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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是在产力（子宫收缩力为主）的推动下将胎儿及其附属物经产道排出母体的过程。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最神秘、最神奇、最有变革的事件。有人认为：出生和死亡一样，是生命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对大多数妇女来说，产程与分娩应该是正常和自然的生理过程，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医学干预和医学控制。
女性阴道分娩与产道、胎儿、产力及精神心理等因素密切相关。自然分娩是不借助或者很少借助于人工手段完成的分娩过程。任何一种或一种以上因素出现异常或相互不协调，在产程任何阶段都可能使分娩进展受阻，导致难产（或称异常分娩）。分娩过程复杂，不仅可以显著影响女性的母亲之旅，还能影响女性机体、情感与心理。
理想的待产和分娩过程需要产科医生、助产士、专科护士的高效协作：在大多数分娩（阴道分娩）中，孕产妇无相关并发症风险，过多的医疗干预可能会增加阴道分娩的难度；但是，当孕产妇突发产程进展受阻甚至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难产）时，产科医护人员须及时采取果断的医疗干预以确保母婴平安。
难产处理不当将对母儿造成严重危害，缺氧或产伤可致胎儿或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甚至死亡；孕产妇产程处理不当可导致子宫破裂、产后出血、感染甚至死亡。产科医护人员对难产的正确认识、对难产高危因素的正确评估非常重要。
20世纪50年代初，凌萝达教授在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工作期间，对疑难病例讨论中难产处理不当的教训记忆深刻，她立志从事难产研究，并对中国女性骨盆进行深入探讨。50年代末她西迁重庆，在常年的基层巡回医疗中发现，基层提供产科妇幼服务的医护人员对难产中的臀位、横位概念明确，但对头位难产认识不足。凌教授基于多年的骨盆及头位评分研究成果，于1978年首次提出“头位难产”概念，建议使用“头位难产”这一名词代表所有发生于头先露的难产。头位难产较头盆不称有更广泛的临床意义，因为头盆不称只涉及胎儿大小及骨盆大小两项因素，而头位难产是分娩四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凌教授建议使用新的难产临床分类，即根据胎先露分为头位难产、臀位难产、横位难产等。
头位难产即以头为先露的难产，该类难产往往由两项或两项以上分娩因素异常引起，这些因素互为因果，无法分割，因此临床上将发生于头先露的一组难产，统称为“头位难产”。凡头先露以难产手术（剖宫产、阴道助产）结束分娩者为头位难产，阴道助产除包括产钳术及胎头吸引术外，亦应包括徒手旋转胎头或产钳、胎吸旋转胎头后经阴道分娩者；个别头位虽勉强经阴道分娩，但因判断失误，导致死产，新生儿死亡、颅内出血、脑瘫或小儿严重智障，也应列为头位难产。
既往临床统计显示，头位难产发病率高。1980年，我国15家医疗单位曾开展协作调查，对5年内共57 002例分娩案例进行统计分析，难产例数占分娩总数的18.33%，其中头位难产占12.56%，超过难产总例数2/3，臀位（5.08%）及横位（0.69%）两者相加不足1/3。1985年，来自国内19家中心数据：在33 182例分娩中，头位难产数占分娩总数的23.98%，占难产总数的81.63%。Gifford（2000年）等报道：以剖宫产终止妊娠的头先露产妇中，其中68%是因为产程进展失败。较为遗憾的是，目前缺乏近期“头位难产”国内大样本多中心临床数据。欧美国家也无研究头位难产发生率的相关资料。2000年WHO进行了全世界多地区抽样，数据统计显示难产总体发生率在3%～6%。
20世纪50年代国内剖宫产率为1.25%～4.55%。凌教授团队报道1974—1977年国内剖宫产率上升到9.98%，其中因头盆不称所致病案数占总剖宫产数的53.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我国实行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剖宫产率持续升高。张巍等综合大量文献分析，我国1999—2009年，各地区剖宫产率在28.61%～60%波动，剖宫产指征前三位是：胎儿因素23.89%～73.13%，头盆因素12.36%～40.52%，社会因素16.81%～34%。2008—2014年，国内剖宫产率仍呈增加趋势，2014年为34.9%。各地区剖宫产率和时间变化趋势存在很大差异。
2015年后，国家生育政策调整，更加提倡促进自然分娩，但即使在导乐分娩、分娩陪伴、分娩镇痛等服务推动下，2018年全国剖宫产率仍高达36.7%。一项为期13年，涉及110万儿童的队列研究结果发现，与阴道分娩相比，剖宫产分娩可增加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多动障碍、智力障碍、交流障碍以及学习障碍的风险。虽然剖宫产可以降低产妇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的风险，但是剖宫产使儿童肥胖、哮喘的发生率增加，产妇再次妊娠时发生流产、死产和前置胎盘的风险也明显增加。WHO基于平衡健康结果和资源使用，建议剖宫产率控制在10%～15%，以降低过高的剖宫产率对母婴健康带来的风险。