚霸王於垓下，因霸王所率者為楚人，而漢高祖以所率巴俞（渝）人作“四面楚歌”，楚人亦以其同族不宜互殘，因而楚霸王之部下瓦解。由此而論，巴人本為苗民之一種。
在《漢代的重慶》一書中，在論及秦漢魏晉時期巴郡的人物時，衛聚賢統計出的人物共二百四十九人，其於文中說道：“重慶江北的漢墓，或者在這二百四十幾人有名的人物中，有一二人在內？況王咸、李權、羅尚、皮素死於巴郡是有明文的。”實際上，衛聚賢為了弄清漢墓中的人物，是從傳世文獻中特地找出巴郡的全部重要人物，進行逐一比對。這種治學態度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鑒學習的。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所藏《漢代的重慶》手稿是衛聚賢該文的底稿。關於此稿的撰寫時間，手稿上沒有任何明確的記載，但是我們從董大中所著《衛聚賢傳》的梳理來看，時間當在1940年3月前後。據記載，1939年8月底，衛聚賢奉命前往重慶，其所創辦的《說文月刊》也一併遷渝辦刊，但因諸事耽擱，至當年冬天纔得抵達。“到一個地方，首先從資料上接觸這個地方，認識這個地方，是史地學家的習慣，對衛聚賢來說，更是必備的功課。四川在秦代以前有兩個大國，一為巴，在重慶，一為蜀，在成都。巴國的古史有《山海經》、《華陽國志》的《巴志》等書。其地靠近秦楚，故《左傳》有片斷記載。蜀國的古史，見於《尚書》《蜀王本紀》《蜀論》及《華陽國志》的《蜀志》。不過這些古史既不詳盡，且多神話，因而在人們看來，巴蜀古代沒有文化可言。衛聚賢着手寫一篇《漢代的重慶》。”
而至次年3月28日，他與友人遊覽北碚北溫泉後，終於寫完文稿。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今存《漢代的重慶》文稿共56葉，半葉10行，滿行26字。稿紙為中央銀行信箋，因彼時衛聚賢為中央銀行秘書處書記，故得書於此。此文稿不但讓我們一睹衛聚賢遺墨，而且所存大量批改之處使我們能夠通過與排印本之發表文字相對照，一窺衛氏撰寫過程中的思想印蹟。如首節擬名，《說文月刊》所載為“重慶的命名”，而從底稿來看，起初，該節文字名為“重慶名稱的由來及變化”。又比如，第二節“古代巴國”部分，其下第二部分名“古代史”，稿本原擬為“遠古、上古的巴國古代史”，這或許是為了與第三部分“秦漢魏晉時巴郡的歷史”相呼應，但是恐因遠古材料極少，上古部分亦主要討論春秋史事，故將題目直接刪改為“古代史”三字，以使內容更為明快。總之，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所藏衛氏《漢代的重慶》文稿，是真正意義上作重慶古代歷史研究的開篇之作，無論對於具體問題的討論，還是學術觀點的呈現，至今仍深深影響着巴渝史壇，對其原稿的發掘影印，價值無疑是巨大的。
《四川崖墓略考》文稿撰於民國三十年（1941年），最早全文發表在《華文月刊》1942年第1卷第6期。作者為楊枝高。楊氏本業為醫生，華西大學醫科畢業，1939年到四川樂山任仁濟醫院院長兼外科主任。楊枝高雖非專業考古學家，但在從醫之餘，潛心於文物考古，成就頗多。除了本稿之外，他還撰有《聲韻學》《訪邛崍十方堂古窯記》等。
對其所作所為，著名考古學家鄭德坤曾評說道：“吾國人士對於崖墓之調查以楊枝高氏為端始。楊氏業醫，久居嘉定，對於古蹟素極註意，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以來調查崖墓尤不遺餘力；家藏石棺浮雕數種，均為珍貴作品。近又親至各地調查，由成都北至廣元，由廣元沿嘉陵江達順慶，由蓬溪、簡陽回成都，後由成都沿岷江、彭山，至樂山，所經二十餘縣，凡遇石洞必留意其造作，著《四川崖墓略考》一文，刊《華文月刊》第六期，並詳記在樂山柿子灣所見石窟之形制以為代表。楊氏所記崖墓係依天然紅沙崖石鑿成。前為墓章，高十九尺半，寬四十六尺八，下有門三道，高十尺半，寬八尺一，深八尺三。由三門直入冥堂，高十尺半，寬四十四尺七，深十五尺半。冥堂後壁有墓穴二，構造相同，由穴口至穴底長九十二尺半，穴口高六尺六，寬六尺一，第一穴門高五尺八，寬四尺；第二穴門高五尺二，寬三尺八；穴底高七尺三，寬七尺。第二穴門後左側有棺室二所，右側有壁廚一，灶案廚一；櫃室二所及石櫃一具。墓穴頂旁左右各有八孔相對，前至後距離約六尺。楊氏查墓章乃墓之標識，脫影於宮室；冥堂即大庭；墓穴即藏屍之處。有二門已封閉，內置瓦棺、石櫃、灶案以及各種陶制明器等。楊氏亦以崖墓為漢代作品，且舉四事以證之。