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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对本书开展红色基因融入法学教育的相关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总体上看，现有成果主要对红色基因的历史渊源、内涵与功能，传承红色基因的意义、面临的问题以及途径与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探索。由此可见，对于红色基因的研究呈现出由知到行的深入探索态势，并通过研究红色基因的传承推动了军事、政治与教育等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1）红色基因的形成和内涵
对于红色基因历史渊源的梳理，大多数研究者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起点对红色基因的形成历史进行探索研究。这部分研究者大多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分析归纳历史事件中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的革命者所展现出来的意志品质、精神风貌。譬如，魏美玉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事求是地探索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史实，探索分析了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依靠群众、敢于创新、无私奉献等红色基因。宋月红对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过程中的史实和事件进行了研究，并分析归纳出长征精神中所蕴含的“坚定革命理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艰苦奋斗”
的精神品质，即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该部分学者的研究而言，其实质都是从革命实践活动中进行归纳总结，即对红色基因形成渊源的实践基础进行了研究分析。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通过红色基因所形成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进一步全面探索了红色基因的源流。譬如，张鑫宇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红色基因孕育形成的理论指南”，“离开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很难有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更没有红色基因的产生与传承”
。显然，这一类研究者通过进一步分析和阐释红色基因形成的理论思想来源，对红色基因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分析研究。
学界对红色基因基本内涵的界定，从不同维度、不同视角进行了论述。但大多数研究者还是认为，红色基因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品质、无私的牺牲奉献精神以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等四个方面。而这四个方面在得到广大研究者的普遍认同的同时，也反映出了研究者们力图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初心与使命出发揭示红色基因基本内涵的意图。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从红色基因形成过程的角度切入，红色基因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进、抗争与改造、改革与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凝炼而成的伟大精神成果。这种对红色基因内涵的界定实质上蕴含着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由此将红色基因内涵的阐释不局限于党的革命时期，而是以发展的眼光赋予红色基因时代内涵，促使红色基因的基本内涵与时俱进，更好地融入时代发展。关于红色基因的内涵，研究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对其加以表述和界定，但不难看出，研究者们在红色基因的基本内涵上还是达成了普遍共识，并且对于红色基因基本内涵的表述严格遵循红色基因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性和系统化属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其界定的碎片化。
（2）传承红色基因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针对传承红色基因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研究者们从不同视角对不同领域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的可行性的分析论述，研究者们主要围绕红色基因自身的功能性来进行论证。魏美玉指出，红色基因是在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神风貌与意志品质，它通过或精神或物质的形态存续下来，是“红色文化中除了物质文化之外的、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的统一体”
。作为红色文化核心因子的红色基因亦具有文化的特定功能，又具备一般文化所不具备的党的特殊的政治文化功能。也有部分研究者认为传承红色基因对社会和公民价值取向、国家扶贫工作以及高等教等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田歧瑞和黄蓉生认为，传承红色基因对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容，以及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占时杰则指出，传承红色基因对促进精准扶贫工作、凝聚思想共识、聚集中国力量具有积极作用。时玉柱则表明，传承红色基因对引导大学生更加准确全面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内涵、基本国情，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对于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性的研究，归结起来，主要聚焦于传承红色基因在指引方向和提供精神动力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红色基因的研究文献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周兴兵指出，“红色基因是我党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时代军队建设中坚定守住政治信仰高地，时刻保持“政治清醒、思想纯洁和行动自觉”的重要保证
。梁珂静则指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红色基因历来与肩负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并最终要体现在履行使命上。由此，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青年大学生更应该从红色基因中充分汲取忠诚使命、献身使命、不辱使命的精神养分，把红色基因作为促进自身全面健康发展、成长成才的重要精神力量的源泉。