墓章所刻瓦當、節機，儼然秦宮之脫化，洞壁所刻圖畫，斗拱之間襯以人物、走獸、飛鳥，古樸有致，較之武梁祠、孝堂山及南陽殘石，其作風實有過無不及，是崖墓刻畫為漢浮雕，一也。樂山崖墓多無年款，有者又多剝落難辨，楊氏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見新津出土崖墓石柱有永建三年（128年）款識，為東漢順帝時遺物，二也。墓中發現之瓦棺、土俑、羽鹵、瓦屋、洗盤、雞鴿、馬羊虎等皆係陶制無釉；新津出土陶器間有塗深綠釉者；其所着圖案均可擬為漢物，三也。蘊真洞、篦子街、白塔山、張公橋等處隱見冥堂壁重刻多數佛像，多為唐或唐以後之作品，惟淩雲山後麻濠（浩）崖墓中刻有一小像，高一尺，着僧衣，結跏趺坐，頭現佛光，右手舉降魔印，左手執一拂塵，為佛教來華未久之作品，可借此以證崖窟為漢代四川所開鑿者，四也。”
鄭德坤先生以上概括之語，可以說使此稿的價值一覽無餘。
總之，儘管楊氏自言“予一業醫者，雖好古而非專家”，但該文稿所達到的學術水準仍讓同時代的考古學家們讚不絕口，其中如商承祚、吳金鼎、尹子文等人更是因此文與之相熟，交往甚密。特别是文中首次披露了麻浩崖墓的石刻坐佛，為中國早期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線索。
1952年，楊枝高去世，其所遺留的上百件文物、古籍相繼被其遺孀及子女無償地捐獻給了各收藏單位。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所藏《四川崖墓略考》稿本即源於此。今存文稿字蹟工整，多有作者自校之處，文辭精煉，議論順達。通過閱讀此稿，楊氏深厚的學術功底可見一斑。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所藏《彭山崖墓建築》手稿為著名建築學家、建築史學家、中國營造學社成員陳明達考察彭山崖墓後形成的研究報告，正文共計130頁，另有所繪素描稿、平面圖、舊照片等若干。稿件書寫於中國營造學社稿紙上，封面書有“崖墓建築——彭山發掘報告之一”字樣。文稿上多有塗改、修訂之處，“緒論”部分有陳明達的簽名。
據記載，1940年，中國營造學社與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共同遷至四川南溪李莊，建築史學家們與考古學家、歷史學家間的聯繫頗為密切。是年，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聯合成立了“川康古蹟考察團”，由吳金鼎任團長，並自1941年6月起，對彭山縣江口鎮附近的崖墓進行發掘，共發掘崖墓77座，磚室墓2座。時為中國營造學社成員的陳明達受邀參與了此次發掘工作，並對各墓進行了詳細的測繪和攝影記錄。彭山崖墓的考古成果曾由曾昭燏先生擬定了系列專題報告編寫計劃，但由於歷史的原因，此次考古所得的出土文物後由國立中央博物院（即今南京博物院）保存，崖墓拓片由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崖墓建築測繪圖等則由陳明達保管。直至1991年，纔由南京博物院完成了《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報告，內容約相當於原擬編寫之報告的綜述部分，且南京博物院在編訂該報告時，並未找到陳明達先生繪製的大量崖墓建築測繪圖，祗找到M460、M 167、M176的圖紙作為典型材料納入該報告。因此，關於四川彭山漢代崖墓的建築空間與建築裝飾的記錄非常欠缺。
陳明達關於彭山崖墓建築的研究報告約於1942年完成。據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龔廷萬先生回憶，9514年春，其被派往北京參加當時文化部主辦的“第二期古建築實習班”，學制一年，時羅哲文、陳明達等為授課教師，主要講授“中國古建築史”等課程，雙方由此熟識。“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文化工作恢復正常，陳明達先生遂將自己所保管的彭山崖墓資料盡數轉交龔廷萬，謂“四川之物，可由四川之人保管”。後來，龔廷萬再將這些資料交由重慶市博物館保存。
2002年，經陳明達外甥殷力欣整理，這些文稿與部分圖紙分别在2002年出版的《建築史論文集（第17輯）》（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建築史（第18輯）》（機械工業出版社）上發表。但由於當時整理方式的局限，以及資料搜集範圍的限制，整理稿並不能完全反映陳明達書稿的原貌，因此，對其手稿進行影印出版仍然較為必要，且在某種程度上而言，價值更大。
從現存手稿文字來看，陳明達重點對彭山崖墓的如下幾個問題進行了討論。首先是崖墓的建築空間。他按照分析地面建築的模式，從平面、剖面、立面的角度分析崖墓建築空間的組織。除了墓內空間，他還特别重視墓葬祭祀空間的整體性，關註了墓外設置的壇、穿（壇後崖面設置的橫穴）、穴（與地面垂直之穴）、水溝等遺蹟。其次是崖墓的仿木構形制。他針對崖墓仿木構建築信息中表現的大木作和瓦作進行了重點討論。在大木作部分，他一開始即分析了由斗栱（拱）所反映的材分制度，進而在討論斗、栱（拱）、柱的分件作法特徵之後，分析其反映的結構組合方式。在瓦作部分，他分别討論了磚、瓦兩類構件的大小、種類和鋪砌方式。再次是建築裝飾及雕刻。陳明達討論了崖墓磚和瓦當的主要題材紋樣和墓內石刻裝飾圖像的題材意義及藝術特徵。雖然彭山崖墓中多數雕飾題材並非單純的建築裝飾，而是源於漢代的喪葬風俗，陳明達也對其進行了詳盡的考證，這不僅反映了中國營造學社在研究中對雕塑這一中國古代藝術的重要形式給予充分關註的研究取向，也反映出其重視建築空間的整體性，將建築與其中的裝飾、陳設進行綜合研究的視角。
正如李若水博士所言，此部報告中“對崖墓建築的敘述，遵循了中國營造學社在之前進行地面木構建築調查時的體例，即由平面、剖面、立面的總體佈置，到材分制度，再到斗栱（拱）梁架的做法細部和梁枋等木結構交接方式，最後是牆體、屋面、磚瓦和室內繪飾做法。這一範式是營造學社從其首部調查報告《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即開始使用的，其敘述順序也可以明顯地反映出當時學社的研究重點——《營造法式》的體例影響，尤其是對崖墓仿木構建築元素所反映的材分制度的探尋，是與《營造法式》的研究一脈相承的。”
總之，“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稀見西南史志類稿鈔本叢刊”所收錄的這幾部稿鈔本，雖然撰寫或傳抄時代距今不算久遠，但是從保存地方文化的角度來看，其價值無疑是巨大的。同時，作為一種前賢遺澤，我們通過對稿鈔本書寫方式、書風字體的觀摩，也可以一窺書寫者的內心世界和文化修為。
當然，受限於叢刊收錄的這幾種稿鈔本本身的體例缺陷，以及文稿保存過程中可能存在的脫漏、缺損，這些稿鈔本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些文稿沒有目錄，不便於讀者查閱使用。對此，我們在本次整理過程中專門新增了目錄，以便對照翻閱。而對於原本已有目錄但無頁碼對照的，諸如《文山縣志》（民國稿本）等，同樣新制目錄，以求統一。對於原稿中涉及的圖版、照片等，我們也盡最大可能予以排印或重排保留。
另外，叢刊中所收諸書在流傳過程中，原稿鈔本存在蟲蝕、貼條改換、破損以致個别文字殘缺不全或難以辨識的情況，我們均最大程度地保存原貌，不輕易剪裁、刪削，以使利用者能夠較完整地獲取文獻的所有信息。惟對於一些人為的塗鴉、汙損及格線舆文字混雜等情況做了一定的技術處理。
又，對於稿鈔本原文中因編纂者所處時代、環境及觀念之影響而存在的那些對當地少數民族的蔑稱（如回匪、匪、夷等），此類用語已完全不符合我們當前的社會觀念和民族政策，也與當今學術界普遍的歷史認知不相協調，但是考慮到原始文稿本身的歷史局限，同時也為尊重文本的歷史語言與話語敘述，我們在影印整理過程中沒有對此進行刻意的修飾或掩蓋，這一點是需要特别說明的。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稀見西南史志類稿鈔本叢刊”的出版有幸得到了重慶市出版專項資金的資助，重慶大學出版社重點圖書編輯部孫英姿主任為促成叢刊的立項、出版付出了極大的努力，而張慧梓、張家鈞兩位老師亦在編輯過程中就編選內容、叢刊體例等出謀劃策，提供了很多幫助，在此一併致謝。因叢刊編纂團隊水平有限，對所選稿鈔本的認識和理解或許還有不到位，甚至是表述錯誤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喚醒“沉睡”在博物館中的古籍文字活起來的重要一步，本叢刊的出版將為學術界和廣大地方文化愛好者帶去新的養分，豐富多彩的研究成果必將指日可待！
叢刊編委會
辛丑年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