（3）传承红色基因存在的问题
尽管大部分文献着重研究了红色基因在高校大学生、军队官兵、党员干部等不同社会群体中的传承，但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却具有一定的共通性。总的来看，这些问题可归纳为红色基因传承的引导者方面存在的问题、红色基因传承的接受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红色基因传承现有的客观条件方面存在的问题等。
红色基因传承的引导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其一，引导方式缺乏创新。有研究者通过研究发现，在开展“红色基因传承”的主题教育活动中，不同引导者在对学生进行红色教育时，列举的例子大都相同且早已被学生熟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红色基因的传承效果；而且墨守成规的讲授有时甚至还会让一些学生产生厌烦心理，认为这就是一次枯燥的思想品德教育课，从而排斥引导者教授的内容。其二，引导者对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视程度不够。张鑫宇指出，当前高校相对多地注重校园硬件设施和办学质量，对于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视程度不够。同时，该研究者还指出，高校对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视大多还停留在理论认同层面，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活动只是偶尔开展，未能在行动层面有效重视红色基因的传承。
而红色基因传承的接受者方面存在的问题又主要表现为：第一，红色基因传承过程中，接受者普遍缺乏主动性。红色基因的传承不应该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过程，而应该是一种积极主动接受熏陶并付诸实践的过程。研究者发现，多数接受者由于对红色基因的认识不足，对于红色基因的传承显得漠不关心，即使是接受红色教育也只是做表面功夫，并没有在情感上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产生共鸣。第二，在多元价值观和意识思潮的影响下，部分接受者开始认为在当今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红色基因已然“过时”“无用”。研究者指出，在此种思想认识的影响下，接受者的牺牲奉献精神有所弱化，功利思想开始抬头，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则表现出一定的消极行为，从而阻碍红色基因传承实践的展开。
从传承红色基因现有的客观条件来看，存在的问题主要为：第一，红色基因的传承模式、方法相对单一，互动性不足，缺乏创新。刘淑娥指出，当前，党建工作中红色基因的传承仍“将单纯讲述革命先烈、英雄人物以及榜样干部的先进事迹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式”
，在与时代主流文化对接以及引导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交流互动方面还有所欠缺。张鑫宇则指出，高校主题教育活动多由校、院、班三级组织开展，但活动的主题却鲜有传承红色基因方面的内容，即使有这方面的内容，在活动的前期策划、内容呈现、组织实施方面仍然存在重叠性和趋同性，这样的活动虽便于组织、开展和实施，但长此以往却使学生缺乏新鲜感，进而引发对此类活动的疲劳感、倦怠感。第二，传承红色基因的机制不健全。部分研究者认为，红色基因的传承效果不佳，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传承红色基因的机制不健全。譬如，传承红色基因的领导机制不健全，导致红色基因传承活动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下级单位仅是任务性地完成该项工作，而未关注传承红色基因的措施的合理性和效果。也有部分研究者表明，多数红色基因传承活动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实施方法与效果反馈机制和评估体系。这就使红色基因传承活动的引导者缺乏主动宣传的热情与内在动力，也使得红色基因传承的实际效果难以得到及时的反馈，进而导致红色基因传承方法与思路难以获得科学的评估与及时的改进。第三，红色基因传承过程中对网络平台的利用还不够。当今时代，网络的普及程度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基于网络的传播速度以及接受者的广泛性，红色基因的传承更应利用好网络平台，加强红色网站的建设，构建起红色基因传承的网络宣传平台。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红色基因网络宣传平台存在着诸多问题，以致严重影响红色基因的传承效果。占时杰指出，红色基因网络宣传平台存在着网站技术提升与实时更新慢，以及缺乏增强互动性的交流板块等问题，这就使得红色基因网站的建立未能将其最大作用价值发挥出来。同时，他也提到了红色基因网络宣传平台关注度与影响力的问题。红色基因网络宣传平台的关注度不高，点击率低，一定程度上表明红色基因网站在接受者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有待提升。
（4）传承红色基因的途径
对于红色基因传承途径的研究，研究者们大都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力图保证红色基因通过多种途径得到切实有效的传承。总体来看，关于传承红色基因途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主阵地”作用。针对高校思政教育过程中的红色基因传承而言，研究者们提出要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有研究者针对红色基因传承多以口头讲授方式来展开的弊端，提出高校要开设与红色文化有关的选修课和必修课，综合运用讲授式、参与式、音频式、研究式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多角度、多维度地感悟中国共产党的艰苦革命岁月，进而将革命先辈们留下的红色基因内化为自己一生的价值追求。
二是，增强红色基因传承的实践性。研究者们就传承红色基因的途径，提出要实现宣传教育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他们研究指出，红色基因的传承无论是融合于高校教育，还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扶贫攻坚等领域，都难免流于理论或口头上，因此，研究者们皆提出要切实促进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活动的开展，进而从行动上确保红色基因得到有效的传承。譬如，姜焕良指出，“思政课实践教学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路径”
，因为实践教学可以让学生实地参观考察，相对于课堂教学更加直观、生动。而且这种切身体验和感受对学生思想意识的形成、理想信念的树立、价值标准的选择的影响是抽象的，是理论教学难以实现的。
三是，充分利用网络平台促进红色基因的传承。不可否认，社会信息化已然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随着互联网移动终端的普及，新媒体方式不断涌现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对此，研究者们意识到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的优势，占领网络高地，使之成为红色文化传播和红色基因传承的有效途径。对此，金懿提出，“信息化时代激活大学生党员红色基因的传承”要在丰富传承形式上下功夫，特别是促进“线上线下相结合”
。由此，通过微信、微博和网站实现红色基因传承的线下与线上教育有机结合，甚至通过网络进行红色文化宣传和主题活动展示。
四是，促进红色基因传承机制与平台的建设。对于红色基因传承的实际效果不佳的难题，多数研究者提出，建设红色基因传承机制与平台，从而提升红色基因传承的实际效果。有研究者提出，传承红色基因可建立起考核评估与反思反馈机制，由此促进红色基因传承引导者宣传引导的积极性，以及接受者接受的主动性，同时也能及时获取红色基因传承方式的反馈。再有，温向娜指出，可通过创新平台建设来提升红色基因传承的效果。譬如，通过建立制度平台，完善法律法规对红色基因传承的保障作用。再者，通过创建教育平台，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国民传输红色文化，以此保证红色基因传承为国民所接受和认同。此外，还可通过建立示范平台，充分发挥传承红色基因的先锋模范人物的示范作用。
我国研究者对法学教育的研究方兴未艾，成果丰硕。而有关红色基因融入法学教育的文献，就检索结果来看，还是比较少的，但论述法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文献研究却硕果累累。研究者们主要将法学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研究以提高法治人才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升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同时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法治人才。譬如，陈晓雷指出，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仍以专业知识传授为主，而对法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则主要依靠“两课”教学。由于两者缺少充分的结合，法学教育中出现明显的“德智分离”现象。由此，研究者指出，只有将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充分地渗透到法律课程之中，培养社会主义情感和理念，形成社会主义法律道德，提高职业法律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切实增强法律的意识形态功能，促进社会主义法律有效运行。胡明提出，为培养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法治人才，在未来的法学教育中，要创新法学教育模式，“以‘马工程’系列教材的编写、修订、使用为契机，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转变”
，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法学教育的引领，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杜懿华则指出，针对法学教育中，法科生都热衷于司法考试，却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道德培养的问题，除了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培养高素质法律专业人才的重要性之外，更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对法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譬如，通过各类手机软件、网络视频等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教育形式加强对法科生思想观念的影响，从而提高法科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与职业道德素养。
尽管在法学教育过程中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以提升法治人才的品德素养的研究探索已初显成效，但总体来看，以红色基因融入法学教育为对象的研究可以说还是一个薄弱点。通过检索发现，研究阐述红色基因与法治建设相结合的论文为数不多。例如，李婧通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苏区法治建设过程的研究，归纳出“中央苏区法治所蕴含的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根本原则、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价值追求、探索依法执政的重要特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红色基因
”，从而进一步分析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红色基因的源流。关于红色基因与法学教育的融合发展的研究，还处于对其历史源流进行探索的阶段，还未对红色基因融入现当代法学教育实践的可行性与实践措施进行系统的研究论述。
总体来看，对红色基因的内涵与传承的研究、阐释已然较为全面和系统，并且也有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法学教育中以解决现实中忽略法科生德育的问题，但对于红色基因与法学教育的融合问题还未进行系统、详尽的研究论述。
现已有的成果都是本书的研究基础以及逻辑起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成果宣示性、原则性较强，缺乏路径设计和制度安排，在指导法学课程改革以及实践方面有效性不足；有的成果未能立足新时代、新科技的背景，对策和建议过于陈旧，与当代大学生的多元化特征不相符；有的成果认识不全，只注重从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着手，忽视或割裂了法学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
譬如，关于红色基因的源流、内涵，红色基因传承的意义与措施的研究都为本书就红色基因的内涵概括、传承红色基因的价值及目标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红色基因传承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展开的一种形式载体，现有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法学教育过程中的研究还略显不足。譬如，研究者们所提出的有关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法学教育中的相关措施多数比较宽泛、宏大，对于实际操作缺乏更为具体的指导。
因此，本书的研究将从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些缺憾，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法学教育的大的方向下，进一步从传承红色基因这一方面入手，研究探索红色基因融入法学教育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研究论述红色基因融入法学教育的路径与模式创新，为构建法学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路径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提供更为有效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